最严重的警告

本文由王绍光、胡鞍钢和丁元竹执笔，周建明等人参加讨论，写于2002年。在过去几年中，文章涉及到的问题，部分已有所改变或正在改善之中，受到人们的欢迎。但也有些问题仍然存

引言：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

各种迹象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作者曾经在1999年的国情报告中就已提出严重警告，“尽管目前中国还不会发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但也不排除发生局部的突发性事件的可能性，社会不稳定又成为当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当前必须把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

1999年5月作者再次撰写了《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稳定的状况与对策》的国情报告，引用了沈致远等人的研究成果，突发性事件具有一定的共性，按照其发生机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能量积累型”，例如地震、活火山爆发，当能量积累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后突然释放出来，又如泡沫经济的虚假价值不断积累，直至突然崩溃。二是“放大型”，例如原子弹爆炸，企业倒闭而引起一系列债主相继倒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事件，一国危机引起亚洲金融危机。这两类突发性事件都有“一触即发”的特点，也有能量积累放大效应，即“能量积累越多，放大倍数越高”。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能量”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但是那里的问题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恶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最终“一触即发”。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能量积累型”的突发性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可能会转化为“放大型”事件，以至于无法控制（失控）或者系统崩溃（政府突然间垮台）。

我们进行国情研究的宗旨始终是防止出现最坏的事件和结果，即“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经》）。这是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最重要的经验与教训。就像科学家一样，我们还不能预测这些政治地震、活火山什么时候会爆发，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大致了解它们活动的地带和正在积蓄的能量。我们不是那些大胆的预言家，而是发出社会的“警世之言”，防止中国出现第二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动乱。这是本文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

要研究严重影响我国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重大挑战――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状况及其原因。这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又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是比较稳定还是不稳定？如果不稳定，主要的表现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社会不稳定会产生什么经济政治社会后果？靠经济发展能够解决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稳定问题吗？对社会包括对政府不满者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如何避免演变或推向对抗性矛盾？

　　不同人群如何看待我国社会形势：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突出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不稳定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人民群众如何看？党政干部如何看？我们发现，各类调查有惊人的共识。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据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调查，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以上都具有相当高的复选比率。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的连续六年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

党政干部也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从中央党校的调查看，地厅级党政干部对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集中在五大问题上：腐败、国有企业、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2001年党政干部认为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头号问题依然是腐败问题。这已经是连续三年位居榜首。这表明，连中高级党政干部都公开认为，目前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党政干部，他们对中国社会形势的看法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在那些重大问题上不仅很准确，而且具有很大的一致性。我们可以以如下事实来进一步说明。

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突出表现为：第一，在城市，有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人群，“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减少4807万人。这相当于一个韩国总人口。第二，农民的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4年下降（累计下降22个百分点）而大幅度损失，估计在3000亿-4000亿元，大大降低了广大农民的福利。第三，腐败已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的经济损失计算：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初步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的13.3％-16.9％；根据作者对国家各部门公布的数据将其分为10类系统性腐败，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占GDP比重的14.5％-14.9％。第四，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三是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已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根据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资料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升为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为0.49。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现象，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又相互强化。这反映了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第一，在受到先后两次世界外部冲击的不利情况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宏观稳定，低通胀，高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进，是我国经济的最好时期，但是社会矛盾冲突愈来愈大，社会公众愈来愈不满意，社会形势愈来愈不稳定；第二，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明显提高，实施防治腐败的措施最多，惩治腐败分子的力度最大，但是全社会的各类腐败特别是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腐败愈来愈严重，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全党不满意，全国人民更不满意；第三，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相当规模的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许多弱势人群愈来愈被边缘化，他们的基本生活愈来愈困难；第四，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始终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国大陆收入分配变得愈来愈不平等；第五，无论是人民的收入和家庭资产还是国家的财富都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但是人们的不安全感愈来愈明显，这包括：工作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生态不安全，文化不安全，人身不安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老百姓的心态始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睛雨表”，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晴雨表”。建国五十多年的历史特别是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的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必然引起社会不稳定。了解人心，了解民意，是实行“良治”的基础，也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有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人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意呢？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将采取什么途径或手段表达他们的不满？或者说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剧烈变革，中国日益开放时期什么人是输家，什么人又是赢家呢？

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全民“分享型”或“共享型”增长到部分“获益型”增长，从全民“非零和游戏”增长到“零和游戏”增长，从“人人受益”增长到部分人“获益型”增长。在过去二十年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不公平仅仅体现在有些社会群体所获得的收益要比其他群体大上，在过去六七年里，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游戏”：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第一次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尽管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低于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已经高于大多数东欧转型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一些亚洲邻国。在任何社会，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满的根源，严重的不平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调查结果：究竟是什么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

究竟是什么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呢？他们有多大比例呢？“谁拥护政府？谁反对政府？”这对经济转轨期保持中国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是最为重要的信息，也是我们最为关心和最需要了解的信息。

根据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0年对六个城市居民调查，对自身生活状况不满意者（包括较不满意和不满意）达到22％，即超过城市居民的五分之一，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1亿人。

在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过去三年（1999、2000、2001年）的调查中，总的来说，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变化很小。每一年都有大约5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大约4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不满意。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2亿人。

由此可知，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意者约在1亿-2亿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人口绝对规模相当多；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在7％-8％，大约在3200万-3600万人。

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经历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社会各阶层的相对收入水平急剧变动。改革与开放并不是“人人都是赢家”，尽管产生出了一大批受益者，也制造了比例较少但人数规模较大的利益受损者。

在过去两年里，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继续下降，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上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意味着平均月收入低于300元。在有些城市，这样的收入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反观年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群体，他们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几乎高于任何其他群体。

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过去4年中国城镇居民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相对差距愈拉愈大。在1996-2000年期间，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2％和1.6％，而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9.7％和9.3％。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由1996年的4.12倍和2.98倍迅速扩大为2000年的5.70倍和3.99倍。若按照过去4年的增长趋势，5年后，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扩大为8.53倍和5.74倍。我们发现，收入水平愈低，就业面愈低，下岗失业比例愈高；反之，收入水平愈高，就业面愈高，下岗失业比例愈低。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平均每户就业面最低，只有42.81％，比全国城镇平均数（53.60%）低10.79个百分点，比最高收入户水平（60.04％）低17.23个百分点。

以上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国家，如同“马太效应”。长此下去，中国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

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对他们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影响。

很显然社会的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是输家，是不满意者的主体，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赢家，是满意者的主体。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变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中，超过一半认为我国的形势是稳定的或比较稳定的。而在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的人群中，持同样看法的人要少得多。相反，这群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认为我国的形势较不稳定或不稳定。这种对稳定与否的判断是主观的，与客观形势的稳定程度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毋庸置疑，人们的主观判断可能影响客观形势。为什么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的人倾向于认为形势不稳定呢？一方面，这当然是由于他们也许看到了其他人忽略了的不稳定因素；但另一方面，很可能是由于不满意使他们暗暗期待某种变动。因此，当一个社会里相当多的人认为形势不稳定时，不稳定就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还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当被问到会采取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总的来说，我国城市居民是相当理性的。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通过正常渠道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或向新闻单位反映或诉诸法律。也有一些人会以消极方式表达不满，如发牢骚讲怪话。只有极少数人会采取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如聚众游行请愿，或罢工罢课。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采取激烈手段表达自己；二是，在2001年，倾向使用激烈手段表达自己的人在比重上翻了一番，既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也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这两点都不是什么好征兆。

对生活状况不满意者很容易成为对党和政府及其政策的不满者。尽管相当多数不满意者的人均收入或其他收益的绝对数（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在相对下降，自尊感受到相对的压制。如果现实生活中，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护，或者受损的利益（如下岗和失业）不能得到必要的补偿，就会对领导人的公开的“政治承诺”产生怀疑，进而产生政治不满。

对生活状况不满意者不仅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体，而且是人民内部的弱势群体。

结论与讨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在过去二十四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尤其是1997年以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里，我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虽然面临种种不利因素，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下来。但就是在宏观经济稳定，GDP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目前我国各类不稳定因素却在大幅度增加，例如过去五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年平均增长30%以上，几乎每三年翻一番。又如，1996年底我国传统民政“三无人员”只有50万人，到1997年底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简称低保对象）达到89.2万人；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到2002年1月底，全国享受低保的人数达到1235万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倍，其中90％以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全国没有纳入低保范畴的仍有约500万人。2002年1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1997年底的近14倍。这些社会指标增长率都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

一个十分流行的主流派的观点是“发展万能论”，主张“靠发展解决一切问题”。这里的“发展”实际上是“增长”，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发展观相差甚远，是典型的“增长至上论”。很明显，希望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社会不稳定问题既不现实，又不会达到社会稳定的目标，正如上述所言，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是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正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加。

为什么我国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安全感、人心稳定和社会稳定呢？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则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不幸的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像是“无就业增长”（不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不公平增长”。结果，下岗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各个阶级分化。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政府的“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这种分化，而没能抑制这种分化的形成和扩大。无论是对经济体制的选择，还是对发展策略的选择，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默认甚至鼓励了阶级分化。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我们增长模式的时候了。否则，阶级分化只会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那时候才认识到公正的重要性便为时晚矣。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社会公正，企图用其他方式实现长治久安无异于缘木求鱼。

另外，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维尔就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依他的观察，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法国革命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后来，研究革命和动荡的学者把与托克维尔类似的观点称之为“倒J”假设。他们找到了很多证明“倒J”假设正确的证据。近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事似乎也印证了“倒J”假设。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十分不利。依靠广大的内部市场，我国经济应该能够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天有不测风云，凡事需做最坏打算，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万一经济增长大幅放缓，而不公正问题依然严重，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事完全有可能在中国重演。

不能简单地用加速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我们的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的势头现在已不仅仅是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对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摘自《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书店2007年9月版，定价：42.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