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就是力量”对于道家世界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需要提出像古埃及神庙门楣上那样的警世戒语：“只寻求知识权力者必受诅咒！”
对于道家来说，知识从来不是一种权力机构，也不是寻求功名利禄的工具，道家所追求的主要是内悟，而内悟是不能经由知识的贪婪而达到的，也不能经由对此事彼
若有很多人同时追寻这种内悟，那么世界就会改变：对掌权之术驭民知识的追逐，就会变成对内悟的追求。
道家的理想出于自然、基于自然，只有通过自然才能发现自己找到自己。通过如此彻悟自然，从中发现“良性可能”。通过自然，通过自身的自然化，可以达到人类普遍之爱，即宁静、平和、自由、开放。人不会疲于奔命，不会精疲力竭。很明显，道家之途是正确的。这是不以取得什么结果为目标的。
针对这种学说，这种人生观，有人可以提出重大严肃的反驳。这里我们且只讨论其中某些重大反驳。
例如，我们可以指出，人类可以通过知识而成功获得对付所有严重危险的方法手段，可以对付瘟疫如黑死病、天花和肺结核等灾难性的疾病。这是千真万确的。但要记住，这只是真实的一面。而另一面是，这些疾病的产生是和人类居住拥挤及卫生恶劣有直接关系的，是因为过分的城市建设和群体繁殖。而道家在此意义上早有预见，他们反对儒家人为地把社会系统化，反对城市建设的规划，因为其意义不过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道家在其最纯粹意义上其实是一种乡村哲学，其出发点是和平宁静地生活，以万物可重新利用为基础。它是建立在人应该分散居住、依泽依山依田而居的理想上，是与风与海为伴。道家是强调户外生活的人，而不闭居室内与自然隔绝。道家艺术家都求居山林，自由自在浪迹天涯。他们搭建简陋的茅屋居住，而时刻准备进入自然创作艺术作品。道家就是一种为农民和艺术家所用的学问，是露天旷野中自由自在地思想和感觉。
我们欧洲的文学史说，艺术发现自然是17世纪的事情，如果我们更仔细研究这时候的文学，恐怕这个阶段连真正的自然都没有。而在中国艺术中从来不是如此。他们的艺术理想一向是讲究空灵、简朴、自由自在。艺术产生于乡野，虽然有时候也会产生在离统治者的宫殿很近的地方，产生在庙堂之上。这涉及所有具备很高价值的中国艺术，包括陶瓷烧制艺术。在瓷都景德镇，聚集了不计其数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极少到城区之外去，而终日守候于城里三百多座瓷窑，其时中国瓷器艺术的衰落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陶瓷烧制艺术的理想在宋代和明初达到巅峰，其追求的单纯的自然观，给当时那些简陋分散的小瓷窑烧制工作带来创造力。那些小瓷窑是大师们在自由的天空下、在深山野地中或乡村原野中修筑的。在自然中，这些小型的大师们的瓷窑，就像是乡野茅屋，分散在遥远偏僻的小溪河川之间，掩抑在风中自在摇动的竹林之中。同样的理想至今还鼓舞着很多特立独行零散居住的陶瓷艺术家，特别是在苏格兰。苏格兰的那些小瓷窑，和中国宋代的那些偏僻村庄在时空上相距很远，但是他们的平静追求的理想是一样的：要在天空之下找到归宿。
欧洲中世纪以来，就存在的同业工会体系的规定中有保持健康条款，规定徒工每天都要在户外新鲜空气中散步，如此才能应付长期坐在室内的劳作。同样的想法还见于以色列人口授相传的古训，其儿童要常到沙漠中步行，直至四十岁。
在所有步行远足的理论之中，其实暗含人还理解不足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大规模集居、城市、集中营、兵营、密集住房和像蝗虫那样群起群落等，其实都是灾难性的、有害的、摧残人的现象。人只要分散在阳光之下，一切就足够完美。水流清冽，川流不息，日日更新，其告诉人的充分意思就是要人听从自然，如此而已。大规模集聚居住是对人的诅咒，是自然灾难，是人自己走出的狭窄道路。这是一条对人类有害无益、让人心灵扭曲的道路，只会制造无谓的心理问题，制造一个扭曲的充满让人困惑的行为规范的世界。因为疾病，才有关于疾病的知识。
道家的智慧其实就在当时遭遇蒙古部落袭击时他们的学说也能经受得住检验。在道家的逻辑中，长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多余的建筑。因为在一个居民分布各地的国家，来犯之敌也不得不分散开来。在一个没有城市的国家，没有一个敌人可以指向这个国家的心脏地带。没有办法区分什么是要害、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乡野。要进入的敌人不得不采取分散的方式，也就很容易被那些住在乡野、熟悉乡野的人用游击战方式消灭，被埋葬在成千的偏僻角落。
那么道家为什么消亡呢？
我认为人们不需要提出太多需要刨根究底的逻辑推理，就可以清楚看到主要问题的主要回答。
首先，道家的人数越来越少，更准确地说：他们已经太少了，因为在道教的兴盛时期他们是人数众多的。但是人口问题越来越严重，日益成为一个人口过剩的问题，道家让人依水而居的理想无法再实现。集中人口、建立都市等都成为必要措施。新的问题已出现，必须要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儒家就至少有一半的必要，而儒家信徒们看到这种状况，就更急于把儒家倍加推崇，使其加倍就成了全部必要了。因此道家就突然被人当做一群不切实际的乡下蝗虫，一群只会坐在树下高谈阔论的寄生虫了。
这时那些朝廷官吏就纷纷打躬作揖，要把儒家学说继续奉行下去：这是让道路通向都市的学说；这是让道路通向王宫殿堂的学说；这是让道路通向官府手中表示公正的灯笼的学说。这是让道路通向行刑法场的学说。
而那些不同官府的官吏们就忙于设置新的官吏职位，大都喜气洋洋，还有花园气息。于是就有精致的系统在雕龙飞凤琉璃瓦下风铃作响的建筑中建立起来，从那些建筑的悬挂钟鼓的高台上可以远眺河岸，而河岸上是做苦力的纤夫无望地拉着载满痛苦的无法描述的现实之船，通过那些急流险滩。
唯一还能继续保持道家身份的，还能借此而与山林中过去的新鲜泉水保持接触的，是艺术家，至今为止艺术家们还在夏日抽身前往山林，栖息悬崖，与松林为伴。
但是艺术家在穿越州县向山林漫游的路途中，也注意到令人惊讶的人为粉饰，注意到那种即使以最简单的生活规则去解释也越来越膨胀的贪婪。艺术家询问一个暗自对此全都已经厌倦的朝廷官吏：中国怎么有如此众多的贪婪小人，思想有了如此多的束缚网禁，离开“大道”已经如此之远？
此时朝廷官吏回答说：“这是因为有太多朝廷官吏，看到了太多违法乱纪，看到的远比有必要预见的多得多的违法乱纪。”而这还只是一半的原因。
其他原因是人类自己已经变得越来越狡猾而工于心计。他们想到太多法律的漏洞，法律本身也让他们感到困惑，而不是给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欲望带来控制。他们再没有时间寻求自身的静默，寻求静默中的内省内悟。他们再也达不到静默而自在的诚实。于是他们否认“良性可能”的存在，因为他们除了通过束缚之网来看，已经几乎看不到其他东西。
于是中国就确实变得拥挤不堪了。有关疾病的知识追随着疾病而来，有关困惑的知识因为困惑增加而反成为必不可少。
而你问道：什么时候中国会进入另外的时代？
我回答说：当人们结束那种无聊游戏，不再无休无止把更多事情弄成必要不可之时。
事情已是如此简单无须再费口舌，我无法像过去那样说得简单了。永别了，艺术家。我祝愿你远行山林一路顺风。
（摘自《跨文化对话》2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