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丧子，这也许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之一。最近，南非报纸上铺天盖地都在报道这一悲哀，曼德拉的长子去世，他也是老人最后一个仍然活着的儿子，年仅五十四岁。葬礼庄严肃穆充满科萨族特色，许多重要人物都来悼念
在南非，艾滋病是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但艾滋病更是一种禁忌。南非现在许多墓地每周六的葬礼都要分成好几拨才能完成，最发财的是卖棺材和墓碑的商店，保险公司的新产品不是人寿保险，而是葬礼保险。但是大敌当前，南非总统姆贝基仍一再声称艾滋病在南非不是问题，他也数次公开说过他不知道任何一个死于艾滋病的人。卫生部长更是让人哭笑不得，她曾说控制母婴传染的艾滋病用药是“毒药”，又说过控制HIV阳性的最好药物是非洲土豆橄榄油和大蒜。2004年4月1日南非政府总算掉转方向，在有限的几个定点医院里免费发放艾滋病用药，根据卫生组织统计，南非需要用药的总人数是一百三十万，但是八个月来，真正接受治疗的只有八千人，才占百分之零点六。为什么？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南非上至政府下到百姓，都把HIV/艾滋病当成是不可谈论的最高秘密。HIV的检测必须完全出于自愿，其检测结果绝对保密，这些都是南非宪法所保护的“人权”，正是这些“人权”，对于整个艾滋病的控制有害无益。神秘带来无知，对于一个HIV阳性/艾滋病患者的态度不是同情而是轻视。
然而这个秘密又是南非人的日常生活，是在非洲生活不可避免的经验。我们家的保姆露西这两年来，一直三天两头生病，咳嗽感冒不断，体重持续下减，有各种HIV阳性的迹像。她无数次去过医院，也验过许多次的血，但是从来没有做过HIV的测试，因为这个测试是不包括在医院的日常检查之中的。这有时让人实在很愤怒，艾滋病在这个国家如此流行，为什么一个简简单单的HIV检测，不能像量血压或是测体温一样普遍？
在非洲国家中，乌干达对艾滋病的控制是最有成效的一个，虽然艾滋病患者的比例还没有下降，但是基本上已经保持了平衡不上升的状态。我曾与一个乌干达的朋友花过整整一个晚上讨论这个问题。她说乌干达成功经验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于HIV检测的公开讨论。
去年年底，露西最终决定去做HIV检测，我带她去我们的家庭医生处，医生看到我坐在她旁边，马上就满脸警惕，一再提醒露西：“只有在你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对你进行HIV测试，这个测试，必须完全是你自己心甘情愿才行，真的是你自己愿意来做HIV测试么？”仿佛是我用枪架着她去做这个测试的。等到露西点头同意并且确认是她自己心甘情愿去做测试后，医生又一再说：“你可以不用告诉你的雇主你的测试结果，这是你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你的测试结果与别人无关。”两天之后去拿测试结果时，我开车带露西去诊所，诊所护士对我很不友好，说：“你可以在外面等她，或者二十分钟以后再来接她吧。”
我能够理解医生与护士对我的不信任，因为常常有雇主因此设法解雇员工的例子，数次有人问我：“如果你们家的露西是HIV阳性，你怎么办？”我说：“你为什么问这个？”她们会说：“当然她不能继续在你家里工作下去了。”我说：“为什么？她得非常小心注意卫生，工作还是可以继续做的吧。”“但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吧。”她们会说。“南非人口四分之一是HIV阳性，其中百分之七十是黑人妇女，所以，你能雇佣的人中，有一半可能就是HIV阳性的，如果我们辞了露西，又如何能保证下一个雇来的人没有问题？知总比不知好。”朋友们都对我的话仍然充满怀疑，其中有一位向来很爱国很新南非的朋友，很果断地对我说：“你当然应该辞了她。”见我张大嘴巴表示惊讶，她还以为我是惊诧于不知如何辞她，就继续献计：“辞她很容易，当然你不能提艾滋病或是HIV的事，因为如果你因那个原因辞她的话她可以把你告上法庭。你书面告诉她她的工作性质变了，现在你女儿上学需要有人接送，她必须学会开车才行。给她一个月的时间拿到驾驶执照，当然她肯定拿不到，你付两个半月的工资请她走人就行。”
露西的测试结果出来了，不出所料，是HIV阳性。起先她有很多伤感，很多愤怒，现在，时间过去了两个多月，她的生活态度逐渐明朗起来。她说，最让人焦虑的其实是蒙在鼓里不知情，现在，她知道有药可服，她知道自己是那百分之零点六的幸运者，她自信她可以再活上二十、三十年。今天，她告诉我她要去看一个朋友，她说：“她病得厉害，我要劝她去做HIV测试。”
（摘自《南非之南》，上海书店2007年1月版，定价：1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