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冲突：第三次撞击？
从历史来看，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及力量对比表现为一升一降。明治维新之前，是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移植与模仿，日本基本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一部分，表现为中国强、日本弱的地缘政治格局；维新之后，日本学习西方获得成功，中国则远远落后。出于控制整个东
中国的衰弱以及战略安全上的脆弱性并没有消除日本的“疑惧”，反而成为日本再次发起进攻的诱因；日本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以及特有的等级式秩序观，驱动日本将本国的秩序观强加于他国，进攻是日本战略文化的重要特征；经济驱动力是与地缘因素联在一起的： 日本资源匮乏，石油全部需要进口。当日本认为正常贸易已不能满足其经济之需时，通过战争方式永久地无偿占有就成为日本的首要战略目标。地缘、文化、经济因素仍然是日本第二次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驱动力。
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地区安全结构也处于深层变动之中。尤其是在东亚，地缘政治与非传统安全因素、历史记忆与现实利益、霸权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各种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特别是“日本问题”，比如日本未来能否和平发展，是整个地区安全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题。虽然，彼得・卡赞斯坦认为，通过美日同盟这一框架，日本发展军备的能力受到严格的限制，被纳入了和平的发展轨道。然而，美日同盟可以作为限制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盖子”，也可以成为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最好掩护，发挥小鸡孵化过程中“蛋壳”的作用。中国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关注焦点是其适用范围，认为美日安全合作应严格限制在双边的范畴之内，特别是不能涉及台湾。美国被看做东亚结构中的“非东亚因素”： 美国在东亚即通过美日、美澳、美韩等同盟体系，构筑霸权式的东亚安全秩序。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于东亚地区以及中日两国军事不均衡发展，刺激了东亚的军备动力。而东亚地区不断突出的军事安全动力，又必然激活经济、社会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难题。
日本是海洋国家，居亚欧大陆之外，作为岛国其长长的战略岛链能锁住中国进入太平洋的重要战略通道，有海洋国家控制海权的决定性优势，并具备对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攻击的有利条件。中国海权建立与日本的相撞或摩擦就无法忽视和回避；中国是因其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力以及在安理会的地位等成为东亚重要国家的。而日本则因其经济影响力、与美国特殊关系等成为东亚重要国家。如果经济优势不能维持,它将会不惜一切手段控制和排除这些可能出现的战略威胁。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中日关系发生着剧烈变化。现在是中日两国同时成为亚洲强国，各有优劣，正力图将自己的不足发展为优势的关键时期。在未来，中日安全关系之间的可变因素大大超过了不可变因素。 日本力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用日本的理念塑造出符合其战略利益的东亚安全秩序。日本极可能运用“诱杀”式遏制战略，通过挑起中美之间的武装冲突而扮演一个与中国侧面冲突的角色。台湾岛、朝鲜半岛以及钓鱼岛、东海油气之争都有可能成为中日摩擦的引线，由此可能引发中日之间的又一次撞击。如果说日本当初发动两次侵略战争是出于地缘政治、文化和经济因素，那么，这些因素有些依然存在。
但不同过去的，是全球和地区战略安全环境的变化。“有组织的无政府社会”的出现、共有知识为标志的国际社会化进程，使国家不能无视国际组织、国际法、国际准则、国际舆论而行事。竞争甚至冲突的双方尽管战略上相互对立，但他们都认识到某种最基本的共同利益，正是这种一致期望使战略方不断协调各自的政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东亚地区的社会化进程，已使规范、制度等因素成为地区无政府动力的某种制约。一些国家开始意识到，安全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孤立存在的、国家需要的是相对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对手之间是非零和而不是零和关系、武力效用是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些变量可以看做是战略主体战略判断的几个重要维度。战略者的观念铸就了战略选择，一些国家开始倾向于合作性战略而不是竞争性战略。一种与传统安全模式不同的新型安全关系结构正在孕育。从双边因素来看无法制约的中日安全关系的结构性冲突因子，在多边的、已变化了的地区安全结构中可能被抑制。因此，虽然导致中日历史上冲突的地缘、文化、经济残渣犹在，但是全球政治环境正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化、国家安全观念等等已限制或规范了国家间解决彼此冲突和争端的手段和方式。这就使得中日之间因领土等问题引发的冲突，也会被控制在很低的程度。
中国方式与东亚和平变迁
东亚地区的治理，需要通过大国“协调”来实现。在这样一个协调体系中，以集体行动原则为基础，由几个共同协调的大国来防止侵略。其成员更多通过在非正式的谈判中共同协调来解决争端和危机。我把这种多边安全模式称作“中国方式”。与集体防务那种基于大国的霸权利益以及基于小国利益“东盟方式”的考虑不同，“中国方式”既考虑到大国在本地区的特别位置的现实，又考虑到小国的利益需要被保护的一面。
中日之间竞争包含一种地缘的、文化的、经济的结构性内容，但两国安全关系的走向却不可避免地受地区乃至全球战略环境尤其是安全观念变化的深刻影响。在东亚，无政府文化虽具有某种短期的难以逆转性，而超级强权的地区干预与之交织更使得东亚安全政治的发展呈现一种无可预料的特征，随着国际社会化的影响以及地区一体化在东亚的深入，制度、规范、认同在塑造相互作用和推动社会化进程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形成的安全文化驱使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快速发展的地区大国在借助传统的“自助”方式的同时，也越来越深地参与全球和东亚政治规则制订和多边安全合作组织，以应对彼此和复杂多变的战略环境。正是如此，中日之间安全关系中的许多活跃的冲突性潜在因子，在这一社会化过程中被抑制。这种安全观念和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有可能导致大国运用新的方式重塑地区秩序。因此，随之而来的政策策略，就是如何通过建立在多边的制度、规则基础上的对话和沟通，减少误判，加深信任和彼此认同了。
国家间的关系结构中,一旦形成的是敌意性国家关系,要改变它就会发现绝非易事；而如果形成的是友善性国家关系,同样难以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变量的作用： 无论是地理还是经济结构中所形成的冲突归根结底是国家利益和安全观念的冲突, 而国家利益则是由文化认同建构而成。国家利益的可改变性意味着国家之间除了用竞争性策略应对彼此安全困境外,还有可能选择合作性策略。因此国家关系结构以及地区安全结构的重塑虽然不易但却是可能的――这取决于国家倾向于何种安全观念。因此地区安全结构影响地区国家的安全议程,反过来地区国家的安全行为又对地区安全结构进行塑造。一定程度上，这是强调物质与观念具有等量齐观作用的一种建构主义的解释中日安全困境的某种尝试。
中国是一个具有独特战略文化和历史经验的国家，在冷战之后其革命主义国家战略身份发生了变化。中国从以前的革命主义挑战型国家正在成为一个变革型国家，即一种力图改变国际秩序的不公正性的“和平变迁”战略。这要求中国不独与美国这样的既有大国，也包括日本这样的不确定性国家更多地采取合作而不是军事性的竞争战略。
日本具有先进的技术、内聚力很强的国民、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精密的企业制度、不容低估的军事潜力和能力。但是它又有许多的问题： 历史污名及无法获得邻国的原谅，获得地区大国身份和威望是很难的。它是一个追随美国的半主权国家，这也使邻国防范霸权干预的同时，也提防日本成为霸权的工具。因此，日本在与中国的竞争过程中，如果不能保持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就落后于中国了。中国只要保持政治稳定、社会活力、经济高速增长及军事上的现代化，就一定能在历史进程中通过和平发展获得优胜。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 中国将“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分歧，加强两国在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强民间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和平发展的中国，不仅要有建设性的姿态和负责的形象，还应当有一种泱泱大国的风范，应当用更加理性和宽容的态度看待国家间有争议的问题，包括中日关系。中国对日战略，要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依归，在原则性事务上坚持立场，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灵活变通。在对日本保持适当警惕的同时，中国政府应尽力和日本进行战略对话，促进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将日本导向区域安全合作。近些年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在加强彼此的沟通、认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比如中日两国进行的“日中知识共同体”的活动，以及中日战略对话等等。
中国应当采取战略主动，即在合作性战略上走在日本的前面。传统对日战略――主要是在双边（中日），或三边（中美日）关系的框架内思考――而由此在大国战略的权力现实主义逻辑框架下，也必然得到制衡、战争、顺应的战略后果，至多是一种工具式的大国合作，这无助于地区的和平变迁。我所提出的中国方式是一种合作性战略，即通过与东盟的一体化，来推动整个东亚安全结构的变革――和平变迁的东亚，在这一局面出现后，中日之间的合作将会具备一个良好的
外部环境，是一种间接战略，因此，这是一种建构主义式的文化合作模式，是一种更高追求，但它却是用和平手段实现的，中国也由此在实现本国战略利益的同时，促进了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这一战略不同于传统对日战略，它既兼顾强权存在的东亚历史和现实条件，又注意到东盟作为安全共同体以及地区一体化重要变化，因此，这一战略是从大国作用和地区主义的两种视角出发的。一旦中国与东盟之间率先实现经济的一体化,那么,一个和谐的东亚社会就有可能出现,而中日关系的改善也就有了和平的地区安全环境。
中日之间的竞争虽历经百年，但是这种竞争既不是历史的也不是地理的宿命。只要中日两国以一种新的安全思维看待对方和对方的利益，及时调整安全政策和战略方向，就有可能超越历史及现实的安全困境。历史上的中国在东亚一直拥有无可比拟的文化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她璀璨的文化滋育了东亚，带给这块土地以先进的技术、繁荣而发达的经济和长久和平的秩序，并因此形成她所肩负的伟大使命和历史责任感。作为一个有着伟大传统的国家，丰富的战略文化底蕴使她的战略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她所追求的战略目标不是毁灭自己的竞争者，而是“不战而胜”，获得永久的和平。中国只有成为真正的地区大国，才能成为全球政治中有分量的国家。中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的“和平变迁”，即超越东亚和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用一种和平的方式重塑东亚秩序，从而为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奠定基础。
（摘自《胜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定价：35.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