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正在快速崛起，这个正在全面转型的国度及其对世界可能带来的影响，正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
詹姆斯・保罗的脖子上挂着一个标号为“4844”的工号牌，在他的同行眼里，这位29岁的年轻人已经成功跻身于仅有的几千名幸运者之列，成为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一名员工，该公司是印度软件业
然而，印度IT业传奇史的另一面，在某种程度上，比其财富更引人注目，即该行业汇聚了众多精英。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大型企业中，白领阶层绝大多数来自城市高种姓阶级。而现在，这个阶层的背景已经更为多样化。与较为传统稳定的行业相比，尽管在IT业及其他新兴行业中，高种姓阶级仍然占多数，但越来越多的低种姓阶级已经跻身其中。印度正以其与众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化。虽然，这种不计其背景、唯才是举的做法还未被广泛运用，但人们口头上已普遍承认，而且在许多企业，现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印度的前30强企业中大多与IT业相关，而几年前，这些企业还默默无闻。“我们无法遵循传统的‘仅招男性’的习俗，”尼勒卡尼告诉我，“我们必须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求得生存，我们择人的唯一标准是选择最优秀的人才。”
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企业园区，和硅谷任何一个园区一样富有艺术感，绿化规划井井有条。其员工中有许多是女性。企业园区内有为员工家庭提供的日托中心、超市、健身房、洗衣店和娱乐休闲中心等，一应俱全。园区占地40英亩，每座大楼前部备有自行车，供员工往返于园区内不同地方。在每座楼的出口处还备有五颜六色的雨伞。整个园区看起来更像是富裕的有闲阶级的周末度假胜地，而不是蒸蒸日上的国际企业。“在周末，这里就像个假日营地，”詹姆斯・保罗说，“而且我们还有‘带孩子上班日’，甚至是‘带父母上班日’。但是我们工作非常努力。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氛围，我们工作才这么卖力。”
为了进入信息系统技术公司，詹姆斯学习异常刻苦。我曾花了一天的时间参观詹姆斯的工作地点：那是一个典型的软件企业开放式办公室，他的办公地点是一个独立隔间，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标牌，上面写着：“詹姆斯专用车位，错停者车将被拖走。”詹姆斯负责软件测试部门，他们为客户的软件系统进行压力测试。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客户大多是国际电信业的巨头，在为客户进行内部软件系统开发和完善的过程中，必须全面了解它们的业务情况。于是，信息系统技术公司不可避免地将触角伸向咨询业。与相对机械地维护和修补基础软件的工作比较，咨询业可谓获利丰厚。结果，不仅西方的软件企业感到了竞争的巨大压力，大型咨询公司，如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和埃森哲咨询公司（Accenture）等，都感到了印度企业的威胁。“为了做好软件业，你必须了解软件以外的许多东西，”詹姆斯说。
詹姆斯出生在喀拉拉邦一个基督教家庭，他们家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他的父母都是教师。祖父母是米农，收入勉强能维持生计。詹姆斯是家族中第一个在喀拉拉邦之外工作的人。他在当地一所学校上学，1992年，他申请印度理工学院，并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或者说他自己抓住了幸运之神，经过3场每场4小时的入学考试后，在10万名申请者中，他位列637名，被成功录取。“那真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时刻，”他说，“我必须仔细向父母解释，他们并不知道我面临着一个怎样巨大的机会。”詹姆斯的父母被他说动了，并贷款为他支付每学期5000卢比（约120美元）的学费。现在，詹姆斯每天的薪水都远超过这个数目。他常常飞回喀拉拉邦和家人共度周末，或从美国回来中途路过时去看望他们。“我让祖父母看埃菲尔铁塔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照片，他们都非常高兴，”他说，“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景点在什么地方，只是觉得我干得很棒。”自然，他还经常送给他们一些钱。他的弟弟在位于孟买的美国财经电视台（CNBC）工作。
在詹姆斯的同事中，越来越多的人来自普通家庭。他们的财富带来意义深远的改变。詹姆斯的妻子辛笃是一名印度教教徒，来自喀拉拉邦的高种姓奈尔群体。对于双方的家庭而言，他们的结合都是一种离经叛道。“最初我的家人对此充满怀疑，而且不赞成，因为我们家族经常和其他雅各派基督徒（詹姆斯自创的一个词）结合，”他说，“我父母试图让我娶一个我们教派内的女孩，但是我对他们介绍的女孩都没感觉。后来，他们意识到我和辛笃无论如何都会结婚，就同意了。我们先在喀拉拉邦举行了一次教堂婚礼，然后又飞到班加罗尔举行了一次寺庙婚礼。”詹姆斯说，在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员工中，很多人都是跨种姓或跨宗教结婚的。这在印度依然极为罕见，但是在IT业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同事结婚，而且通常是跨种姓的婚姻，”詹姆斯说，“没有人会大惊小怪，这已经屡见不鲜了。”有趣的是，在美国工作的印度软件业从业人员中，跨种姓婚姻并不像他们的印度同行中这样普遍。“远处的民族主义常比它的发源地更为保守。”
和詹姆斯一样，玛丽娅姆・拉姆来自喀拉拉邦一个基督徒家庭。但是玛丽娅姆的背景更为显赫，她在清奈拥有自己的公司TNQ，该企业负责国际期刊的出版筹备工作，业务内容跨越最艰深的自然科学期刊和非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她的最大客户是荷兰出版公司励德爱思维尔集团。1998年，玛丽娅姆白手起家创建公司，雇用了15名员工，而现在，她公司的员工数已经超过600人。2005年，TNQ公司的业绩是30万页，玛丽娅姆的目标是每年100万页。除了美国一些大学的出版社仍然倾向于在国内编辑外，玛丽娅姆和她的同行几乎囊括了各类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而这些业务以往都是在欧洲及其他地方进行。TNQ编辑价格是每页大约3美元，而根据现行的行情，在欧洲编辑每页至少需要10美元。
一些外国人仍然认为，印度的外包企业只是做一种重复性劳动，但是，玛丽娅姆的公司要求员工至少拥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她的员工中大约10％的人拥有博士学位。玛丽娅姆是一位举止优雅、思维清晰敏捷的女士，50多岁，对她的企业信心百倍。在清奈，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母语是英语的理科专业毕业生。“中国没有母语是英语的人才，菲律宾没有科技实力，而爱尔兰又成本太高，因此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聚到印度，”她说，“而这还不是我们的所有优势，没有任何法律限制我们进行学术期刊的编撰。与报纸和杂志相比，我更喜欢为西方的一本著名期刊审稿。”
这种商业模式发展健康强劲，而印度面向海外的服务市场似乎还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还有许多业务，需要从初级到高等的各种技能，一应俱全，都可以在像印度这样的地方展开，花费的成本仅需西方的一半。玛丽娅姆公司带来的社会学方面的改变，意义更为深远。玛丽娅姆尽量雇用女性员工，她的员工中近一半都是女性，而且她更愿意聘用低种姓阶层或其他少数民族。“妇女是最好的审稿员，”她说，“她们尽职尽责，注意到每个细节。”我和她的许多女性员工交谈，除了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位外，其余人的薪水都多于她们的父亲。她们大多二十五六岁，几乎都是她们家里首位拥有正式工作的成员。在印度，已婚妇女常常保留着他们的娘家姓。从许多方面看，玛丽娅姆都是一个特例，因为她结过两次婚。她的第二任丈夫拉姆，是著名的《印度教徒报》的所有人兼主编。拉姆还是位马克思主义者，这也许是印度的又一与众不同之处吧。玛丽娅姆说：“和我同辈的妇女几乎没有人参加工作，她们整天无所事事。”
与TNQ的女员工的交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两个印象。首先，无论她们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她们都一心想让他们接受最高层次的教育。其次，即使我问有些冒昧、非常私人化的问题，她们也丝毫不介意。事实上，在印度，爱管闲事也是一种美德。“不，不．没关系，这是一种关心，”梅隆・坦乔尔说，她是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妇女，当我问她是否会只要一个孩子时，她那样回答，并且告诉我“我想这要和我的丈夫商量”。她的母亲居住在印度南部的坦贾武尔镇，这里因其神庙群而闻名，母亲常常戴着面纱，没有接受过教育。坦乔尔的父亲坚持让妻子待在深闰中，却不介意他的女儿不戴面纱在外面到处走动，和男人一起工作。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坦乔尔说，不可思议地摇摇头，带着一种典型的南印度风格，似乎她从未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或许我与她不一样吧。”坦乔尔的婚姻是父母安排的，但是对于她是否会为自己的儿子安排婚姻，她显得很矛盾。“这随便他自己。最重要的是他要成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她说。普莉娅・雷蒂是另一位员工，她的祖籍是安得拉邦。她的丈夫是泰米尔邦的婆罗门，他们是在一个政府办公室相遇的，当时两人都去申请驾驶执照。“那是一见钟情，”她说，“我想当时已经忘了驾驶执照。”她的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她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成为一名专业人员。在
某种程度上，玛丽娅姆对于她的员工就像一位母亲。虽然工作异常繁忙，但她说正是与商业的“爱情”让她干劲十足：“事实上，这无关乎金钱，我不想成为坟墓中最富有的僵尸。这是新印度的一部分，它能为那些处于弱势的人们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
玛丽娅姆和她的许多员工，以及詹姆斯・保罗的价值体系，与盛行于印度绝大部分农村的价值观有着天壤之别。在仔细翻看我的采访记录时，我深刻地感觉到，在许多方面，詹姆斯是印度新型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技艺精湛、游历四方、富有，而且与不同种姓、宗教背景的人均能融洽相处。同时，他还谈论了许多有关保护印度文化及宗教遗产的必要性。他认为世界文化充斥着诸多不良方面，如家庭的分裂、对长辈的无礼、过分的消费主义、宗教价值观的丧失以及拜金主义等，故而要保护印度文化，使其不受污染。印度许多人的传统见解是，印度的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要强于西方。这一点在詹姆斯的一些话中尤为凸显。“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必须保护印度的文化和道德观，”她说，“由于殖民主义，我们习惯于为自己的传统感到羞耻。现在，我们已经独立了，再也没有任何借口。我们的命运就在自己手中。”
（摘自《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信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定价：3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