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为什么有些国家未能取得经济增长的解释常常着眼于贫困国家自己的过错――贫困是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腐败以及阻碍现代经济发展的落后文化所导致的。然而，社会经济系统是复杂的，由很多可以运动的部件所组成，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假设只有一个部件出了毛病。经济发动机的不同部分都有可能出现问题、甚至是崩溃，从而使整
在经济增长中，主要有8种问题可以导致经济停滞或衰退。每种问题都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所急需的是出色的诊断。
贫困陷阱：贫困本身成为经济停滞的原因
最贫困的国家面临的最关键问题在于贫困本身成为一个陷阱。当贫穷现象非常严重时，穷国不能依靠自身的能力摆脱这种困境。让我们考虑由人均资本缺乏所引起的贫困。贫穷的村庄缺少卡车、平整的公路、发电站和灌溉水渠。人力资本非常低，受到饥饿、疾病折磨的没有文化的村民为了生存而挣扎。自然资本也被破坏――树木被砍伐、土壤的养分被耗尽。在这些情况下，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物质、人力以及自然资本，但这需要更多的储蓄。当人们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时，他们需要用其全部收入或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存，根本没有多余的收入用于未来的投资。
这就是为什么最贫困的人们容易陷入低增长率或负增长率的主要原因。他们是如此贫穷，以至于不能为未来进行储蓄，不能积累使其摆脱当前困境的人力资本。左下表表示的是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国内总储蓄占GDP的比例。显然，最贫穷国家的储蓄率最低――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收入都被用来维持生存。
事实上，基于官方统计账户的对国内储蓄的标准测度高估了穷国的储蓄。因为这些数据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穷国正以砍伐树木、耗尽土壤的养分、过度开采矿物资源以及过度捕鱼的方式来耗竭其自然资本。而这些形式的自然资本是不反映在其国民统计账户中的，结果就是自然资本的“折旧”或耗竭没有被当作负储蓄。当一棵树木被砍伐并作为燃柴卖掉时，砍伐者的收益不应当被算成国民收入，而应当被视为一种资本资产（树木）向一种金融资产（货币）的转换。
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
2002年的收入水平，占GDP的百分比
上中收入国家 25%
下中收入国家 28%
低收入国家 19%
最不发达国家 10%
来源：World Bank（2004）
实际地理位置
尽管贫困陷阱是正确的诊断，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陷入了贫困陷阱，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实际地理位置。比如，美国人相信他们的财富是凭自己的才能创造的。他们忘记了他们继承了一个广阔的大陆，矿产丰富、土壤肥沃、雨水充沛、富于适合航行的河流，以及数千英里的海岸线和数十个天然港口――这为其海洋贸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他国家的地理条件就不是这么有利。许多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为高昂的交通成本所困，因为这些国家或处于内陆，或位于高山地区，或者缺少可航行的河流、漫长的海岸线、天然港口。文化因素不能解释玻利维亚、埃塞俄比亚等国持久的贫困。被陆地包围的多山地区面临着扼杀几乎所有现代经济活动的高昂交通成本，以及经济上与世隔绝的状态。亚当・斯密尤其强调低成本、以海洋为基础的贸易，并注意到最遥远的地区也是经济发展最迟滞的地区。
其他不利的地理条件对经济发展也有作用。许多国家陷于贫瘠的自然条件之中，或者农业生产率很低，或者易于遭受持续的旱灾。大多数热带地区易于致命疾病的传播，这些疾病包括疟疾、血吸虫病、登革热及几十种其他疾病。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具有理想的降水、气温条件及蚊虫种类，使其成为全球疟疾的高发地区，这也许是历史上阻碍非洲发展的最大因素。
财政陷阱
当一国的私有经济不那么贫困时，政府也可能缺乏资金以建设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政府对基础医疗、公路、电站、港口等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投资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政府可能缺乏财政资源来提供这些公共物品。这至少出于三个原因。第一，人民本身非常贫困，因此无法征税。第二，政府可能是不称职的、腐败的或者低效率的，因此不能征收足够的税收。第三，政府可能已经负有巨大的债务（例如，十年前借的债务），必须使用其有限的税收收入来偿还债务而不是将其用于新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债务可能是这个国家重新走上经济发展道路的惟一途径。
政府失灵
经济发展要求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政府必须承担多种角色。它必须识别出最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并对其融资，必须为所有的人口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而不只是为少数人提供。政府必须创造一个有利于私有企业投资的环境。那些投资者必须相信他们能够被允许经营企业并保留未来获得的利润。政府必须约束自己收受贿赂及额外收益的行为。政府必须保持国内和平和安全以使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会受到不适当的威胁。政府应当使司法体系能够界定财产权并使契约得到公正的执行。政府还具有保卫国土、抵御外敌入侵的职责。
当一国政府不能承担这些职责时――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有巨大的缺口、腐败增加到影响经济增长率的程度、不能确保国内的和平，那么这个经济体注定要失败，而且是很严重的失败。事实上，在极端情况下，当政府不能履行其最基本的职责时，我们就将这种情形称之为“政府失灵”，其特征是战争、革命、暴乱、专政，等等。
文化障碍
即使一国政府想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文化环境可能也会成为发展的障碍。例如，一个社会的文化和宗教规范可能阻碍妇女发挥作用，这使一半人口丧失了经济和政治权利以及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削弱了这一半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剥夺妇女的权利及受教育的机会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也许更重要的是，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人口统计转变的趋势被推迟或者阻碍了。贫困的家庭继续生养6-7个孩子――在这些社会中妇女主要的角色是抚养孩子，缺乏教育则意味着她们很少有参加工作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经常缺乏基本的经济安全和法律权利；当她们成为寡妇时，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就更加艰难了，这时她们往往陷入深深的贫困之中而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
类似的文化障碍会发生在宗教或种族的少数派上。社会规范可能使某些团体不能得到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健康设施以及工作培训）。这些少数派在进入大学以及获得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方面遇到障碍。他们在社会中会面临迫害――其企业被没收、财产被破坏。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发生在东非的印第安人社区中的情形，完全的“种族清洗”运动可能会夺去很多人的生命。
地缘政治学
贸易是在两国之间进行的。外国设定的贸易障碍会阻碍穷国的经济发展。这些障碍有时是政治性的，比如当一个强权国家对其不喜欢的政权实施贸易制裁时，但其结果往往是使得目标国的人民变得更加贫困。除了贸易之外，还有很多源于国外的地缘政治因素可能影响一国的发展。
缺乏创新
让我们考虑穷国的发明者所面临的困境。尽管这些发明者能够开发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当地的经济需要，但通过以后在当地市场销售的收入收回研究和开发投资的机会是很低的。当地的购买力很微弱，不能为成功上市的新发明带来足够的利润――即使这个贫穷国家有标准的专利保护法也是如此。问题的症结不是发明的产权，而是市场的规模。
因此，富国和穷国在创新的倾向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富裕国家有大规模的市场，这提高了创新的激励，将新技术推向市场，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率、扩大了市场规模，进而为创新提供了新的激励。实际上，这种动态过程创造了一种链式反应――经济学家称之为内生增长。创新扩大了市场规模，更大的市场又增加了创新的激励。因此，经济增长和创新进入了一个互相增强的过程。
在大部分贫穷国家，尤其是那些小国，创新过程通常从来没有发生过。发明者知道他们永远不能收回开发新产品的巨大固定成本，因此不会从事发明活动。贫穷国家的政府没有财力支持政府实验室及大学中的基础科学研究活动。这种环境根本就留不住科学家，其结果就是创新活动的不平等扩大了全球收入的不平等。尽管今天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37％以及占世界GDP的11％（按购买力平价调整），这些国家的专利发明仅占2000年在美国注册的专利发明的1％弱。专利数目最多的前20个国家全是高收入国家，它们占了世界所有专利发明的98％。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创新活动的巨大差距当然是造成最富的国家与最穷国家发展差异的最根本原因，它也是造成最贫穷的国家未能踏上发展之梯的最根本原因。富国从创新中获得了更大的财富，从而进一步激励了创新；而穷国则做不到这一点。
人口陷阱
最近几十年，大部分国家经历了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整个世界（包括最富裕的国家）的一半接近于所谓的“替代生育率”，即每一个母亲平均生育一个女儿。也即是说，替代生育率是指2个孩子，平均而言其中之一是女孩。（事实上，考虑到女儿不能生存到生育年龄的可能性，替代生育率要大于2个孩子。）比较而言，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生育率为5个孩子，甚至更多。平均而言，一名母亲至少抚育2个女孩，有时是3个或更多。在这种情形下，一国人口每过一代就要翻一番。
西欧的人口过渡花了100年甚或更长的时间，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渡则是在几十年甚至是几年中发生的。在孟加拉国，总生育率由1975年的6.6下降到2000年的3.1。在伊朗，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后，人口过渡的转变更加迅速，从1980年的6.7降至2000年的2.6。其原因好像是伊朗革命使一代女童进入学校，而女孩识字率的提高迅速剧烈地转变成少要孩子的意愿。
当贫困家庭选择生育更多的孩子时，人口陷阱就成为贫困陷阱出现的一个理由。选择生育多个孩子是可以理解的，但其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当贫穷的家庭拥有很多孩子时，他们便不能负担每个儿童的营养、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资。他们可能仅能负担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送一个儿子去上学。因此，一代人的高生育率导致儿童生活在更为贫困的境地中，并且使得下一代的生育率更高。快速的人口增长也为土地和环境资源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由此使贫困状况更为恶化。
（摘自《贫穷的终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