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和周恩来
叶正明是叶挺将军生命最后阶段生活在他身边时间最长、年纪最长的孩子。对于父亲，他有许多话埋藏心头很久了，一直没有
说。
叶挺被强行扣押后
叶正明自1943年后，曾和处于软禁状态下的父亲叶挺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当时他13岁，跟着他的还有四弟华明，五妹扬眉。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叶挺被强行扣押后，相继流转于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一直处于严密禁锢状态。
1943年5、6月间，驻湖北宜昌日军以6个师团的兵力进攻鄂西，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陈诚指挥14个军，与之苦战月余，致使日军在付出万余伤亡代价后撤离战场。蒋介石对鄂西奏捷很高兴，提议组织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并邀约各报刊记者随团前往采访报道。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亦接到邀请。
周恩来在闻知此讯后，亲定由《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去采访。行前，周恩来向与叶挺有一面之交的陆诒布置说：你此行有一项特殊任务。叶挺现在恩施，由第六战区司令陈诚负责看管，你带上我的亲笔信单独见陈诚，向他提出单独访问叶挺，我料他不会拒绝。陈诚在看了周恩来的信后，果然安排陆诒与叶挺见了面。
此后，叶挺的子女们，随叶挺的连襟麦畅生一家由澳门迁移到了广西桂林，而叶挺亦随之请陈诚替他向蒋介石说项，允许他和夫人李秀文离开恩施前往桂林。
叶正明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由周恩来安排的，曾有些人写文章说他们家人的团聚是他母亲去求了戴笠才获得允许的，这种说法不对。他们叶家的孩子曾找过那一时期担任周恩来警卫参谋的颜太龙，问他们一家是怎么在桂林团聚的，颜太龙回答说肯定是周总理安排的。他还告诉叶正明，此前他们的母亲李秀文曾到重庆探监，到恩施与他们的父亲见面，也都是周总理一手安排的。
“特务们影子般严密地注意着我们”
刚到桂林时，叶挺夫妇和岳母、连襟及孩子一大家16口，都住在由李济深安排的一家小旅馆里。当时外间都传说叶挺获得了自由，这是因为蒋介石给他了个“第四战区高参”的空衔，实际上是以此作为继续软禁叶挺的挡箭牌。
“我们始终享受着‘照顾’”，叶正明说：“旅馆隔壁就住着特务，前面马路上的一个小铺子里也有特务，父亲出门上街，那不必说特务肯定会跟着。就是连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上学时也被特务跟着，一直‘护送’到学校门口才作罢。”
“当天气渐渐冷了的时候，妈妈的肚子也一天天地沉重起来，到了八月中旬，生了一个小弟弟，这是第九个了。物价的高涨与小弟弟出世，使父亲生活的负担更加重了。”
后来，叶挺一家搬到较为偏僻的观音山麓一个防空区里。新家的后面有一个不太大也不太小的石头山，前面有一大块空地。“开荒吧，我们几个孩子除了上学以外，就整天拿着锄头，消磨在屋前的荒地上。带领我们的父亲干得尤其起劲……过了几天，父亲从市场上买了十多只羊回来，从此，我们放了学回家后又多了一项工作――赶羊。”
特务们像尾巴一样马上就跟来了，在距叶挺家前五六丈的马路边的一个小铺子里，住了四个特务，隔壁也住了一个。隔壁的特务常常拿着一根拐杖，跟着孩子们上山赶羊。他常常威吓孩子们说山上有蛇，叫他们不要随便上山去，如果上山去的时候，要叫他陪同一路去，因为他是很会捉蛇的。小铺子里的四个特务，则专门在叶家人上街时盯梢。
在桂林，虽然依旧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但叶挺还是能和李济深、何香凝等故交，柳亚子、千家驹等社会名流过往互谒；周恩来也可通过地下关系，与他联络；一些新四军的老部旧，也悄悄地登门造访，这都是恩施的禁锢没法比的，叶挺长久紧蹙的眉宇稍稍舒展。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也就半年左右，蒋介石获悉叶挺在桂林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的消息，极度不安起来。
叶正明对我们说：“1943年12月25日，我和家里的其他孩子放学回到家里，发现父亲房间的门是锁着的。外婆一脸忧愁地告诉我们：‘你爸爸被绑了，你妈妈现在正设法打听消息。’我预感父亲的情况不妙。”
第二天，有一个穿军服的人拿了一封信走进叶家，对李秀文说：“叶高参叫我来请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一道去。这里有他的亲笔信。”所谓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就是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李秀文看确系叶挺亲笔所写，就问来人：“要把他们送到哪里去？”来人说：“我不知道，这是上边的命令。不过你们的行李要尽量地带少些，坐飞机去呢。下午六点钟我们再来接他们。”
父亲讲述了他在桂林被骗遭捕的经过
“12月27日晚上11点多才在衡阳的一个宪兵特务队里见到了父亲。只隔了一天一夜，就好像隔了十年一样，父亲的面容显得分外的苍老了。我们经过了十八夜才走到目的地――恩施。”
在恩施，叶正明才听父亲讲述了他在桂林被骗遭捕的经过：12月25日上午10点钟的样子，住在隔壁的特务走进叶家，对叶挺说：“你们的羊有一只给人家偷去了。”叶挺没想到其间有诈，便披了一件外衣，跟着特务出了后门上山。
上到半山，前面那个特务站在岩石上好像等人的样子，见叶挺跟上来就跳下岩石。这时，从四面八方的山石后面，拥出了二十多个拿手枪的特务，围住了叶挺。一个好像是领头的，拿出一封信递给叶挺说：“郭副长官（即国民党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请叶高参到恩施去玩一下。”
叶挺大怒，说：“请，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请？你们是土匪吗？你们不是国民党？”“是”，一个特务说。叶挺又说：“三民主义是不是教你们当土匪的？你们懂不懂三民主义？”“不懂”，一个特务大胆说。叶挺抬起手，打了那个特务一个耳光说：“不懂三民主义，就不配做国民党。”那特务说；“你打我也没关系，这不过是上司的命令罢了。”
接着，那一批人就拥着叶挺转过山后，从另一条路下山，山下有一辆大卡车等在那里，他们把叶挺扶上车，开到宪兵第五团的团部。叶挺就是在这里，写了那封接叶正明等三个孩子跟他走的信。写完信，那批人就押着叶挺坐卡车先去了衡阳。
叶挺被开除出党
在恩施被软禁的日子里，叶挺一方面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方面他有意识地想给身边的孩子多一些家庭的温润和悦，这使得叶正明对父亲有了更深的印象和理解。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叶正明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关于叶挺的论述和评价，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和见解。
叶正明对我们说：关于叶挺生平，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他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自动脱党”，并从这时起到抗战初期膺任新四军军长之前，有个“十年消沉”阶段。他说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和对父亲的了解，上述说法是与叶挺的真实精神风貌很不相符的。
他先讲述了“脱党”的事。
在广州发动起义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的，并决定由叶挺出任起义军军事总指挥。
然而，鉴于叶挺是被蒋介石通缉的要犯，从保障安全考虑，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平建议不宜过早通知他。结果临起义发动的前一天，他才被匆匆召来广州。而实际上，当叶挺到达指挥部时，离起义爆发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正像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聂荣臻回忆所说：作为广州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是在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就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叶挺了解到，对发动此次广州起义，广东省委内存在着不同意见，像聂荣臻等就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工人代表黄亚恒也提出了起义时机问题，指出起义力量仅数千人，虽然广州城内空虚，但外围敌军达10余万。
黄亚恒的意见引起了叶挺的高度重视，他找到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对他说，鉴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倘若成功了，也不宜在广州久滞，而应将队伍带往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当地苏维埃政府会合。
叶挺的意见，当即遭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有“暴动专家”之称的诺依曼的强烈反对，给叶挺扣上了一顶“土匪主义”的大帽子。因起义在即，叶挺全副心思都在作战指挥上，就没有与其争执。但起义的悲剧结局，此刻已经注定。
大约在1927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派李立三作为代表，前往香港负责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他召开有关会议，却把叶挺排斥在外。
李立三坐镇的广东省委又做出《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给予黄平等7人撤消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不同处置。决议中有关叶挺的文字这样写道：“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而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对广州起义做了一个截然相悖的决议，称“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实革命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1928年2月，中共中央将与中央意见相左的李立三调离广东。3月，周恩来亲赴香港，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做的错误结论和惩办措施。
叶挺的留党察看处分虽予撤消，但对他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指斥却未被更正，这让他难以接受。1928年夏，中共“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叶挺前往苏联，一次次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申诉，请求撤消对自己的不实指责。
申诉信落到了王明的手中，他因追随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而得势，他本人就是一个“城市中心论”的热衷者，理所当然地抵触叶挺那把城市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主张。因此回应叶挺一次次申诉的，只能是冷漠、疏远、排挤。
在有米夫参加的中共“六大”上，广州起义又一次被抬到意义“非常伟大”的高度，而起义的功臣之一叶挺，却在会议期间被支到远离莫斯科的黑海岸边疗养。
待叶挺回到莫斯科，“六大”已开完，而且得知，对如何纠正对起义领导人不公正处置的问题，居然根本没有列入议程。他又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信，要求对广州起义问题做认真的评议，还声明若一个月内得不到答复，就离开苏联。
此信一去杳如黄鹤，这使叶挺的革命热情遭受了极大的挫伤，他怀着一种怄气的情绪，离开了苏联。
叶正明对我们说：“父亲离开以后心境渐渐平静了下来，感到不该这样甩手就走，不管怎样委屈，事情还是应该对党讲清楚。于是他又回到苏联找共产国际，但没有人理他，甚至有些挺熟的人见面就规避，这才促使他前往德国，开始了一段流亡生涯。”
叶正明还告诉我们：“在恩施的时候，我曾问过父亲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党？父亲对我说‘我没有离开党，是党不要我啊！’父亲的话从60年代周总理的一次讲话中，可以得到印证。总理说：‘叶挺在莫斯科的日子非常不好过，那个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根本就没有参加广州起义，却写了篇所谓的《广州起义纪实》，向叶挺身上泼污水。叶挺写了篇广州起义的总结报告，却不许他申辩，反而由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出面，通知叶挺被开除党籍。’”
十年流亡
叶正明对有些文章和书籍说叶挺在和党断了联系期间生活异常困难，靠开饭馆、摆小摊、卖油条等等维持生计的谬传比较反感，说这些都是假的。
“但我们从一些比较严肃的回忆中看到，叶挺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确比较艰难。身份公开的共产党人虽然没有直接与叶挺接洽，可周恩来好像指示过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通过廖承志、柯麟等人辗转接济过叶挺。”我们问。
“那倒是可能的，我们的生活的确不宽裕。家中的孩子也渐渐多起来，不是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我记得那个时期母亲每星期拿一块钱，买一斤多肉，让大家过过瘾。但没到那些文章和书里编的那么惨。”
结束欧洲的生活回到澳门后，叶挺一家没有收入来源，生活就靠夫人李秀文的嫁妆。“我的外祖父家里还是有些钱财的。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外祖父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卖掉，给母亲当嫁妆，但由父母负责给他们养老送终。所以后来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和他们的大女儿女婿，也就是我的姨母和姨父，一直和我们家生活在一起。母亲的嫁妆大概还不少，但具体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保障了一家人那时的食用。”
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
“你们兄妹三人被接到父亲身边后，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光景。但你们又不是在你父亲获释时，才和他一起得到自由的，那你们又是怎样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管的呢？”我们继续发问。
“大概是在日本投降后的三四天，我在学校接到了一个走的通知，就回到父亲身边。到了8月28日，父亲就和我们起程前往重庆。送我们的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副官，几个荷枪实弹的特务，他们甚至还带了一挺轻机关枪。9月14日晚，我们乘坐的船靠在了重庆的一个码头。
“其实在离开恩施前，父亲就有了让我们首先脱离监禁生活的念头。他给每个孩子都塞了一些钱，然后就一直在寻找适当的机会。这次到重庆时天色已晚，特务们不便押送，就安排我们在码头附近的一家小旅店安歇。父亲感到机会来了，就悄悄对我们说：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离开这里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找周恩来伯伯。如果有人拦住你们问到哪里去，你们就说是去到姨妈家玩。说完，他还写了纸条掖在我们身上。”
第二天清晨起来，还没有动身的迹象，可特务们却不知为何都不见了。他们看见父亲一个劲地朝他们使眼色，就立即一起跑出了旅店。
当他们刚刚登上一辆黄包车，就见几个特务朝旅店走来。特务们看见了叶正明兄妹，远远地高声问：“你们干什么去？”他们一面回答说到姨妈家去玩，一面催黄包车夫赶快跑，并许愿会多给他车钱。
黄包车夫跑起来，几个特务在后面追。但是他们追了几步就突然停了下来，又返身向旅店跑去。叶正明估计是他们发现他父亲并不在孩子中间，怕叶挺使调虎离山计，意识到孩子跑了事小，要是让叶挺没了踪影，他们可真吃罪不起。
“是父亲吸引了特务们，才使我们顺利地摆脱了监禁。在我们几个孩子中，只有妹妹扬眉到过曾家岩50号，见过周恩来、邓颖超。经她带着寻找，终于找到了曾家岩50号。
周恩来也很喜欢叶扬眉，听说是叶扬眉凭依稀记忆找到了这里，就夸奖她聪明。多亏父亲早有盘算并做了准备，否则，就那么一个稍纵即逝的天赐良机，没有事先做了安排准备，哪就逃脱了呢。”
据说周恩来见到孩子们后，曾批评在曾家岩的工作人员没有及时汇报情况，否则马上安排营救，或许就能让叶挺早些脱离羁縻。
不久，叶正明、叶华明兄弟就被周恩来安排乘飞机前往延安。为了保护这两个孩子，飞机是以叶剑英孩子的名义联系的。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努力营救，叶挺终于在1946年3月4日获得释放，周恩来专程从延安把叶挺最喜欢的女儿叶扬眉带到重庆，让她在第一时间迎接自己父亲的出狱。
1946年4月8日，按预定的安排，叶挺及夫人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因是第九个孩子），将同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参加巴黎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归来的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乘坐美军的47型运输机回延安。
这一天，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以及秦邦宪、邓发的夫人，都来到延安机场迎接。叶正明和弟弟叶华明，也被朱老总派专车接到机场迎候父亲的到来。但他们那天一直等到了傍晚，也没等到飞机和父亲、母亲的身影。
两天后，噩耗终于被确认，叶挺等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蒙难。
（摘自《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32.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