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过程
陈金次教授（以下简称陈）：我想首先从你的求学过程开始我们的采访，你为何决定这一生走到“数学”这个行业中来。
丘成桐教授（以下简称丘）：其实我当初没想到要念数学，倒想念历史。
陈：为什么？
丘：有很多的因素。数学我当然有很大的兴趣，可
不过念数学开始倒是跟父亲念哲学有关。从某方面来看，数学是哲学的一部分，一种自然的推广，所以父亲鼓励我念这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讲，我父亲对历史文科方面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对历史很自然地有兴趣。
这其实跟老师有很大的关系。我记得中学的时候，基本上同样的一个题目，到物理上教，跟在数学上教，学生的感受就不同。基本上一模一样的题目，在数学上很容易，在考物理的时候可能考不过。我想基本的原因是老师不懂得引导学生。很多老师不懂，不懂又吓唬学生，说这个东西很难，学生自动觉得老师说难，学生也难。“难”其实是心理上的问题，所以当时觉得老师教得不错，老师跟我们说其实不难，同时也讲一些数学历史上的事情，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真正开始对数学有兴趣是初三、高一念平面几何的时候。其次是看参考书，现在也不记得是看哪些参考书，一般中学生都不大看参考书。念平面几何时，我自己看多了，觉得基本上都懂了，自己想了题目来做，那时是自得其乐。老师懂的东西其实也不多，所以学的也有限，考试也考得很好，慢慢兴趣也愈浓、愈大，基本上就是这样。我开始看大学的东西，有的也看不大懂，有的书实在写得太糟糕了。
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看大学的书？
丘：从高二就看了点。
陈：看了哪些？微积分？
丘：微积分看了，线性代数也看了。看的时候不太懂，到了高三的时候，基本上很多都弄懂了。
陈：你是自修吗？
丘：自修。
陈：有没有人讨论？
丘：很少讨论。因为一般同学基本上不太想学数学，数学不赚钱，大家想念工程。自己看参考书有些看不懂，不过看不懂也没有什么关系，看多了以后也就慢慢看懂了。我想现在很多中学生、大学生研究学问的大毛病是有的东西看不懂就算了。有些东西其实看几次就慢慢吸收进去了。有些学生另一个大毛病是听课听不懂就不想再听了。
陈：现在的学生不肯吃苦。
丘：不吃苦是个原因，不过主要是兴趣提得不够大。其实一个做学问的人，所谓兴趣很多是要自己培养的。就是讲，有的东西还没看到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兴趣，因为你还没看到。譬如来讲，你爬山，爬到山上以前，你也想不大清楚究竟这个地方是什么。所以兴趣有时候跟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还没到达的时候兴趣不见得能提得起来，到达以后眼界才慢慢打开，这跟时间有关系。
兴趣要培养，不只是年轻时要培养，就是到我们这时候也要培养，因为学问在不停地进步。一门新的学问出现，很多人就讲这东西没意思，因为基本上是他不懂，不想去看它。假使不看的话，兴趣就没有了，兴趣没有了，就很难提得起精神来。所以如何培养做研究的兴趣是门很大的学问，这是一种驱动力，与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多少有关。
可以讲中学毕业进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要做一个好的数学家，所以一开始我就对不同的课业有很大的兴趣。我觉得要学的学问以后都会有很大的用处。其实我进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基本的课我大概都懂了，所以我就没有去听它，我去修比较难一点的课，因为我想学到一些东西。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是一个小学校，它的好处是一般学生和老师常在一起，同学跟同学之间常可以谈一些不同的问题。对学数学来说也不见得好，但做学问的气氛是有的。当时基本上都是讨论学问，政治上的问题也谈谈，谈的都是一些很健康的东西。最近这几年我觉得学校的气氛不好，大家聚在一起想做生意，想赚钱，谈的是赚钱的东西。当时我们从没有这个想法。有些人讲救国，这是另一回事，不会影响到对学问的想法。
当时几位老师介绍我到伯克利去，到伯克利以后当然眼界大得多了。这是个有名的学校，有不同的课程。我到伯克利以后念了很多不同的课。到伯克利的时候，我从早到晚都上课，有的课是不必要上的，我自己也去听，真正修的课有三门。伯克利的校园很大，上课分散在好几个地方，有时候从一个教室到另一个教室要走六七分钟，所以我中间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花很多工夫去学，慢慢对整个的数学有了比较确定的观点，知道要学些什么东西。开始想：对自己来讲，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一点？
到了第一个学期的中段，我就开始念一些书。看书的时候我同时思考微分几何的问题，不仅把书上的题做完了，还解决了许多自己提出的问题。当时看的书并不都是微分几何的书，不过从那里也可以引申出一些几何上的问题。我跟当时教课的老师讨论，后来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也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那时我发表了一两篇论文，虽然别人觉得不错，我自己却不太满意，所以花了一番工夫去学其他东西。后来陈省身先生认为我的文章已经足够作为博士论文，就让我提前毕业。当时还学了不少东西，尽量去看很多不同方面的文章。
走向微分几何
丘：第二年没修很多课，倒是想了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当时学的一些课是做几何的人不大愿意学的。当时做几何的人认为微分方程跟几何无关。可是我总觉得微分几何的工具很多是从微分方程方面来的，我没什么道理不去学，所以我去跟很出名的做微分方程的老师学，他名叫Charles Morrey。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当年不是觉得很懂，不过有些基本工具掌握了。因为这门学问也不是那么容易学的，再过了五六年以后，我才能真正用上当时学的东西。
我毕业后到普林斯顿去做研究员，在那边看得比较多的是拓扑，也受了一些影响，所以以后做拓扑方面的文章跟这有关。
过了一年，我到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去教课。当时石溪分校倒是一个有名的做微分几何的地方，很多出名的微分几何专家在那里，在那边跟他们讨论一些微分几何方面的问题。可是待了一年我就不想待了。我去了斯坦福大学，主要原因是我不想长久待在那里，受石溪分校度量几何想法的左右。我总是希望发展我自己在微分几何上的想法。
到斯坦福碰到几个人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几个年轻人，澳洲的Leon Simon在那里做微分方程，Richard Schoen是研究生。以前跟Morrey学的那些微分方程的东西，现在重新再看就不会觉得那么深奥了。
斯坦福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孤立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很满意。因为一方面有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讨论，另一方面我在想问题的时候不必受人家的影响。需要找人家合作什么东西的话，去伯克利也好，去别的地方也好，都不是太远。我在那里待了好几年，慢慢把自己的想法培养出来。
老实讲我当时很用功，做学问不用功不行。我早上八点多到办公室，到晚上十一点多才走。从早到晚在办公室，当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看书，有时跟学生聊聊天，有时玩玩。基本上我是从早到晚在办公室，看不同的书、不同的文章，同时教教课也有很大的帮助，有好的学生。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在一个孤立的地方，不见得不好，但也不能太孤立，因为得和某些人交换你的看法。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学问的成长某些是偶然，某些也是自我要求才能做到。我去斯坦福也不晓得去到那边会怎么样，不过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能够坐下来慢慢地想问题是很重要的。
当时主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杂想，全心在读书，想做学问的事情。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父亲对我的影响
陈：你提到早年想念历史。你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你的父母亲，我看你对父亲的感情很深厚。能不能谈谈父亲对你的影响？
丘：我刚才讲初三那年我父亲去世了。以前我父亲常常教我读不同的书，中国小说、历史、文学跟哲学。我很年轻时他就教我看，有的东西不懂，不过慢慢学一点。他是一名教授，我常常看到学生来家里看他、谈学问的东西，也谈些政治上的问题，但主要是谈学问的东西。我在旁边听得不少，慢慢吸收了不少他的想法。那时候小，不大懂。慢慢以后再想回去，受到影响。
我父亲在做人方面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时我们很穷，父亲跟我们讲过，做人要讲人格，做学问也一样。这些话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时候靠薪水吃饭，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不大觉得，到了缺钱的时候，对我们影响很大。
其实母亲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从父亲去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受到很大的压力。以后几十年，有很多人对我们有一定的欺负，你可能想象不到。
我受到我父母亲的影响很大，所以影响到我以后做学问的时候，我不一定要跟人家走，我觉得要自己走出自己的脚步出来。生活上、做学问都一样，不能常常看别人怎么做。
陈：所以影响一个人的学问事业，有时候常常是一些跟学问无关的事情。
丘：你要清楚什么东西比较重要，要不要坚持这些东西？我父亲是农村出身的，我母亲也是。当年（清朝末年）的中学教员待在乡下教很多学生，学生中出了很多很出名的学者。其实我教的学生很多是农村出身的，他们的成就不错，可能是杂念比较少，对钱考虑不多。赚钱对国家有很大的帮助，做学问则是不同的志向。
陈：这就像有的人跑步很快，有的人擅长游泳，有的人数学很有天分，这样的人受风气左右，跑去炒股票，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这很可惜。时代的风气常会把一个人才流失。
丘：是这样子，我跟人谈过，很多人学问能力不错，但不愿花那个时间。我有时候问他，你学问其实不错，能力也不错，你将时间全部放在做学问之上，得出来的结果，会是很好的。同时我想从学问正途出身，比你从不正当的手法出身更有意思得多了。
陈：在这地方跟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很有关系。像你说你家庭过去的历史，对你当然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假如说一个人能力很好，但是家里环境比较喜欢逢迎，从小这样，影响他做学问。
丘：其实有些人能力很好，他不需要这样。比如讲，你得的荣誉真正是靠自己的本领得到的，是不是这样你才比较高兴一点呢？
（摘自《丘成桐的数学人生》，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2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