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变高考的深层困境
一年一度的硕士生报考又开始了。哪些学校的大学生是考研的主力呢？《中国青年报》近日的一篇报道说，如今北京、上海
作为在研究生教育第一线工作的教师，我读了这篇报道以后深有同感。那些考研基地出身的研究生们，除了笔试成绩比较理想之外，在面试及以后的学习之中，大多在知识训练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且对专业缺乏起码的兴趣和热情。他们像许多出国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只是抱着一个移民的美丽梦想，通过读研这一敲门砖，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说实话，我对这些来自底层的考生本人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他们像当年路遥的著名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一样，除了离开封闭的农村和内地，到生气勃勃的大城市生活，还有什么更多的幸福之路？如今的中国，由于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已经成为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日前与在美国任教的著名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聊天，他分析说：在美国，社会也有分层，但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中国这个等级社会里面，在底层生活，往往缺乏为人的尊严，唯有想办法挤进上层。而成为都市人，又是进入上层的第一步。于是，底层社会的莘莘学子们，纷纷踏上考研一条路，拼命往这个等级制社会的高处流动，以获得为人的起码尊严。
考研对他们来说，几乎成为人生成败在此一举的生死抉择，竞争中的公平问题便分外突出。按照理想的研究生招生模式，应该像欧美那样，导师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以便按照各个专业的学术标准取人。然而，由于目前中国的大学缺乏与此相适应的制度，而学院精英们的专业自律和职业道德水平也得不到社会的信任。为了实现考研中的公平竞争，那个全国划一的应试模式便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随着考研人数的激增和按照总分高低这一应试原则录取，竞争的惨烈有日益强化之势。虽然这几年增加了面试一关，但由于在总分数中权重很低，基本无法改变应试的基本格局。考研变高考，地方性大学成考研基地，某些地区性师范学院，被誉为专攻考研之学的“新东方”，便不甚奇怪了。
耗费了大量纳税人资源的研究生教育，本来是为培养专业研究和应用性人才，如今却像高考一样，承担了额外的非学术性使命。当研究生教育蜕变为本科教育的补课，其深层的社会学的意义无异是一种城市对乡村、沿海对内地的赎罪。这样的赎罪周而复始，无休无止，它通过制度化的周期性选拔，给底层精英一个向上流动的空间和机会，从而缓和了城乡的阶层冲突。不过，当基层的地方性院校纷纷成为大都市名校的考研基地的时候，乡村对城市、内地对沿海的依附性关系不仅没有弱化，反而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更加巩固。
地方院校也好，众多考生也好，只要考研没有成功，就永远地埋没在等级社会的底层。众多学生在考研基地所学到的，只是一样本领，就是类似在“新东方”学的那套TOEFL、GRE敲门术，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它所戕害的，不仅是广大的基础教育，而且也是高端的学术研究。
就像大家呼吁了多少年的改变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如今反而愈演愈烈一样，只要中国的城乡等级关系不改变，只要国家对教育的投资继续向少数名校倾斜，这类考研变高考、高校成考研基地的现象，将有进一步弥漫的趋势，我已经在杞人忧天：再这样搞下去，特别是硕士点遍地开花的时候，是不是该轮到考博变高考、研究生教育也一并应试化了？
不合理的应试教育为什么被合理化了？
那些考研基地出身的研究生们，从他们的素质而言，都是聪明的人才，但四年的本科应试教育，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活活糟蹋成了考研机器，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究竟是谁之罪？
大家都公认，这一切完全是由不合理的应试制度造成的。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家长、学生、老师，还是学校、教育管理部门，大家都批评和痛恨应试教育，为什么这几年应试教育不仅没有弱化，反而被变本加厉地再生产出来？一种人人都认为不合理的制度，为什么能够存在下去，并且在继续蔓延？
一个等级社会，需要一个大家认可的、形式合理的筛选制度，以保证这个社会的底层精英们有机会往上流动，让他们看到希望，不至于沦落为社会的边缘人，流落江湖铤而走险。这一建制化的设置，在传统中国，是科举制度，在今天就是以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乃至各类升等考试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应试教育网络。当年多少人感叹科举制毁灭人才，但依然维持了一千二百年。如今人人明白应试制度有弊病，但在目前腐败严重的社会里，却是众多选拔制度中，唯一的形式合理、比较公平的竞争方式。
不过，这一形式公平的应试教育，在实质上是极其不合理的，如果说，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大多数精英封闭在圣贤的思想中，缺乏创新能力，最终使得中国落后于欧洲的话，那么，如今这一新的应试制度，同样在摧残人才、摧残中国人的智慧，并将进一步拉大中国与世界在知识创新能力上的差距。这是在一个等级社会中，为了形式上的公平所付出的实质性代价，为了等级社会的制度性稳定而不惜摧残个人的自我创新。
以城市和沿海为中心、农村和内地为依附的等级性社会，在学历认同上是通过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等级性文凭体制所安排的，在这样的体制中，地方高校缺乏自身的价值，缺乏自主性，成为依附于重点高校的升学预备学校。而在美国，许多州一级的大学、学院，乃至社区学院，具有与哈佛、斯坦福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和人生追求，学生们不必非通过升入长春藤名校，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但在中国，不仅国家重点与地方高校存在着等级性网络，而且将这一等级性关系放大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中，不少考入国内顶尖名校的学生，大学四年将目标定位在出国，专攻托福、GRE这类洋应试工具，而对专业知识不甚了了，我在国外，不止一次地听到教授们对某些中国留学生的抱怨。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在教育建制，还是在人们的社会心理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等级性教育网络，地方院校-211高校-重点大学-985高校一欧美大学，这一金字塔形的结构形成了诱惑学生们往上爬的阶梯。越往上走，越能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过人上人的生活，并拥有为人的尊严。于是，千军万马考研、考托福，应试教育遍地开花，“新东方”与“考研基地”比翼齐飞。地方院校与重点高校之间，重点高校与欧美大学之间，不同学科和专业之间，形成了可换算为未来实质性受益的等级性关系。这样的等级性关系，不仅通过国家对高校投资的不平等关系体现出来，而且也通过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和商界的高校排名，一般学生的高考、考研、考托福等日常应试实践中得以建制化和日常生活化。
让我真正忧虑的，是高等教育沙漠化的来临。假如不改变应试教育，中国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博士，迟早会被应试的沙漠完全吞噬，然而，倒过来说，只要等级社会一天不改变，在社会公平的压力之下，应试又有其形式合理的存在理由，并成为支配和继续再生产社会等级关系的强大杠杆。
某校美术类高考考场
高考制度：迫不得已的荒谬？
最近，香港大学在内地招生中拒绝多名高考状元的新闻，在舆论界引起很大的轰动。港大的理由很明确：这些状元，属于“高分低能”，面试成绩不及格。港大对申请人的考量，要全面考虑其英语的应用能力、学习潜质，是否适应香港生活以及对香港是否有贡献，若是只求来港读书，完全不打算参加课外活动的“书呆子”，则不会收录。
港大并非标新立异，这不过是国际一流大学录取新生的普遍原则而已。大学培养的不是只会考试的应试机器，而是有创造和适应能力、素质全面、热心公益的各界精英。这样的培养目标，内地大学虽然原则上也同意，素质教育也嚷嚷了多少年，但从来是雷声大、雨点小，在高考制度上迟迟不见任何改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乃在于当今中国的高考，如同传统中国的科举一样，不仅是选拔人才，而且是社会流动最核心的制度性管道之一。中国近20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失衡，地区与地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社会流动的匮乏。只要底层精英还有向上流动的指望，还有某个比较公平的制度作为出人头地的保证，这个社会还不至于崩溃。高考制度作为当代新科举，就承担了这一社会缓冲阀的功能。年轻学子们可以出身贫寒，可以没有关系背景，但只要你是一个读书的种子，就有希望咸鱼翻身，跳出龙门。
高考制度是目前中国仅有的几个基本剔除了人为因素的刚性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当然地区差异依然很大），考生的所有素质都被化约为应试教育中那些可量化、可比较的直观数字。尽管社会各界都明白“唯分取人”未必合理，但一般老百姓不这么想，他们要的是公正，要的是与上流社会同样的权利，这些年围绕着高考的争论，社会舆论关心的焦点不是考试和招生方式是否合理，而是是否真正实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如何将权力、金钱和地区差异的因素排除出去。
就形式化和非人格化而言，如今的高考比当年的科举还厉害，科举是否录取，还取决于考官的个人口味，但如今的高考却将考生和考官的人格和个性因素降到最低，完全成为一场机器式的功能性博弈。唯有这样，老百姓才感到放心。如今的中国社会，大家对人空前地不信任，他们只相信程序，特别是像高考这样的刚性程序，即所谓的程序合理性。这也难怪，这些年人们听到了太多的教育腐败的负面例子，教授的信誉全面破产，学院精英与商业精英、权力精英一样，被社会舆论列入到腐败的黑名单中，属于不可信任的群体。尽管搞腐败的在学院中只是少数，但一颗老鼠屎可以坏掉一锅粥。大家可以相信哈佛，相信港大，却不敢相信北大、清华，更不敢相信一般大学的教授。这正是高考改革的瓶颈所在。
中国的高考，是一个荒谬的制度。不仅是选拔方式上的荒谬，而且是人才本身的荒谬。在应试教育的指引下，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被熏陶为一架考试机器。可以缺乏个性，可以性格幽闭，可以知识狭窄，可以口是心非，可以没有公益精神，可以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但只要学会一样本领：应试，便一好百好，一俊遮百丑。有什么样的考试，便有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人才，便有什么样的国家。中国之未来。不能不令人担忧。
不过，这似乎又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荒谬制度。刚性的高考制度，虽然损害了国家未来的公共利益，却能保障底层精英的个人利益，保证他们在形式公平的规则下，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向上流动。高考，成为芸芸众生们在不理想的社会中，实现个人梦想、希望和幸福的康庄大道。它是荒谬的，又是合理的；它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地狱，又是天堂，它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
什么样的学生才是“哈佛女孩”？
一个在400名学生中成绩只能排在百位的重点中学应届毕业生，能够考进什么大学？清华、北大？还是复旦、南大？好心人一定会对她说：假如能够进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就是你的造化了。
但你相信吗？这位上海复旦附中的汤玫捷同学，在圣诞节前夕，收到的是哈佛大学的本科录取通知书，以及每年4.5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这样的提前录取荣誉，中国只有一个，亚洲也只有两个，它意味着，哈佛这所全球顶尖名校，视她为最符合哈佛精神、最需要提前抢到手的优异学生。
偏偏这位被哈佛视为宝贝的学生，学校对她的评价是：“她不是我们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她从来没有在各类数理化竞赛中摘金夺银，甚至连奥数课都没有上过。那么，哈佛看中她的是什么呢？
还是先来看看哈佛入学的申请表吧。除了我们熟悉的考试成绩之外，还有一大堆学术背景、社会工作、兴趣爱好、老师推荐信，外加两篇小论文。汤玫捷担任过学校的学生会主席、辩论队成员，还作为交换学生，到美国著名私校西德威尔中学修学过一年。甚至在那里，也被好表现的美国学生称赞为“学生领袖型的人才”。
哈佛不需要只会考试的应试机器，入其法眼的，是那样一些学生：有鲜明的个性；有学术精神；有领导能力。哈佛所培养的，是国家未来的精英，是在政治、法律、金融、管理和学术各个领域的顶尖精英。哈佛重视的是一个年轻人的综合素质，从知识的适应能力到创造精神，从博雅文化到领袖气质。哈佛的精神也是美国人的精神。
反观中国的高考，我们是什么样的选才标准？除了分数，还是分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于是，那条通往大学的应试小道，犹如一条标准的流水线，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性别、个性、兴趣和才华，经过数十年的应试规训，统统改变为同一个模式型塑出来的标准产品：擅长适应，拙于创造，长于技术、缺乏想象，表面顺从、内心分裂……
教育所培养的，不仅是普通国民的生活技能，也是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如今我们这套应试教育，只适应一般人的技术培训，而非创造性人才之摇篮。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是中国的福音，也是中国的悲哀。因为我们只是制造业大国，尚非科技大国，制造业只需要规范的技术，而科学和发明却需要创造性想象。我们的应试教育，虽然可以生产出一流的技术人才，却无从培养出真正的科学精神，无法造就创造未来的天才。
有什么样的教育，也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哈佛注重的是未来大政治家的培养，而我们的应试教育却只能培养小心翼翼的官僚阶层。政治家与官僚，就像企业家与管理人员一样，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层面，具有不同的精神素质。官僚与管理阶层，只会遵从现成的技术规范和法令体系，他们维护的是现实秩序的稳定，而大政治家就像真正的企业家一样，要有政治的创新精神，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说，具有三种禀赋：认定自己的价值目标以及对此的生命关切和献身精神；由价值关切所产生的现实使命感和责任伦理；对现实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洞察能力。大政治家的内在禀赋，与其说来自成年以后的政治实践，不如说早在学生时代就埋下了种子。
比较哈佛的录取标准与我国的高考制度，我们才会知道，什么才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大学普及率，也不是研究生数量，更不是教育经费之多寡，而是比这些更重要的选才标准。
（摘自《回归公共空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19.00元。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