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8年年初开始，鲁迅突然受到创造社出版物的连续攻击。这一场论战到1929年冬天也就停了下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干预才停下来的。当时发起这场论战的创造社诸新进和太阳社成员都是共产党员，他们都和党中央保持
大概是在1929年11月间，李立三同志到芝罘路秘密机关来找我，把中央的这些意思告诉我：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李立三同志要我和鲁迅先生联系，征求他的意见。
李立三的意图是，停止论战之后，就要着手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了。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很看好鲁迅。他充分估计到了鲁迅分量，认为如果能够让鲁迅站到共产党的旗帜下来活动，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他也充分认识到了鲁迅赞成革命的态度，认为争取、团结鲁迅是可以办到的。于是他决定创造社、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改变为团结和拥戴鲁迅为左翼作家领袖的态度。他的这个决定果然取得了成功。
促使鲁迅和共产党关系亲近起来，还有一个个人的因素。正好在这时候，共产党人冯雪峰走进鲁迅的生活圈子里来了。冯雪峰，这位1927年入党的共产党人，浙江义乌人，同柔石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又都是青年文学团体杭州晨光社的成员，两人有交情。1928年12月9日，柔石把他带到了鲁迅家里。那时他正有意编译一套《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而鲁迅在翻译《苏俄的文艺政策》。他们两人就从这件事情上的合作开始，关系日渐亲近。冯雪峰成了同鲁迅交往最多、关系最深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组织希望鲁迅做什么事情，他都有本领使鲁迅同意照做。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这样记述了他们交谈的情景：
敲门声响，他来了。一来就忙得很。《萌芽》、《十字街头》、《前哨》等刊物的封面、内容固然要和先生商讨，要先生帮忙。甚至题目也常是出好指定，非做不可的。有时接受了，有时则加以拒绝。走出了，往往在晨二三时。然后先生再打起精神，做豫约好的工作，直到东方发亮，还不能休息。这工作多超过先生个人能力以上，接近的人进忠告了。先生说：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委。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那样做。”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
冯雪峰让鲁迅做的第一件事，是请他列名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这是一个共产党策划建立的纯粹政治性的群众团体，公开宣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鲁迅同意参加发起，就表明他直接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冯雪峰在《党给鲁迅以力量》一文中回忆说：
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先生也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派人来告诉我，要我先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我去和鲁迅先生谈了，记得他当时的表示是不大同意这种方式，以为一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了，可是他又依然立刻答应参加并为发起人之一。以后是先由我介绍，党又派人（我记得是派潘汉年同志）和他直接谈过几次。“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大会是秘密开的，鲁迅先生也出席了，我记得他没有正式发言，可是精神很愉快，好像对于这种会他倒很感兴趣，几天之后他还谈起那天开会时的情形。
冯雪峰后来在答复鲁迅研究专家包子衍的信中说得更详细一些，他说：
自由――同盟是立三路线开始抬头时搞的。据我记忆，只发过一个宣言，似乎并未以它的名义做过什么事，并无地址，有无机构也已不记得，似乎也无所谓存在多少时候。这是立三路线的一种做法。鲁迅先生实际上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他对我说过这种意思的话：“发过宣言之外，是无法做什么事的。”
鲁迅1930年2月13日日记：“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记的就是他同柔石一道出席这自由大同盟的成立会。
自由大同盟进行的一项活动，是在一些大学里组织演讲会。鲁迅的声望最足以号召听众，1930年3月13日他到大夏大学乐天文艺社讲演，19日又到中国公学分院讲演。鲁迅讲的是文学问题，他讲完之后，同去的人就做关于自由大同盟的宣传，散发《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号召参加。
在中国公学分院讲的那一场，题目是《美的认识》。当时一同前去讲演的郑伯奇后来写了一篇《鲁迅先生的演讲》，留下了鲁迅演讲受到欢迎的情况：“引起热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声”，“偌大的一座讲堂是挤得水泄不通了”。不过在另一方面也有充满敌意的反应。4月1日的《民国日报》上就刊出了一篇署名“甲辰生”的《鲁迅卖狗皮膏药》，对这一场演讲大加攻击。
3月21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说：
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达夫）。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谤骂，又复纷纭起来。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这就说中了。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是要以失去残剩的自由为代价的。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许绍棣早就因为《语丝》上发表冯（徐诗荃笔名）的文章，揭发他的母校复旦大学的黑幕，对鲁迅很有敌意了。现在就借了“自由大同盟”这个题目，呈请通辑“堕落文人”鲁迅。3月19日在中国公学分院讲演之后，鲁迅就避居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内山书店的假三层楼上，并且决定迁居。5月12日就从景云里迁移到新的住处了。
这次通辑给鲁迅留下的一个纪念，是他又增加了一个笔名：隋洛文。
自由大同盟在3月间组织了几回演讲之后，即不再有什么活动，无形解体了。
中共中央在酝酿组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同时也在酝酿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就更加需要鲁迅的合作了。吴黎平的回忆文中提到，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要求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停止对鲁迅的进攻，目的就是要团结鲁迅，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作家组织。钱杏在《“朦胧”以后》这篇文章里，也表示了团结鲁迅的愿望，但是条件是接受他们的忠告，改造自己的思想。李立三是一位政治家，他比那些革命文学的提倡者高明。他决定用拥戴鲁迅为左翼作家的领袖这种办法来团结鲁迅。
冯雪峰在《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材料》这篇长文中回忆说：
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记得是在一九二九年大概十月十一月间。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我去同鲁迅商谈的经过，我也记得很清楚的：鲁迅先生完全同意成立这样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同时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大概在一九二九年底，产生了所谓基本构成员十二人。究竟开过几次会，我确已记不清楚。有一次记得很清楚的，是在公啡咖啡馆开，鲁迅到会，（引者注：鲁迅1930年2月16日日记：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即指这件事。）蒋光慈也到会――那时他已从日本回来。……在左联成立之前，冯乃超还单独到鲁迅家去找过鲁迅，大概是拿他起草的纲领去给鲁迅看的。
鲁迅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成立大会上讲了话。这是在秘密环境开会，当时没有布置记录。后来因为要发表，才由冯雪峰据记忆追记出来，这已经是讲话过后三四天了。其中有些话并不是他在大会上说的，而是他平日谈话中说的。他同意将这些补充进去。这份事后的追记稿经过鲁迅本人改定之后，就署上“王黎民记”，拿到《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0年4月1日）上发表了。
鲁迅的这篇讲话，在会场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也有人不赞成鲁迅说的这些。据冯雪峰在前面引过的那长篇回忆材料中说：
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这讲话的当天，到会的人中就有不重视和抵触的现象，例如我记得会后就听到有几个人说过这类意思的话：“鲁迅说的还是这些话。”这些人说这类话的意思，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显然反映了二种态度，一是因为鲁迅对于创造社、太阳社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有所批评，对于一些问题还是坚持他自己的看法，认为鲁迅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态度显然以为应该改变的倒是鲁迅，而不是他们自己，……二是以为鲁迅说的话，也是“老生常谈”，不足重视。
至于鲁迅对这次“左联”成立大会的观感是怎样的，他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连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鲁迅就是怀着“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宁愿自己当作梯子，使年轻的一代“真能由此爬得较高”，才来参加“左联”的。当年“左联”的成员，多是追求革命的文学青年，常有一种年轻人的自负。而鲁迅总是用一种长者对待幼者的宽容心情看待他们。
李立三看到鲁迅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参与发起了自由大同盟，参与发起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很觉高兴。他希望得到鲁迅更多的合作，想请鲁迅发表一个支持他的宣言。于是经过安排，他同鲁迅在爵禄饭店有过一次秘密的会见。
这次会见，李立三是由潘汉年陪同，鲁迅是由冯雪峰陪同。后来冯雪峰在《关于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经过》一文中回忆说：
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目的，据我了解，是希望鲁迅公开发表一篇宣言，表示拥护当时立三路线的各项政治主张。李立三在谈话中曾经提到当时法国作家巴比塞，因为巴比塞不久前曾经发表过宣言（《告知识阶级书》？待查），意思是希望鲁迅也这样做。鲁迅没有同意，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不能不长期的、艰巨的，必须“韧战”、持久战。他表示他不赞成赤膊打仗，说在当时那样的时候还应多采用“壕沟战”、“散兵战”、“袭击战”等战术。
当晚回到鲁迅家中的时候，记得鲁迅还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两人（指他和李立三）各人谈各人的。要我像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得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我留在中国，还有打一两枪，继续战斗。（不是原话，但意思我记忆得不会有出入。）
许广平在她的《鲁迅回忆录》一书中说到了鲁迅和李立三的这次会见，她说：“经过那次会见以后，鲁迅的一切行动完全遵照党的指示贯彻实行了。”看来她对情况并不了解，不知道鲁迅并没有照李立三说的去做。
1930年鲁迅进五十岁了。“左联”的朋友们在“苏腊巴亚”餐室（在法租界吕班路和陶尔斐司路转角处，即现在的重庆南路50号）给他祝寿。那天，史沫特莱、董绍明和蔡咏裳警惕地站在门口，注视着客人们来的那条长长的马路。在前面马路交叉路口，在近旁一家门口的台阶上，都有另外的人在“放哨”，以保证安全。据后来冯雪峰答复包子衍询问的信中说，那天也“没有什么仪式，只请鲁迅先生坐在草坪上照了一个相，吃饭时愿意说话的起来讲过几句话”。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简要地记下了当时鲁迅讲话的情形：
他说，他现在被人要求出来领导普罗文学运动，并且还有一些年青的朋友坚决请求他做一个普罗作家。他若真装做一个普罗作家的话，那将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事。他是根植在农村中、农民中，以及书生生活中的一个人，他也不相信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经验过工人和农民们的生活、希望和痛苦，便能产生普罗文学。创作只能从经验中跃出来，并不是从理论中产生出来的。
鲁迅的这个意见显然不合一些人的口味。紧接在这一段后面，史沫特莱记下了当时一段小小插曲：
当这次集会快结束时，一个青年人把身子弯向我，摇着他的头，悲痛地说：
“这太令人失望啦，你说是吗？我的意思是说鲁迅对待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它使得青年人为之沮丧。”
使这位年轻的客人更加要“为之沮丧”的是，他从史沫特莱得到的回答是：“我完全同意鲁迅的意见。”因为，在史沫特莱看来，当时那许多自称“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只不过“是人工造作的，是对于俄国文学的一种笨拙的模仿”。
也正是在这时候，共产国际宣布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纠正。9月24日至28日举行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李立三时代宣告结束。“立三路线”受到清算。不过按照他的意图建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还是保存了下来。
（摘自《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定价：2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