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为赫连勃勃大王（梅毅）张罗一个新书发布会，请了张鸣、雷颐、王学泰、杨念群诸位先生捧场。张鸣在会上发言，顺便提到不希望人们把他和当年明月放在一起，通俗写史也要有史实作为依据。第二天看报，就看到了“人大教授炮轰通俗历史写作”这样赫然的标题刊登在报纸上。其实那天大家围绕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这且不去说它。单说通俗写史，近几年忽然大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民众有读史的传统，而传统的历史写作，和小说的渊源又很深。在中国，史传甚至就是孕育小说的母体，这与西方小说的发展轨迹是不同的。那么很显然，中国的史传写作中一定包含着小说应有的元素。有学者归纳为三点：第一是结构方式，第二是叙事方式，第三是修辞方式。如果举证的话，内容是很多的，这里就省了。只说当下的“通俗写史”，所谓通俗，据说是因为在写史的时候用了一些文学的元素，当然，有用的好的，也有用的不那么好的。不管用的怎么样，不是哪个人独出心裁，而是古已有之。如果说，用了文学的手法，就是通俗写史，那么《左传》、《史记》都是通俗史学。实际上，直到明清时期，像金圣叹这样的大学者，还把史传和小说混为一谈，统称“才子书”。在他盛赞的才子书里，不仅有史传、小说，还有诸子的文集。
这样说来，当下的通俗写史就是向传统的史传写作回归吗？我看也不尽然。从读者的阅读感受来看，最近这数十年的历史写作，形成一种新的传统，多多少少总给人一种空疏、僵硬、教条的印象。历史本来是一幕活剧，但在历史写作者的笔下，竟然生气全无，一脸死相。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这些年来的历史写作更多地把精力放在了发现一般规律、阐述价值观念、强调道德评判上。中国民众是有读史的传统，但这个传统甚至不同于以士大夫为读者对象的史传传统，而是来自民间的“讲史”传统。唐代有“俗讲”，敦煌发现大量的变文，就是“俗讲”的话本。宋代则有“说话”，《都城纪胜》记载的“说话”有四家，其中就有“讲史书”。明清以后出现的历史演义，正是这种“说唱史学”合乎逻辑的发展。这里所谓“说唱史学”，我想只是一种形象性的说法，并不科学，也不准确，但中国民众的历史知识，基本上是从这里来的。通俗写史特别强调自己的民间身份，称之为“草根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在它背后若隐若显的民间“讲史”的影子。他们总是先在网络上打开局面，圈一个场子，号召“听众”，然后再向传统领域谋求发展，出版纸质读物。出版业则在其中推波助澜，浑水摸鱼，从中渔利。
通俗写史用来打动读者的并非秘密的武器，不外乎在写作中注重具体的历史情境的描写以及对生动逼真的历史细节的刻画。这使得他们的写作，鲜明地区别于新传统历史写作的精英身份、官方色彩和主流地位。所以，他们才能在网络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这些通俗历史写作者很多都没有历史专业的出身，喜欢和兴趣是支持、推动他们写作的内在力量。通过写史，他们对现实的思考、认识和感情得以充分地表达，这是他们有虽然“通俗”却并不媚俗的一面。我与梅毅几次交谈，知道他的写作，就是要得到历史的真相。这个真相很久以来是被一些概念和教条的坚硬的壳包裹起来了，通俗历史写作就是要用“细节”这个锤子敲开它的外壳，把藏在里面的真相和盘托出。这是通俗写史的主流。但“细节”这个锤子也很危险，用力过度，也有可能会把“真相”砸得面目全非，那就适得其反了。
解玺璋，祖籍山东肥城，1953年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供职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从编辑做到高级编辑，以读书、写作为人生一大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