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识老于是前几年在北京新书订货会上，他是新疆知青纪实文学的作者。
老于浓眉大眼，身材修长，看得出来，当年一定是个非常精神的小伙儿。只是他的头发已然花
当天，老于的不少新疆战友来为他的新书发宣传品，热情极高。当年的知青都已不再年轻，鬓角斑白，满脸皱纹。新疆知青似乎更老些，六十岁上下的人离着“青年”这个朝气蓬勃的称呼越来越遥远。
严格来说，老于只有北京户口而没有家，他的房子是向朋友借的，位于远郊。
去拜访老于的那天刮着六七级的大风，郊区的风显得更猛。
听说我们已经到了车站，老于立刻骑着自行车来接我们。顶着寒风走了两里路，到了一排歪七扭八的房跟前，老于自嘲地笑着说，在城里头看不见这么破的房子吧？
打开那扇破门，迎面便看到一条也算是“京巴”的狗，浑身脏兮兮的，脖子上拴着条铁链子，链子的另一端固定在一根柱子上，身边放着个缺牙儿的碗，碗里有块黑得看不出模样的吃食，浸在同样很不干净的水里。那狗呲着不漂亮的牙齿，冲我们汪汪叫个不停……
何苦要养它呢？
嗨，这是房子的主人养的！老于回答。
老于家是我见过的真正的蜗居，大约只有七八平米。门右侧放着一张上下床，见我们进来，从上铺跳下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眉眼与老于长得十分相像，他腼腆地冲我们微笑，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只好不住用一只手摩挲头发来镇定自己。
还不快给客人倒茶，愣着干什么！老于对不知所措的儿子说。
一定是为了欢迎我们，地上还放着两包水果。添了我们这三位客人，屋子里真没下脚的地方了。
几个人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到摇摇晃晃的椅子上，喝着杯子里有些苦涩的茶，我一边听老于说话，一边看着这房间里的所谓陈设。左侧是一张非常破旧的长条桌，上面乱七八糟摊满了家用杂品。桌子对面安放着一个硕大的旧冰箱，虽说相当破旧，可到底是这屋里最现代化的摆设。出于好奇，我打开冰箱看了看，却发现里面装着锅碗瓢盆。
这是人家送我们的，已经不能用了，拿它当碗柜使。老于的儿子已经又坐到上铺，见我打开冰箱，忙对我解释。
老于已经向我们介绍了不少他的经历，他写的书里就有。
当然，比起那些到现在户口还没解决的新疆知青，以及岁数不达标（不满四十五岁）的配偶，老于和孩子还算幸运，他们现在总算有了北京户口。可户口不能解决吃喝问题。他从新疆退休后，每月退休金只有四百五十元（据说今年已长到七百多元了）。由于与妻子早已离异，儿子没人管，办户口这些年儿子的学业耽搁了，高中都没能毕业。北京这地界儿择业的条件或要过硬的文凭，或要过硬的关系，二者必居其一。老于的儿子一样不沾，只能在家待业。两人靠区区四百多元要维持首都高水准的生活根本不可能，老于有时就去倒腾点儿蛐蛐、蝈蝈之类的生意，儿子则偶尔去客串一回临时演员。生活没有保障，也就只能勉强糊口而已。
为此，老于跑了很多部门，但申请廉（价）租房目前还没下文。幸亏一个从新疆回来的战友借给他这间小屋。
老于苦笑着对我们说，我支边把居住权给支没了。
从他口中我才得知，他们这些新疆知青的全称该是“新疆支边青年”。而我们这些“文革”中下乡的青年叫“知识青年”。二者虽统称“知青”，实际音同字不同，严格来说他们该叫“支青”才对。也幸而有关政策没有细究这两组词的区别，这些“支青”才沾了我们这些闹回城风“知青”的光，否则，他们就全都得老死在边疆了。
新疆建设兵团的军事训练
二
老于说，他离开北京前是有房住的，就在地安门附近。
父亲在北京一直当小职员，在地安门附近租了一套房，共三间北房、三间南房。老于离开首都之前，父亲尚健在，母亲已然过世。房子由老父亲和姐姐一家共住。他走后，三间南房一直空着。父亲去世后，姐姐以为老于再也回不来了，全家遂搬到单位的宿舍里，把父亲租的房退了。就这样，老于失去了北京的居住权。
据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父亲脱离了地论顷、房成片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己到北京来闯天下。
像当初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老于对组织上绝对忠诚，把从父亲那儿听到的只言片语全盘向组织做了如实交代，说自己家庭出身不好。结果，福没享过一天，却沾了子虚乌有剥削家庭的挂络儿。
老于从小多才多艺。四五岁的孩子能把白居易的《长恨歌》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他更有音乐天赋，曾学过几天钢琴。只是由于家里没有条件买钢琴，他才改学了二胡。到了初中，一曲《二泉映月》拉得如泣如诉。他最崇拜指挥家李德伦了，还曾做过当音乐家的美梦呢。少年不知愁滋味，没几天他又迷上了美术，参加了少年宫的美术组。
初中毕业，阴差阳错，他考取了化工中专。一年后，赶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招收学员，他听说后立刻去报名。以老于的长相和对艺术的挚爱，他是完全有条件考上的，可是因为出身的原因，他最终没被录取，只能继续在他不喜欢的专业里混，毕业后被分到了化工厂。
他这人喜欢与有学问的人交往。他所在的工厂有两名右派，他觉得人家学问不错，就经常和他们泡在一起聊天儿，说话也比较随便。
1959年开始了反“右倾”，把两个右派又拉回去批斗。其中一个较年轻的右派挺不住了，把平日一起扯的闲篇都抖搂出来。这一上纲上线，竟惊动了公安局，老右派升级，成为反革命小集团的首领，二十岁刚出头的老于也成为该集团的成员，被单位除名，1960年被送往监狱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不算劳改，但与劳改队吃同一个伙房的饭，干一样重的体力活儿。劳改还有个期限，劳动教养则没有限期。直到1961年才给定了个限期，最高三年。可以前进去的，时间再长也算白搭了。
老于实际等于坐够了四年。比起1958年进来白白多教养三年的，他还算不幸之中万幸的。
劳教的那段时间正赶上困难时期，有自由之身的尚且吃不饱，何况他们这些有问题的劳教分子。活儿重粮食又少得可怜，刚开始还讲瓜带菜，一把米能就着野菜熬稀饭喝；后来，连野菜、树皮也难找到了，饿得前心贴后心；再后来，由瘦变胖，由胖变亮，人人浮肿，一个个倒下，再也起不来了。人们大面积地死亡，那些埋死人的也是气息奄奄，因而埋人的活儿干得极为浮皮潦草。
老于就是在后期饿倒的。人们以为他已经咽气，将他拉到野外，薄薄地挖了个坑，掩了一层浮土就算将他处理了。也是命不该绝，郊外的冷风一激，他竟慢慢苏醒过来，撩撩身上的土，悠悠晃晃站了起来。仔细一打量，发现自己竟然与众多死人为伴，不免吓出一身冷汗来。这一激灵浑身有了些力气，他连走带爬地又回到了农场。难友们看他又复活了，便给他又是喂水又是喂汤的。将息了几天，他总算真正活了过来。也幸亏不久困难时期熬过去了，要不，他兴许就第二次饿倒，再也难复活了。
1966年，老于的教养实际已经解除，却不允许回家，强迫他留场就业。强迫性的就业尚未落稳脚跟，就又赶上了支援边疆建设的动员令。
兵团来的领导说得天花乱坠，还给他们放了场电影，叫《军垦战歌》。多数人看得热泪盈眶，第二天就激动地踊跃报名，只有少数人踌躇着，甚至不愿报名。
老于就是这些落后分子中的一员。
第二天，干部们就轮番对他进行轰炸，让他报名。
队长说，反正你得走。你们这些有问题的，一个也跑不了！
他们这群人就这样到了新疆建设兵团。
老于说，当年送到新疆的支边青年大多属三类人，所谓的边缘分子、危险分子和坏分子。五十年代末期，有位领导提出了要把北京建成水晶城的口号。既然要水晶般透明，“社会渣滓”当然要扫地出门，送去劳动教养。这批人包括到政府机关无理取闹的，听敌台的，打架斗殴的，漫骂街道积极分子的，甚至包括无职无业、游手好闲的……
当时还没有知青这一称呼，因为他们属于三类人，领导和老支边当然不能称他们为同志，就对着他们“你们”、“大家”地叫。虽是在“文革”中，也不允许他们搞串联与“四大”。把他们往大沙漠一放，住地窝子，干苦力。
老于仍记得一上来他们就修公路。在沙地上修路不容易。他们从远处运来黏土，浇上盐水和泥，铺在路面上，大太阳一晒，就都裂开了大嘴；又加上沙子，还是不成；最后，干脆用砖铺路，可大卡车在路面一轧，砖全变成了碎饼干和一道道的沟沟壑壑。
在新疆一晃二十多年，老于干过的活儿不少，当过工人、农民，甚至还做过老师，结局却跟修这条路差不多，全部不成功。
他事业最辉煌的顶峰就是当过近一年的语文老师。能够为人师表，对于曾经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他来说特别知足，因而决心大干一场。
不久，他在作文课上出了一道作文题《我的理想》。孩子们都写的是要当工人、农民。老于在作文讲评中说，你们为什么不想当哥白尼和总统呢？人都应该有远大理想，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他的侃侃而谈很快就传进书记与校长耳朵里，认为他毒害少年，从此对他印象颇坏，偷偷在心里给他记下一笔账。不到一年工夫，正赶上精简老师，老于虽然在老师的位置上屁股尚未坐热，还是首当其冲，被轰出了教师队伍，仍旧去做他的工人。
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干过的活儿已经有些模糊，印象中清晰的惟有怎么挨整，怎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
他是1970年被打成反革命的。运动中要求自己揭发自己，每个人必须写自己的材料。他第一次写的没被通过，领导评价“太不深刻”。为了过关，他就往深刻里写，一下子刹不住车，写自己当年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认为有些冒进；甚至说自己思想深处感觉“早请示，晚汇报”是政治迷信。这回倒深刻了，竟跌入反革命的深泥坑，想挣扎出来都不可能了。
以后的遭遇像弯腰、坐飞机之类，对于他则属于家常便饭，挨打，甚至被吊起来打也不新鲜。
挨打的是老于这类支边青年，打人的也是他们中的成员，北京、上海的都有。可这些人也没什么好下场，还没积极几天，自己的问题就被揭发出来了。
那时，老于被整得死去活来，想逃跑的念头从没断过，可只是想想而已。跑，往哪儿跑啊？看管他的人不叫他睡觉，他们轮流睡，他却得白天黑夜地伐木头。目的不是干活，是“熬鹰”。为了活下去，从1972年开始，他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开始了逃亡、被抓、又逃亡的生活。
他最终还是被送回新疆兵团了，直到1979年平反。组织上宣布他不再是反革命。不过，他档案中的材料并没被销毁，也没补发工资，更没做任何善后工作。
三
新疆建设兵团土坯房
1979年终于来了文件，说当年把老于他们这批人放在三类人中是错误的。从此，这批人中在当地找了老婆的可以正式安置工作了。
自打安置了老于他们这些人，“文革”前从部队转业和流浪到当地的老支边们也闹着改善自己的处境，随着政策逐渐松动，眼看着上海知青一个个走了，老于他们的心也开始浮动。
从1986年之后，他们才陆续回到北京，户口却一直解决不了。按知青政策解决吧，他们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青；按支边处理既没政策，他们又不是敲锣打鼓自愿去的。
老于从1990年开始奔走。可信访办回答，凡北京市公安局处理的，一律不平反。我们只针对冤假错案，你的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不了，那就解决户口吧，老于又开始往公安局跑。他前后共跑了三年零两个月，一共开出了二十三个证明，有原开除他单位的证明，现在所在农场的证明，派出所的证明，老婆、孩子情况的证明，接收人证明……共盖了十九个公章。
当时全国的建设兵团都已解散，只有新疆建设兵团尚存。但人浮于事，一个农工要养四个人。这些人已不再是壮劳力了，老的老，病残的病残，兵团也就对这些人大开绿灯。
直到1994年北京市正式下发了文件，这一遗留问题才终于得到解决，老于和相当一部分新疆支边青年的户口落户到北京。
老于的户口是以退休人员的身份落于北京的。刚开始，退休金每月只有三百多，根本养不活他和上学的儿子。因为从小喜好艺术，老于对照相蛮在行。他向亲戚借钱，买了个照相机，到天安门广场去给游客照相。
这些年，北京一直是旅游旺地，人比蚂蚁多，生意好做。特别好的季节，他一天能挣一百多。平均下来，一天怎么也能弄个纯利四五十元。
在天安门给游客照相的，有的投机取巧，使用假胶卷。本来，照相不申请工商执照就是违法，再加上用的又是以次充好的劣质胶卷，警察和工商局当然要管了。第一次客气，可能仅是罚钱；第二次再看见熟面孔，说不定就把相机没收。相机等于照相人的饭碗，当然不能轻易脱手，一挣绷，挨顿打也是有的。
老于因为是北京人，亲不亲的总是老乡，管理人员对他也就比较客气。第一次把他带走，仅罚了十块钱。以后再见着他，就绷着脸说，再看见，没收你的相机！
老于这时就点头哈腰对他们咧嘴乐。别说下次，就是下个月，也得在广场上坚持啊。
1998年广场翻修后，摊位固定了，生意开始变差。老于只好收摊儿。算起来干了仅一年多。
他又开始卖花，卖蛐蛐，鼓捣假古玩。一到天暖和了，他就到山东等地去批发蛐蛐，然后到北京来零售。每年夏秋挣上点儿钱，闹好了，有时能相当一年的工资。就这样，凑合维持着他和儿子的生活。
四
有一年初春，我们几个朋友又去过老于家。他这次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是让我们去庆贺新居的。新居就在后海边，位置相当好。虽是廉租房，只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平房，但自己又接出一间，显得比过去宽敞多了。家具还是过去的家具，基本没添置什么，可完全是一种旧貌换新颜的感觉了。据他说，除五百块工资外，政府又补助他三百，这三百正好够他租房子的租金。言谈间他透着知足。
可是，老于儿子的工作还没有着落，高不成，低不就。几天后，我曾介绍他到一个朋友的饭馆打工。因为活儿累，他干了几天便辞工不干了。不久，又听说他儿子在超市找了份工作。
今年，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又搬了家，还找了位老伴。北京生活花销太大，两个人付廉租房租毕竟比一个人的压力小。或许，这也是老于再婚的原因之一吧。
（摘自《以生命的名义》，文汇出版社2007年10月版，定价：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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