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作为民族的灵魂与神经，道义的承担者，文化的传承者，他们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推动社会进步的庄严使命。可是，封建社会却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
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只能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来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未免太扭曲了自己，丧失了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像李太白那样，摆一摆谱儿：“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那就必然也像那个狂放的诗仙那样，丢了差使，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唐代诗人柳宗元有句云：“欲采苹花不自由”。已故著名学者陈寅恪，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反其意而用之，改做“不采苹花即自由”，显示他的另一种人生选择，另一种生存状态。然而，谈何容易，即便自愿“不采苹花”，自由恐怕也是难于得到的。
较之其他任何朝代，清代的政治、思想专制，要严酷得多，惨烈得多。有清一代二百余年，盛世自不必说，即使朝政糜烂的晚期，也没有发生过一起满汉官员叛乱的事件，所谓“只有叛民，而无叛官”。即此，足以看出清朝统治者“治术”的高明。这样的专制社会越持久，专制体制越完备，专制君主越“圣明”，那些降志辱身的封建士子的人格，就越是萎缩，越是龉龊。难怪有人说，专制制度是孕育奴才的最佳土壤。明乎此，就可以理解：在封建社会中，何以无数智能之士，一经跻身仕宦，便都“磨损胸中万古刀”，泯灭个性，模糊是非，甚至奴性十足了。
而且，奴才的代价很低，只要甘心付出不值多少钱的尊严，肯于交出自由思考的权利，便可以飞黄腾达，获得一切。奴才的门槛儿也不高，任何人都可以迈过去。没有头脑、没有才干不要紧，重要的是“听话”。要善于迎合，学会服从，能够揣摩主子意旨，“终日不违如愚”。对于任何独裁者、专制者，这都是最舒服、最惬意的。他们可以从百依百顺的下属身上，获得一种胜利感、安全感、荣誉感。
史载，康熙皇帝素以骑术专精自诩，一次出郊巡游，坐骑受到惊吓，突然尥起了蹶子，奔突腾跃不止，到底将他掀了下来，使他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心里觉得特别窝囊。随从大臣高士奇见此情状，立刻偷偷地跑到污水坑旁，滚上一身臭泥，然后，踉踉跄跄，走到康熙面前。皇帝被这副狼狈相逗笑了。高士奇随即跪奏道：“臣拙于骑技，刚一跨上马鞍就掉了下来，正巧跌落在臭泥坑里。适才听说皇上的马受惊了，臣未及更衣，便赶忙过来请安。”一副奴才丑态，令人作呕。
可是，康熙皇帝听了，却龙颜大悦，哈哈大笑说：“你们这些南方人（高为浙江人）啊，竟然懦怯到这种地步，连匹烈马也摆布不了！你看，我这匹马该有多么厉害呀，尥了半天蹶子，也没能把我怎么样。”从此，便对高士奇宠信有加，经常同他一起研习书画，竟至形影不离。
原来，奴才如同主子肚里的蛔虫，主子心里有什么想法，即使是十分隐秘的，他们也都能琢磨得一清二楚；关键时刻，能够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天衣无缝地先意承旨，谄媚逢迎。史料上记载，高士奇为了讨好康熙皇帝，争得信任，特别注意笼络那些宫廷内侍，经常向他们详细询问：皇帝近日在读哪些书？都关注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回去预先做好准备，以备答问。对于这种“遥体圣衷”、媚上取宠的卑劣行径，他不以为耻，反而引为荣耀，洋洋自得，就是说，优越感已经压倒了耻辱感，表现出典型的“奴才心态”。
当然，也还有一些坚贞之士是不肯俯首就范的。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学者把人格独立看得至高无上，重于功名利禄，甚至重于生命，立志终身不仕，潜心著述，粹然成为一代宗师。黄宗羲
在《明夷待访录》中猛烈鞭挞封建君主专制，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确指出，专制王朝的法律是帝王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法乃天下之公器，应该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法意》中论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大约提前一个世纪左右。
康熙年间，陕西有个李二曲，抱定“宁愿孤立无助，不可苟同流俗；宁愿饥寒是甘，不可向人求怜”的志概，称病在家，不去应试博学鸿词，官吏一再催逼，他便以拔刀自裁相威胁，只好作罢。后来，干脆把自己反锁屋中，“凿壁以通饮食”，不与任何人见面，朝廷也拿他没有办法。山西的傅青主不肯赴京应试，官员们让役夫抬着他的卧床前往，到了京师，拒不进城，硬被塞进轿子抬着入朝，他仍是不肯出来叩见皇上，被人强行拉出，一跤跌倒，权作伏地谢恩，最后只好放回。接下来，还有蒲松龄、郑板桥、曹雪芹等文坛巨擘，有的根本就不买这个账，不咬这个钩；有的进到圈子里来，晃了一圈，打个照面，又“溜之乎也”。
但遗憾的是，在茫茫史影中，这种灿若星辰的坚贞之士，终属凤毛麟角，而更多的则是庸才、驽才，甚至是寡廉鲜耻的奴才。这是社会制度与艰难时势使然，不必苛责于前人的。
（摘自《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中信出版社2007年9月版，定价：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