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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革命与恋爱

2008-02-01 16:40:00 来源:书摘 赵毅衡  我有话说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都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人意料的一页,一个摧心荡腑的爱情,一桩卷进太多现代文化名人的悲剧。这样的事,当事人能几十年讳莫如深,知情人也一字不提,要到大半个世纪之后,才让我们惊心动魄地遥望,真是一桩奇事。

我想,这是中国文化人特有的私事忌讳在作怪,也或许中国人认为,婚

外浪漫史,能弄到如此缠绵痴怨且不顾舆论的地步,太有违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女知识分子――的“本性”,连提起的人都觉得很窘。“五四”那一代文化人,大声疾呼摧毁旧道德,在私人生活中,实际上相当传统,起码按今天的标准看,伪饰之处太多。正因如此,朱利安与凌叔华这桩公案,才异乎寻常。

虽然年代久远,这几年内,内情渐渐水落石出。

1996年,英国女画家范奈莎・贝尔的书信集由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在范奈莎给长子朱利安・贝尔的许多信中,此事的情节又多了几层从母亲角度的叙述。长期研究凌叔华的木令耆女士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1996年第4期)著书评,讨论了此事。1999年5月,虹影的长篇小说《英国情人》(又名《K》)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由于小说的艳丽笔触、惨情故事,以及大胆的情色描写,虽然隐姓改名以留出想像余地,但此事一时成为话题。

布鲁姆斯伯里,是伦敦市中心一个小区,著名的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以及一系列书店、出版社等,都集中在这个地区。

20世纪初,范奈莎与弗吉尼亚姐妹,搬到布鲁姆斯伯里地区的戈登花园广场46号,这里成为一批知识分子的集会地点,在1905年左右形成“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范奈莎结婚后,也住在此处,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朱利安・贝尔出生在这里。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大都持反战立场,范奈莎不得不搬到乡下“劳动”。因此二三十年代,布鲁姆斯伯里的集会地点移到范奈莎在乡下的居处“查尔斯顿农庄”。1937年朱利安死于西班牙内战,对范奈莎打击太大,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集会渐渐终止。

所谓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是一个松散的、经常聚会的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画家、作家、美学家,也有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这个集团没有什么正式与非正式成员之分,但是有经常来的核心分子和偶尔来的边缘分子。核心分子除了这两姐妹,有传记作家斯特拉奇,小说家福斯特,经济学家凯恩斯,美学家弗莱,范奈莎的丈夫批评家克莱夫・贝尔,范奈莎的终身伴侣画家格朗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政治学家伦纳德・伍尔夫等等。至于“边缘分子”,名单就极长,究竟应当包括谁,是文化史争论的题目。读者可能熟悉的,有哲学家罗素,诗人艾略特,东方学家韦利,女画家卡琳顿等。

而这个集团永恒的核心,却是两位姐妹:画家范奈莎・贝尔和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姐姐范奈莎有两男一女。长子朱利安出生于1908年,正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形成之时。朱利安可以说是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一后裔”。弗吉尼亚自己没有孩子,因此视朱利安如己出。

20年代,朱利安沿着父辈的足迹,入剑桥大学,成为辩论家、诗人、国王学院学生中的佼佼者。20岁时,出版诗集《冬之动》,甚获佳评,似乎注定要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新一代知识精英。

而这时正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动乱之时。朱利安和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激烈地讨论世界的前途。当时欧洲年轻人中有一句话:“不是和共产主义一起拯救这世界,就是和法西斯主义一起毁灭这世界。”20世纪被历史学家称为“极端世纪”,30年代是极端之极端。

英国知识界有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自由主义色彩更重。一次大战时,布鲁姆斯伯里集团都登记为“良心反战者”,拒绝上战场,情愿下乡做农活――英国对拒绝打仗的男人,一向用“插队”方式解决。此后,布鲁姆斯伯里的集会,由伦敦转往范奈莎的农场。

但是30年代新一代面临的问题,却复杂多了。朱利安血气方刚,以天下为己任,热衷辩论世界大事。1935年剑桥大学为外国代聘教师,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政治学家丈夫伦纳德・伍尔夫鼓励朱利安到中国,因为“那里将发生影响世界的大事”。朱利安受聘为武汉大学英语文学教授。远航之前,伦敦文学界朋友殷情送别,似乎朱利安将去天外世界。可能因为交通不便,也可能因为中国的特有色彩,既奇异又危险,那时期即将远航到中国的人,总得另眼看待。1938年奥登和伊舍伍德到中国采访,伦敦文艺界也是几乎全体出动送别。

一路航程,朱利安想的是如何参加中国革命,他甚至备好了氰化钾,因为关于中国反革命的残酷,报道颇多。马尔罗描写中国革命的《人的命运》,在西方影响很大。到武汉大学任教,对他来说,只是第一步,薪水之高,待遇之舒适,令他这个西方“上层社会”子弟都吃一惊,觉得问心有愧,余钱太多,就给画家母亲寄去许多中国艺术文物。但是他还是一心一意熟悉情况,寻找“革命关系”。不料,不久之后,这个浪漫的准革命者,就狂热地爱上文学院长陈源的妻子,《武汉日报》的副刊主编,小说家凌叔华。

凌叔华,这位新月派的女才子,京派作家中惟一的真正北京人,是徐志摩的密友。徐视凌为最可信托的人,他一生最机密的文件,包括日记,不放在妻子陆小曼处,却放在凌叔华处。以至于徐坠机身亡后,凌落到几方面向她索要文件的窘境。徐志摩留英,曾求学剑桥,布鲁姆斯伯里的人,几乎全是剑桥出身。美学家弗莱(徐志摩甚至给他一个中文名字“傅来义”)也曾执教于剑桥,朱利安视弗莱如同生父。这样前后交织的中英关系,使凌叔华与朱利安自然亲近起来。当时弗莱已经去世,朱利安出于好奇,从英国要来徐志摩给弗莱的英文信,读后说“不过尔尔”,看来是对凌叔华老说起徐志摩颇有醋意。近来有论者甚至认为凌叔华应当是徐志摩“生平中的四个女人之一”(另三人是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

凌叔华小说典雅秀丽,被称为“闺阁派”。但是从她某些作品,例如使凌叔华成名的《酒后》和被胡适赞扬备至的那篇《上元夜》来看,她对人生的激情,尤其毁灭性的激情,很有体验。可能由于富家小姐出生,“教养”太严,她的个性一时被遮蔽而已。从这个角度看,这场恋情让她发现了自我,也不能说绝对是坏事。可惜30年代中期,凌叔华创作已经停笔,一心临摹宋元古画,陶冶性情。不然这个对她个人来说翻天覆地的大事,必然会在她的创作中留下痕迹,不用等到世纪末的女作家来呼应。

凌叔华当时的确有“洛伽山美人”的外号。她比朱利安年长八岁,当时已经三十有五(木令耆文说“大十多岁”,有误),而且已经有孩子。或许成熟的中国女人更吸引人,不过两情相悦,没有什么道理可说。

朱利安从离家上学起,就喜欢给母亲写长信,每个星期总有一封两封。信里坦陈生活中的一切,这些信件很有文学史价值。朱利安在信中提到女朋友时,一向用的是编号,凌叔华是K,即第十一。在中国文人看来,这个绰号就太骇人听闻。木令耆女士在发表于《二十一世纪》的文章中,指责朱利安是“情场老手”,但是跳入情网,却总是双方共同的事。要追究谁诱惑了谁,谁上了谁的当,就俗套了。

朱利安虽然从小习惯了英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性开放态度,他自己的奇怪家庭,“家教”就更出格。这个奇怪的大家庭,人来人往,白天各自做“专业”,晚餐及餐后,世界大事人类前程,雄辩几个小时,而且不是空谈――有些推动世界的理论,就是如此辩论出来的。到夜里,谁跟谁睡,似乎自由选择。这样的“家庭”,在20世纪初英国知识界,也太惊世骇俗,“秽闻”不断。只有范奈莎这样的女中豪杰,才能“主持”这个奇怪的大家庭,而且还养大三个孩子。无怪乎较脆弱且最后以精神崩溃自杀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姐姐钦佩之至。朱利安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就不仅是拜伦式的“情场老手”,恐怕他对性爱的根本态度,在中国人眼中荒乎其诞。

以尖牙利舌闻名的美国女作家多萝西・帕克,当时就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为:许多对儿,爱三角儿,住四边儿(指伦敦的“花园广场”式住宅)。克莱夫・贝尔大部分时间住在这个那个情人处,有时回来看望妻子孩子,还把情妇带来“让家人品评”;范奈莎生下朱利安之后,就与弗莱是情人关系,但是终身组成家庭的伴侣是画家格朗特;而格朗特本人却是双性恋者,凯恩斯是他长期的同性恋伙伴,在范奈莎家里有自己的房间。斯特拉奇是同性恋,但是与女画家卡琳顿的感情至深,以至于斯特拉奇去世后,卡琳顿自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同性恋,故事就更多。

奇怪的是,如此复杂的关系,没有败坏这些人的友谊。也许正是因为友谊远远更为重要,所以与谁成了“床伴”,反而是很次要的、可以不断调整的小事。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这批人有意创造的“神话”,但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各种事各种人至今还令人惊叹,留给文化史家写不尽的题目。如此的自由主义“家教”,朱利安自然会有一种性放任态度。

朱利安与凌叔华情事的过程,说起来就像小说家言。而且朱利安给母亲写信,说得之坦白,外人看了应脸红――这些信本来不是供发表的,不能怪他。应当说,这样坦诚的母子关系,难能可贵,令人感动。如此不同背景的两个人,坠入情网容易,理顺关系就极难。武大校园虽大,众目睽睽之下,不得不遮遮掩掩,对凌叔华这有家室的女子,想必是更大的折磨。他们关系的曲曲折折,不用小说,的确难以细说。而且,可以理解,对此事凌叔华一个字没有留下,这段“历史”只剩下朱利安的“一面之词”。

朱利安在中国写的诗,很带浪漫色彩。但是他依然关心着文化政治问题,在这段时间写出了他的三篇相当有分量的论辩著作,关于弗莱的美学,与刘易斯论“普罗诗歌”,与福斯特论“自由主义的歧途”。

朱利安也是一个热情介绍西方文学的教师,父亲克莱夫・贝尔是普鲁斯特研究专家,因此他的英语文学课,竟然也教《追忆逝水年华》的英译文。他的学生中有后来以翻译安徒生童话出名的叶君健,两人当时很友善,据说无话不谈。叶晚年散文中有几次提到朱利安,对这件情事却一字未提。

最后的结果是“东窗事发”,两个人的偷情被“抓奸”,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大文学院辞职,1937年回到英国。朱利安现在喜欢一个人想心事。弗吉尼亚・伍尔夫觉得这个大孩子一般热情的青年,此时成熟多了。母亲范奈莎知其详情,暗暗担心。此时西班牙内战已经大火燃烧,欧洲知识界都感觉到这是反法西斯的前哨战。许多怀有理想主义的青年都志愿参加“国际纵队”投入战斗。朱利安不顾母亲和阿姨的强烈反对,赴西班牙参战。

朱利安原是到中国寻找死神,却投入一场亡命的爱情。似乎应验了他诗人之心的呼求,在马德里守卫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飞机炸中了他开的救护车,弹片切入胸腔,朱利安重伤身亡。

30年代后期,布鲁姆斯伯里人物凋零。朱利安的狂热爱情和勇敢牺牲,成了这个知识分子集团辉煌历史尾声中的悲剧之音。从此后,那些高谈阔论的聚会,那些长辩哲理的豪情,都不再可能。数年之后,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杀。范奈莎虽然活到高龄,爱子的死却是她生命中最大的打击。

抗战军兴,叶君健来英国任“鼓动员”,凌叔华的文友萧乾来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战后,陈源来伦敦任文化使节,凌叔华也到英国。我想他们都感觉到朱利安的幽灵在英伦徘徊,虽然他们都不愿意再提及此事。

朱利安的童年故居,即范奈莎的家、布鲁姆斯伯里友人20年代聚会的“查尔斯顿农庄”,位于伦敦南面几十里,伍尔夫也住在附近。我去时,看到至今有络绎不绝世界各地来的参观者,墙上的画,有好几张是范奈莎画的年龄不一的朱利安。很多人注意到客厅壁炉上中心地位,是一尊中国佛像,脸上有慈悲安详的微笑。向导小姐细说布鲁姆斯伯里人物轶事,如数家珍。但是她不知道这尊佛像的来历,我知道。

(摘自《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增编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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