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雄老人1912年生于北京宝钞胡同一个制作泥玩具的贫苦家庭，由于父亲原在颐和园当差，侍奉过西太后，他得以14岁那年进宫，侍奉溥仪长达33年。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的口述更显得客观真实，十分难得。
秘密离津 出关投敌
这些天静园发生一连串怪事，最怪的是炸弹事件：有人送来一蒲包鲜货，由祁继忠接手并送到溥仪跟前，打开盖子惊叫一声：“炸弹！”再找送货人已经不见了。现在知道这件事是日本军方故意做的，目的是催逼溥仪上路。
炸弹迫使溥仪做了最后的决定，而且，行动也更加谨慎小心了。
回到天津那天晚饭前后，溥仪向我布置了一个神秘的任务：晚8时整，把赛车发动起来，同时打开后厢盖子，不准提前，也不准错后。
“谁开车呢？”我多嘴问了一句。
“甭管！有人开。”溥仪面孔严肃。
溥仪所说的赛车，正是我经手“打价”花一万五千元买进的那辆敞篷车。该车前部司机棚内只有一排座，除司机再坐一人。后部从外形看是平的，其实是两房扇盖子，打开来，再利用车前的两根立柱，顿时可以支起一个帆布篷子来，里边还有一排活动椅，可坐两人，像一部小客车。关上盖子就什么都没有了，盖子底下有一米长、一米宽、零点六米高的一块空地方。
溥仪连司机棚都不肯坐，让我打开后厢盖子的意思，显然不是要支起帆布篷，或许是要钻到后厢盖子底下去吧？
晚八时整，我准时发动了车子，打开了盖子，然后呆在一边，心里还琢磨：究竟让谁开车呢？
忽然，一个人影在车库前闪了一下，迅速向赛车走来。
“谁？”我发问。
“我――佟功永！”
“你来干什么？”
“开车！”
“谁让的？”
“不是说老爷子今晚要走吗？”
我知道这是安排好的，溥仪对我也不细说，不便多问了。可心里不太服气；佟功永并不是司机，是静园一名护军，有时抓车玩玩，摆弄几回，论开车技术还不如我呢。这里说个笑话：我常开车给溥仪购物，有一回“租界”工部局来电话问静园司房：“你们那车是谁开的？一个小孩，连脑袋瓜还露不出来呢！”我毕竟开车能上街，可佟功永……
正寻思着，溥仪由楼内快步走出，祁继忠紧跟在后边。我迎上去告诉溥仪说车准备好了，溥仪“嗯”了一声，迅速钻入后厢空内。不料，祁继忠也三步两步地窜了上去，连一个人也难放的地方怎么挤得下两人？何况都是大高个！我想，万岁爷窝在后厢底下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才明白吧！只见祁把后盖放下后，屁股紧顶盖门，忽闪忽闪地摆不平。事情紧急，我也顾不了太多，跳上去一使劲儿把盖子按严了。佟功永遂把车子由正门开了出去，“白帽”看了看，只有司机一人，他哪里会想到私货藏在后厢盖子底下！
我没有立即返回楼里去，继续呆在车库旁观察动静，我意识到这是个很重要的日子。过了约十五分钟，赛车开回来了，我帮佟功永入库关门，收拾完毕。
“车开到哪儿啦？”我问。
“我也不知道！”佟回答说：“只告诉我行车路线，出门后还有别的车领着，最后进一家旅馆大门。我心慌意乱，汽车挂在大门上，差点儿把旅馆的门给挂掉了！”
我心里好笑：不知溥仪搞什么名堂，不找正经司机，硬是要挑像佟功永这样半通不通的人开车，出点儿事故岂不毁了！
不过，我当时还不可能想到：这个晚上，对溥仪个人，对中国近现代史，竟是那样重要！一部赛车把溥仪送进罪恶的深渊。长期以来，为了掩饰自己，溥仪蓄意把赛车后厢说成是被日本人“劫持”的证据。后来，经过改造的溥仪自己纠正了这种说法。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也能证明溥仪不是被劫持的，虽然他曾经受到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的诱骗和逼迫，但是，赛车后厢的秘密却是他自己策划、自己实行的。
东京车站上出洋相
1935年4月，溥仪首次出访日本，我以摄影师身份随行。从登上日本国土起，我们便不能自由行动了，连溥仪在东京车站与裕仁天皇会面握手的场面，都没让我们这些人靠前，后来溥仪告诉我说，他和裕仁握手时闹了笑话，这笑话够丢人的。
在东京车站上，天皇裕仁仪态庄严地向溥仪迎来，无数的摄影记者和电影摄影机同时开动，都要抢下“两圣交欢”的“历史性镜头”。正是裕仁和溥仪都伸出手来要握在一起的当儿，溥仪发现裕仁用手指点他的脚下，似乎示意什么。他低头一看，哎呀不好，一条绷带从裤腿内掉落下来。溥仪赶快弯腰把那一尺多长的绷带拾起塞进袜子里面，又站起来跟裕仁握手。
溥仪后悔那天没穿大马靴，如能把裤角压在马靴内，或许绷带就掉不出来了。溥仪平时出门一般着军礼服，着大马靴，这次为什么不穿大马靴呢？我还知道些内幕。
溥仪访日前，曾特意派人给他订做了一双金漆皮的黑色高皮鞋，按他的要求，后跟高达二寸。取回皮鞋那天，我伺候他在缉熙楼二楼客厅内试穿。他穿起高跟皮鞋，挺胸昂首地来回踱步。突然，他站住对我和在场的其他随侍说：“你们看――”这时他故意做出挺胸、俯首向下并与人握手的姿势，接着说，“和裕仁见面时，像现在这样就更能显出我高他矮了吧？”
溥仪本来长得细高，再穿上特制高跟皮鞋，简直就是一根旗杆，原来他的目的是要与日本天皇比高低。但他不曾料到，一根绷带竟使他丢人现眼，出尽了洋相。那么，这根绷带又从何而来呢？这里边也有一段插曲，原来溥仪应该吸取的教训，既不在高跟皮鞋上，亦不在马靴里。
溥仪访日前不久，他那个下部的要害器官出了点儿毛病，本属轻微症状，但他顾全“天子威仪”，不让侍医诊断治疗，自作聪明往患处撒来弗尔药面，其实那是湿敷药，不可干用，我跟他说他也不听，结果发炎。到访日时尚未痊愈，他便用绷带随便缠上了，没想到偏偏在最隆重的场合从裤腿掉了出来。
到东京车站已近中午，又等溥仪和裕仁的会面仪式结束，他们分别乘汽车离开了车站，这才允许我们也乘上小汽车前往溥仪下榻的赤坂离宫。
溥仪抵达赤坂离宫后，有人导引我和严桐江等来到他的身边，先按他的生活习惯安排好具体环境，再尽侍奉之责。当时溥仪很紧张，刚坐下又要走，进宫去拜谢天皇。回来以后又要出去，来来回回三四次，忙于答礼、还礼。偏赶上那天气温高，溥仪一进屋大家便拥上去，七手八脚地给他解扣子脱鞋。呆不上十分八分钟还得给他穿上，折腾来折腾去，动作稍慢就可能飞过一巴掌来。不过，很快就不用巴掌了，因为音响太大，怕招惹日方注意，于是把惩处我们的办法改为用手拧、掐。
在东京期间，溥仪先后两次拜会裕仁的母亲，回来颇神气，对我们在身边的几个人说，皇太后陛下以日本茶道欢迎他。他津津有味地谈起日本茶道：把茶放入壶内先研再沏，开始喝时不能张大嘴，只把杯子挨在嘴唇上抿一抿。溥仪又说，在花园散步遇有上坡下坡，他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趋前搀扶。由于这次交往，回到长春后，溥仪与日本皇太后仍互相赠送点心或礼品，保持十分亲近的关系。但这些都是假的，溥仪悄悄告诉过我，他只是要哄哄日本那个老太婆，而且防着她，凡是她送来的点心一概不吃。
溥仪被俘之谜
1945年8月13日早上，火车把溥仪、众多的皇亲和我们这些人送到通化县大栗子沟。
我们在大栗子住了一夜，张景惠领着一帮伪满大臣来了，他们向溥仪说了一阵，又召集人们宣读文件，听说那就是《退位诏书》，宣读完毕，张景惠他们就返回长春去了。
这时又传出令人惊恐的消息：长春原护卫“皇宫”的禁卫步兵团已经反戈，现正跟日本人交手。溥仪担心带到大栗子来的十几名禁卫军闻风而动，对自己不利，便预先商妥了应付之策：如有哗变，将迅速撤往矿井内躲避。事实上哗变并未出现。
又过了几天，吉冈通知溥仪，大栗子已经不安全了，必须立即动身，前往通化搭乘小飞机，再赴沈阳换乘大飞机去日本。然而，一路上也不能绝对保证溥仪的安全。
溥仪挑了九个人随行：一个弟弟溥杰；两个妹夫润麒和万嘉熙；三个侄子毓、毓和毓 ；外人只有三名：医生黄子正、随侍我和赵荫茂。这三名外人中只赵荫茂心眼儿多，临时撒个谎，说“肚子疼”就躲过去了，我和黄子正却傻跟着。
我们坐火车到通化，又改乘汽车去机场。
通化机场停的都是小型飞机，溥仪乘上一架“双发”（指两个发动机）首先起飞；我们这些人分乘两架伪满邮政飞机，记得吉冈、桥本、溥杰、润麒和万嘉熙乘一架，剩下的人乘另一架。那种飞机起动时得用绳子拽机头上的转风轮，真滑稽，我们几人都是头一次乘飞机，见司机室门上贴着“严禁吸烟”四字也笑，气得驾驶员把门“砰”地关上了。毓还试着在飞机上写字，是哆嗦着手写弯弯字，写完笑着让我看。
飞机从早上八九点钟起飞，直至下午一时抵达沈阳。飞机刚着陆，苏联伞兵便从四面八方降落下来，等我走到机舱口的时候，飞机早被苏联士兵团团包围了。我们下了飞机，便被直接押送候机大厅，而此时最先降落的溥仪及溥杰、吉冈等也已在大厅内成了苏军俘虏。
一位苏军校官走过来，面对溥仪命令道：“谁身上还带着武器？都交出来！”
溥仪先掏出自己的“撸子”（小手枪）放在桌子上，又转向我们说：“你们也都拿出来吧！”
我遂掏出挂在衣下的匣枪，溥杰等人也缴了枪，那位苏军校官命部下把武器取走，乃向我们宣布了一项命令，翻译转述说，现在就要把我们送到赤塔去。溥仪闻言拍手称快，这一突然之举令人惊奇。猜想他这样做是认为摆脱了日本，生命似可保障。若非如此，则是假做欢喜之态，以骗取苏方好感。
溥仪在沈阳机场被俘，难道是偶然间遭遇了苏联伞兵吗？我亲身经历了这次被俘过程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溥仪是作为日本献给苏联的投降礼物而去沈阳的，不过这是上层之间的事，吉冈和桥本当了陪送品而不自知。若不是这样，则何以解释下列疑问：（一）日本命溥仪撤离大栗子时为什么要声明“不能绝对保证路上安全”？（二）既然要从通化撤往日本，隔山即是朝鲜，为什么在紧急情况下还要舍近求远，绕路沈阳？（三）通化沈阳之间区区千余里，却飞了将近五个小时，并在沈阳机场上空长时间盘旋。如不是因为日苏之间正在交涉未妥事宜，这种现象又做何解释？（四）在制空权已经操于苏军之手的条件下，如无某种契约，能允许三架落后的伪满小飞机，在天上自由飞翔五个钟头吗？（五）苏军伞兵飞机与溥仪乘坐的飞机同时在沈阳着陆，这恰恰说明我们在飞行中早已处于苏军监押之下。偶然、巧合，这些字眼儿都是解释不了的。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作证
十天过去了，二十天又过去了，还不见溥仪回来。我们真替他担心！一天早上出工之前，红河子别墅那位“干萝卜”管理员突然出现在面前，他用手指指我和毓，比比划划地说了一阵。我们明白他的意思：今天不要出工了，跟他上别的地方去。于是，我和毓上了另一辆汽车，直奔红河子去了。开进铁蒺藜墙，并没在二层木楼门前停，而是一直往南开，过了吓人的山沟子厕所还往南，停在离几间平房不远的地方。“干萝卜”让我们在车上稍等，他先进入平房，很快又出来向我们招手，当我们把眼光转过去时发现一张熟悉而亲切的脸，正是我们的“老爷子”溥仪。
“你们猜猜，这些天我上哪儿去啦？”当天晚上溥仪找我们攀谈。
“猜不着。”
“没听到关于我的消息？”
“一点儿都没听到。”
“到东京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去了！这次在日本见到了美国、英国和中国的代表，他们嘱咐我说，上了证人台，要时刻注意看台前的小红灯，它要亮着就别说话，等它灭了再开口。我一连出庭好多次，给坂垣征四郎侵略中国的罪行作证时，坂垣就在旁边被告席上斜着眼睛看我，当时心里有点怕，怕他端出伪满成立前在旅顺我和他的谈话，并以此来质问我。可是，他只是斜着看了我几眼，并没有说别的。”
溥仪接着又谈到为南次郎的罪行作证，他说被告的律师很厉害，说了很多话，驳斥溥仪作证的事实，想把溥仪逼到没资格当证人的程度。最后还拿出一封溥仪给南次郎的亲笔信，溥仪在信里曾要求日本支持他复辟清朝。看到这封信，溥仪顿觉头脑轰然，遂加以否认，说这信是别人仿照他的笔迹所写。这事还真叫他给搪塞过去了。
溥仪还说，好几个国家的代表关照过他，“一定要坚持到底”。中国代表对他很同情，曾安慰他说：“不要畏惧，中国政府会设法开脱你的罪行，不会审判你的。”这正是当时他最最担心的事情。
“唉呀，离开你们真想念呀！”溥仪话锋一转讲了一个故事，“在海参崴将要飞往日本的头一天晚上，我要大便，同行的苏联士兵把我领到一间房子里，还嘱咐我要小心。我一看，在又深又大的茅坑上面，搪着两根直径约二十厘米的圆木。蹬在这圆木上就够吓人的，坑内还有满罐的尿汤加雨水。即使掉不下去，往那儿一蹲也要溅一屁股尿汤。真没办法！偏偏手纸也没有，撕了一个烟盒也擦不净……”是呀，如果我们在身边，有便盆伺候，他就不用遭这份罪了。
在红河子平房，我和毓的任务就是伺候溥仪，陪他散步。一天早饭后，溥仪领着我俩散步来到一处已经收获过的菜地。溥仪无意中一脚踢出个小拇指粗细二寸长的胡萝卜，让我带回洗净给他吃，他感到又甜又脆，很爽口。遂打发我们再去看看，如果还有就全挖回来，千万别叫苏联值勤哨兵看见。我俩闻命而动，挖出不少胡萝卜头，哨兵问了几句就走了，捡人家的扔货谁管你！这次挖出的胡萝卜居然够我们吃几天。此情此景令人想起西太后被八国联军撵出京城，沿途找窝窝头吃的故事。这些天生的统治者一旦被逼上了绝路，和老百姓的本事也没两样。
（摘自《他者眼里的溥仪》，团结出版社2007年6月版，定价：2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