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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2008-01-01 14:45:00 来源:书摘 雷颐  我有话说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中国科学、文化研究的最高机构,其院长当然应为学者,而不能是与学术无关的纯官员;但作为行政领导,又不能是不问世事、不通政治、没有组织能力、不获政府信任的纯学者。能否产生出一位既是学者又是政治人物的院长,关键在于院长的产生程序,所以当时规定,中研院院长的产生应由中央研究院的评

议会投票推荐三位候选人,再由国民政府从中遴选任命。评议会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由学者组成,但只有院长的推选权而无任命权;政府有任命权,但只能在学者们推选出的候选人中作出选择,而不能为所欲为。这种程序的设计,即着眼于学术与政治的平衡对立、互相制约,学术与政治谁都不能完全由自己“说了算”。中研院的首任院长蔡元培,确是当之无愧的不二人选,因此毫无争议当选。但1940年3月初,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补选继任院长之事便提上日程,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透过这场风波,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学术与政治间的博弈。

胡适、翁文灏、朱家骅是当时在学界呼声最高的三人,因为他们既是著名学者,又与政治有相当渊源。三人中又以胡适声望最高,周炳琳、陈源、陈寅恪、傅斯年等著名学者都公开表态支持胡适,都认为最适当的人选当然是胡适,有人甚至表示自己专程赶到陪都重庆只为投胡适一票。不过,学者们马上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原来,胡适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年底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为中国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迫切需要在美较有影响的胡适促使美国改变对中日两国的中立态度,寻求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此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美国仍未参战,学者们意识到胡适在美身负民族、国家重任,从这一点来看,又不应让他回国担任中研院院长。使问题复杂化的另一个因素是,驻美大使无疑是肥差,以贪渎出名的孔祥熙一直想将此职纳入自己囊中,此时他悄悄活动,力主将胡适调回出任中研院院长,由他的亲信颜惠庆继任驻美大使。孔氏一家原本就声名狼藉,此消息传出,学者更加反感。这样,许多学者本来极盼胡适归来出任院长一职,此时又念及胡适在美重任,更不想让驻美大使一职为孔氏染指,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投这手中一票。

就在大家左右为难之际,“总裁”蒋介石投票前突然亲自下一条子,明确要大家“举顾孟馀出来”。顾孟馀早年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经济系主任兼教务长,1925年年底任广东中山大学校长,后加入国民党;在20年代后期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常委等职,30年代曾任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等要职。他与汪精卫交往很深,是汪精卫反对蒋介石的“改组派”骨干。但1938年年底汪精卫投敌叛变后,顾孟馀力劝无效,表示坚决不参加汪精卫组织的伪政府,由香港返回重庆,与之分道扬镳;回到重庆后一直投闲散置,没有合适位置安排。这次中研院院长出缺,蒋介石想让他出任院长,一则因其曾任北大经济系主任、中山大学校长等职,并非不通学术;而中研院院长又非中枢要职,正好安排以前的“政敌”,表现自己的宽宏大量。

蒋介石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院长人选,却破坏了规则,引起学者强烈反弹,一时群情激奋,认为此举破坏了学术自由与独立。在投票前夕的聚餐上,陈寅恪大讲学术自由的意义,并说“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席间当即进行了民意测验性的非正式投票,结果翁文灏得二十三票,胡适得二十二票,朱家骅得十九票。此事立即为蒋介石所知,他大为不满地说:“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报让他回来吧!”评议会于3月22日正式开幕,第二天进行院长候补人的正式选举。到会评议员以无记名方式推举三名院长候补人,结果翁文灏与朱家骅各二十四票,胡适二十票,李四光六票,王世杰四票,顾孟馀一票。一些学者怕胡适当选而离驻美大使之任,故意不投他的票,但他仍得如此多票,足见其威望之高,而顾孟馀仅得一票则是学者们用选票对蒋介石干预学术、破坏学术自由的抗议。按照有关规定,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前三人具名呈报国民政府。由于此事牵涉各方矛盾,蒋介石在这三人中经过半年之久的踌躇,最终于9月才圈定朱家骅。

在这场风波中,学者敢于坚持原则,当政者最终也尊重“游戏规则”,大致保持了学术与政治间的平衡。可以说,这种平衡的取得是学者与当政者双方博弈的结果。但在现实中,相对于当政者,学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学术与政治二者之间若要保持平衡,学者的争取固不可少,当政者对“游戏规则”、对学术、对学者的争取则无疑更显珍贵。

(摘自《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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