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6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2003年10月6日晚，往常披着金纱的艾菲尔铁塔突然从上到下裹上了鲜红的大袍，红光四射，染红
2004年10月9日晚，在中国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的正南边，正阳楼变成了红、白、蓝三种颜色，好似披上了一面巨型法国国旗，法国文化年正式开幕。雅尼音乐会、戴高乐生平展、法国印象派画展……各种文化活动接踵而来，令人目不暇接。北京充满了浓浓的“法国味儿”，中国被法国文化的魅力吸引住了，也从这些文化活动中看到了法国人的创新精神，受到了启迪。
中国和外国互搞文化年，这是第一次。但为什么是法国，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中法互搞文化年的主意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希拉克提出搞“大”文化年
2000年10月，希拉克总统访华时，向江泽民主席提出了互搞文化年的建议。江泽民主席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立即表示同意。两国元首达成协议：2003年，中国在法国搞文化年；2004年，法国在中国搞文化年。
此后，希拉克一直关心着中法文化年的筹备工作。最初筹备工作进展缓慢，缺乏生气，希拉克亲自点将，让他的文化顾问泰拉・诺瓦加盟，加强领导班子。泰拉・诺瓦提出，中国在法国的文化年应突出三点：古老的中国，多彩的中国，现代的中国。这三点完全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
希拉克还提出，文化是个大概念，不是搞几场文艺演出或文艺展览，要包括科技、教育等领域，也要发动地方的积极性，不仅在首都搞，在地方也要搞。可以称作“中国年”，“法国年”。他的想法赢得了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中国、法国文化年都取得了圆满成功。
只有热爱并懂得文化的重要性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创意，这样的点子。希拉克一贯主张文化多样化，对美国大片泛滥、美国生活方式的传播十分警惕，担忧各国独有的民族文化会因此而衰弱、消亡。和所有的法国人一样，希拉克为法兰西文化感到骄傲，但并不排斥其他文化。在他的倡议下，巴黎塞纳河畔建起了一座风格独特的非洲博物馆。
希拉克喜欢东方文化，尤其痴迷于中国文化，不仅对青铜器研究颇深，还对李白情有独钟。他亲口告诉我们，他正在编写一本关于李白的电影脚本。李岚清副总理访问法国时，希拉克提出，想了解中青年学者对李白的看法。李副总理回国后，立即托人把北京大学等高校四位大学的青年学者的论文和法语译文送到我驻法使馆。当时正好有一场授勋活动，我应邀参加，将论文交到了希拉克的手上。他拿到装着论文的大信封，第一句话就问：“有法语译文吗？”我回答说：“中法文都有。”他高兴地笑了，说：“了解当今青年学者的观点很重要。”
所以，由希拉克提出中法互搞文化年的主张，再自然不过。
“开小差”研究中国青铜器
希拉克从小就喜欢中国文化，这同他的启蒙老师有很大关系。这位白发苍苍的俄罗斯家庭教师懂得十几国语言，酷爱东方文化，经常带着才十几岁的小希拉克到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那里陈列着中国、日本、印度等国的文物。老师的讲解和眼前各种神奇的艺术品，使希拉克心驰神往。他乘着想象的翅膀飞到了中国，飞到了日本，飞回了久远的年代。他思考着为什么铜器是青灰色，考古学家怎么测定这是哪个年代的器物？他越看越想了解这些文物后面的故事。
希拉克上中学时，家搬到了吉美博物馆附近。这给他去博物馆提供了方便。一放学，他就背着书包到那里去，站在各种文物前左看右看。博物馆的管理员看这位男孩如此着迷，常常热心地走过来解答孩子的问题。希拉克尤其喜欢中国的青铜器。青铜器上的图像各异，它们都代表什么？希拉克想弄明白。吉美博物馆成了他最爱去的地方，有时为了去博物馆参观，还旷过课。青铜器成了他的终身爱好。
希拉克在年轻时就从政，而且十分投入。不管是在财政部当一名官员，还是后来成为巴黎市长，甚至在1995年当选为法国总统后，他对青铜器的热情丝毫未减。一位大国的总统，日理万机，怎么会有时间去研究青铜器呢？有一次我向希拉克夫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告诉我，希拉克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每晚睡觉前必定要读关于中国考古的杂志。
其实，何止是睡觉前读呢！2002年7月，希拉克出席北约首脑会议，大概因有的发言内容比较重复，他索性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书读起来。会议厅楼上的记者厢里，一位法国记者发现总统在“开小差”，眼疾手快，立即用长镜头拍下，在法国报纸上登了出来，标题是“总统忙里偷闲，研究中国青铜器”。照片上的希拉克低着头，全神贯注地在看一本书。
类似的“开小差”事件时有发生。他的顾问曾告诉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希拉克趴在桌上边听发言，边认真地在一张纸上写着。顾问以为总统在记发言要点。没料到，过了一会儿，希拉克转过身来，递给他一张纸，说：“请帮我核对一下。”顾问一看，大吃一惊，总统哪是在记笔记，他默写下了全部中国朝代纪年表！顾问自知才学疏浅，无法核对，便一个电话打到巴黎，找到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核对，居然全部正确，希拉克得了满分！
义务讲解员
希拉克对青铜器的知识达到了专业水平。他参观中国出土文物展时，基本上不需要讲解。他与有关中国专家的关系，像同行似朋友，一边看，一边交换心得。对于陪他前往参观的人，包括他的夫人，他都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解，而真正的讲解员却“失业”了。
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是青铜器专家，与希拉克交上了朋友。1997年希拉克参观上海博物馆，原定参观一小时，结果他逗留了一个半小时。法国礼宾司长不断提醒他，该去机场了。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与马馆长讨论青铜器问题。法国总统的专机在机场多等了半个多小时。
作为国家元首，希拉克只见重要的外国客人，而青铜器专家马承源馆长是个例外。每次到巴黎，只要希拉克有空，肯定要见他，有时同他共进早餐。这时希拉克就会提出各种问题向马馆长请教。两人讨论青铜器，谈得十分投机。有一次，马馆长把他编写的一套青铜器书籍送给希拉克，希拉克爱不释手，书是用中文写的，但他还是一页一页地翻看。当他翻到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时，抬头问马馆长：“这是二里头二期还是三期的青铜器？”马馆长惊呆了，如此专业的问题，只有考古学家才能问得出来。二里头的青铜器，埋的土层有深有浅，形体也有差别，从中可看出不同的年代。一位外国总统居然对中国青铜器有如此之深的研究，怎能不令人吃惊。后来马馆长去世，希拉克还专门发了唁电，足见他对马馆长的尊重。
1999年希拉克参观编钟
1999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希拉克夫妇为此做了精心安排。希拉克知道江主席也喜欢文化，所以在国宴的安排上突出了中国文化。他曾对我们说：“欢迎江主席的宴会要与众不同。”在宴会厅旁边，布置了一个小小的中国艺术品展览，有一尊中国辽金时期的罗汉，还从塞努奇博物馆借来了镇馆之宝――中国青铜器“虎卣”（一种盛酒的器具）。听说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两只“虎卣”，一只在巴黎，另一只在东京。这两件文物是展览的“亮点”，因为在中国是看不到的。希拉克陪着江主席在展品中间转来转去，兴致勃勃地向江主席讲解这些展品的艺术价值。这时的希拉克活像一位博学的博物馆馆长或考古学家，谈起青铜器来眉飞色舞，忘了时间。法国礼宾司长在一旁干着急，出席宴会的法国部长们也只好面带宽容的微笑跟着他们的总统在展品中转悠。
“班门弄斧”，同中国人辩论中国历史问题
希拉克对中国历史了解之深，使他十分自信，敢同中国人辩论有关中国历史的问题。
2000年10月，希拉克访问中国，先到扬州。这是希拉克多年的愿望。他知道江主席的家乡是扬州，还知道江主席是一个文化底蕴很深的中国领导人。他常说：“我和江主席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我们都喜欢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但希拉克访问时，是10月下旬，扬州的秋季。总统专机抵达南京禄口机场时，正下着滂沱大雨，高速公路上烟雨。车队穿过扬州街道时，扬州居民几乎是倾城出动，冒雨等待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正如法国报刊所评论，希拉克性格热情，此时看到这么多人冒雨欢迎他，深为感动。他打开车窗，伸出胳膊向群众招手，整个袖子都淋湿了。
一到宾馆，希拉克换了衣服就去见江主席，进行小范围的会谈。当天晚上，江主席设宴招待希拉克，并安排演出了扬州道情等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
席间希拉克提出要看大运河，由此引起了对隋朝兴衰的议论。中方有人问：“隋朝有几个皇帝？”一位同志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两个，隋文帝、隋炀帝。”希拉克听了，立即胸有成竹地纠正说：“不，是三个。”那同志不服气，坚持说：“是两个。”希拉克寸步不让，重复了一遍：“不，是三个。最后一个是恭帝，在位时间是617到618年，李渊是摄政王。”“李渊”两字发音还很准确。这时江主席插话了：“不用争了，我看我们在座的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希拉克总统。”
第二天早上，江主席与希拉克在国宾馆的茶室共进早餐。宾主双方一边品尝扬州点心，一边轻松地交谈着。江主席对希拉克说：“昨天晚上我回去查了一下，您说对了，隋朝是有三个皇帝，第三个是恭帝……”希拉克啜一口清茶，得意地说：“当然是我对了。”他的语气容不得丝毫怀疑。
希拉克“班门弄斧”，这次胜了“鲁班”一着。
（摘自《别样风雨》，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3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