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康有为一直没什么太好的印象，说来可笑，这反感首先来源一种妒忌，大约自己比较笨，总觉得喜欢自我吹嘘的人总有问题。读康有为的东西，老想着他是在吹牛，翻开中国近代的历史，像他这么感
康有为被称为“康圣人”，这又是我不喜欢的一个原因，因为圣人不是普通人，没有人情味。他是天生的教主，一言一行，都和他的书法一样，流露出强悍的霸气。我始终想不太明白，光绪皇帝如何就轻信了他的蛊惑，读谭嗣同的《仁学》，读康有为的《大同书》，总觉得是年轻的皇帝上了文人的当。站在大清朝的角度上，康梁一党，不仅要杀，而且要斩草除根。光绪当皇帝毕竟嫩了一些，虽然《仁学》和《大同书》都是戊戌之后才出笼，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显然是早已形成。谭嗣同的变法，迟早一天是连皇帝的脑袋也要砍的，因为他赞美法国大革命，“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康有为表面上温和，开口皇上闭口忠君，他的《大同书》更让人口瞪目呆，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说到乃师的哲学思想：
先生者，天禀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学相暗合，得不理想界之人杰哉？
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源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
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成立，梁启超这篇介绍文字，写于一九○一年，此共产当然不等于彼共产，但是就其宣扬的一些东西来看，如“土地归公”，“男女平等，结婚离婚自由，严禁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教育平等”，“遗产一半归公”，设“养老院”，“育婴之事，必由公局，父母不得与闻”，还真有些共产主义色彩。对于大清朝来说，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无疑异端邪说，光绪皇帝会糊涂一时，不可能糊涂一世。康有为显然是阴谋家，早就有几步走的如意算盘，可惜历史有自己的逻辑，并不按照他的想法发展，戊戌变法是第一步，这一步刚跨出去，就输得一塌糊涂。人们谈起这一段往事，喜欢把过错推到袁世凯身上，好像袁当时只要站在维新党人一边，变法便可能成功，中国的前途于是会另一副模样。这是过于天真的想法，在一个有着古老封建传统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
康有为的幸运，在于只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头，他许诺了一大堆根本就实现不了的理想，真放开手来让他做，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糟糕局面。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因为失败，倒给人留下了一个壮志未酬的好印象。当时的有识之士，深感大清朝的溃败，为了国富民强，在是否要改革这一点上，都站在他一边。站在一边不等于完全认同，大家不过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想到达的目的地却风马牛不相及。陈寅恪的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就是因为赞成维新党被革职查办，永不叙用，而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和康有为并不完全一路，都觉得康有为“心术不够纯正”，因此“难当大任”，他们心目中能够胜任领导改革的人物是张之洞。另一位曾经当过清朝两任军机大臣的翁同，也是赞成变法的帝党人物，他在日记中就直截了当地说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并且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光绪皇帝。
戊戌变法的草草收场，使得隐藏在改革派内部的种种矛盾尚未展开，就烟消云散。不仅如此，康有为自身的严重矛盾，也被有效地藏匿起来。一九二七年，康有为七十岁寿辰，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给他老人家送了一块匾去，同时还送了一柄玉如意，他竟然激动得“喜舞忭蹈”，一时“感极，以喜以伤”，感恩戴德地给皇上回了一封信。这真是一场闹剧，他隆重其事，不过是标榜自己一贯的忠君思想。明明是大清朝的罪人，却非要煞有介事地做戏，而这罪人的定评恰恰是他存在的意义。在给溥仪的信中，康有为借歌颂光绪皇帝，趁机为自己摆功：
先帝扫二千年之积弊，政厉雷霆；顺四万万之人心。令如流水。书朝上而电夕下，国虽旧而命维新，百日变政，万汇昭苏，举国更始以改观，外人动色而悚听。
百日维新是康有为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经过了辛亥革命，袁氏复辟，五四运动，在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前夕，康有为不仅被人淡忘，而且一旦提起，必作为革命的对立面痛加嘲讽。此时的溥仪也已被冯玉祥撵出故宫，躲在天津的租界做寓公，潦倒对失势，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使到了这一步，康有为仍然不改喜欢说大话的老毛病。其实他的政治理想，自始至终没有变过，说穿了就是虚君共和，大家对他的保皇思想，曾经痛加指责，很少有人能真正静下心来，想一想“虚君共和”究竟好不好。康有为的忠君从来就是演戏，他忠的只是一个傀儡，忠是假像，虚才是实。他所希望的社会，是英国似的君主立宪，因为在他的青年时代，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的那种强大帝国的宏伟理想，很容易打动和迷惑住年轻幼稚的光绪皇帝，但是无论康有为怎么美化，光绪终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儿皇帝。从听话当木偶这一点上，康有为选对了人，事实上光绪皇帝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听老佛爷的话，或者听康有为的，他既不是康熙和乾隆，更不是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指望他成不了事。
康有为变法的最终目的，还是推翻封建社会，他不过是想给封建帝王一个体面的退步。封建帝王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个必然的大趋势，顺者昌逆者亡，康有为作为一个书呆子，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更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并且不计后果身体力行。在他的变法方案里，曾有一个秘密的迁都计划，在他看来，北京实在是太保守，“旗人环拥，旧党弥塞，下至市侩吏胥，中则琐例繁札，种种皆亡国之具”，“非迁都避之无易种新邑，不能维新也”，因此光绪皇帝只要带一些人，逃到上海去，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解决。他提出要“改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主张越来越激烈，难怪旧党会觉得他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在毁大清朝的根基，而光绪皇帝在他的指挥下，也越来越手足无措。
民国以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内乱，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康有为因此更坚信自己的立宪思想，最符合中国国情。在他看来，有个傀儡皇帝放在那里，大家将因此断了独裁的梦想，再也用不着为最高权力争来夺去。这当然又是他的一厢情愿，因为只要有独裁的土壤，当皇帝可以搞独裁，不当皇帝也一样可以独裁。康有为编过一本书，标题骇人听闻，叫《不幸而言中不听则亡国》，他是局外人，说什么也没用。张勋复辟，他跟着起哄，因此遭到临时大总统冯国璋的通缉。见惯了风风雨雨的康有为大怒，通电天下，以一连串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复辟之事，贼喊捉贼的冯国璋乃是真正的主谋。这一招击中要害，所谓通缉便不了了之。把过错往文化人身上一推了事，这是统治者的惯用伎俩，袁世凯称帝出丑以后，玩的就是这一手，但是遇到倚老卖老的康有为，横竖不吃这一套，北洋军阀拿他老人家也没办法。
（摘自《陈旧人物》，上海书店2007年4月版，定价：1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