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若要简单扼要地用一两个词来描写父亲熊庆来的性格，我想可以说：“平实、诚笃”。
他的面貌方正，嘴阔，鼻系“悬胆”型，眼睛较细而近视，目光含蓄平和，举止言谈也比较缓慢而持重。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他便常训诫我：“不要心急，慢慢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我生
我没有看到他非常地动怒过，或者激烈地表现过欢欣与悲哀。他没有浪漫主义的素质，可以说相反，他厌恶浮夸与虚饰，在把笔起文稿的时候，很费斟酌。他的要求是文从字顺，精确达意。他的美学原则是从数学来的，推理的缜密和巧妙乃是法语里所说的“优美”（elegance）。他为我们改文章时常说：用字要恰当，陈述要中肯，推理要清晰。
他并不善词令，至少，我如此觉得。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十数年，他一直说着云南话，音调低沉而缓慢。我六岁到北京，他告诉我北方话的特点，举了一个例子：“黑板”，“板”字念第三声，拖得很长。这是我唯一听到他所说的北京话。当然云南话很容易懂，他不需要改变自己的腔调去讲课或和人交谈。此外，他好像也没有去学习语调较抑扬的北方话的欲求。云南人说云南话，似乎是十分自然的，本色的，和他的平实诚笃的气质正是一致的。我想他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云南人，山国的人。
待人接物以诚，是他一向为人的原则。外表的浮华、机巧的欺谎、曲折的手腕，都是他所排斥的。学校里建造考究的美国式体育馆，他认为没有必要。他常说巴斯德发现细菌、居里夫妇发现镭，都不是在漂亮的实验室里完成的。
他爱恬淡朴素的生活，不吸烟，不喝酒，不许母亲打牌。这些都不是立意要做自律严正的道学家或者清教徒。他确乎爱恬淡的生活情调。家里的烹调是清淡的家常口味。他的衣着也朴素，但也有一定的考究和大方。室内没有奢侈的陈设。工作之余他爱收藏一些字画，但是并不苦心搜求稀见难得的古董。较古的物件不过是祝枝山的字，何绍基的字而已。他爱齐白石的画，买过十多件。我九岁时，他曾带我去过白石老人家。所以我现在手边还藏有老人那天送我的一幅《雁来红》。其他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也不少，特别是徐悲鸿的画、胡小石的字，他和他们是多年的朋友和同事。不知名的画家的作品，他见了喜欢，也买，并不只因慕名而收藏。
他自己也写字，亲自为人题婚联、挽联，措辞总求有新意。但机会不多。他的字体开阔平稳，没有外在规矩的拘束，也没有内在情绪的紧张。点画丰润，顿挫舒缓，给人以宽和端厚的感觉，一如他的性格。眼光尖锐的还可以察觉出他对空间的敏感，这一点大概和他的数学训练有关。半身不遂之后，左手握笔难于控制，笔划颤抖，但过去的笔致和结构仍隐隐然可见。
他喜欢京戏，却不常看，若去，必和母亲一道。
诵读古诗是他心情好时的遣兴，也是他失意时的慰藉和支持。一九五○年他在巴黎，对自己的未来颇多烦忧，正考虑留在法国，重新拾起数学研究工作，说是已想好若干题目可做，不料一九五一年一月突患脑溢血，引起半身不遂，住入医院。病情稍稍好转时，命我带一册唐诗，放在枕边。我深知那时他的心情是极为低沉的。那些唐诗似乎能够给老人受伤的根蒂带来甘露，其回生的作用和药物相同。有意兴时，他自己也作诗。遣词造句，常见新意。一九五七年东返后，颇有不少赞扬祖国新气象的咏唱。
诗人中他最爱陶渊明。他喜欢菊花。住清华园西院时，每到秋初，便向学校的花房订十数盆各色的菊花放在石阶的两旁，一两个月，院里充满“秋菊有佳色”的氛围。
“菊缘”是母亲的名字。他们同年同月生。母亲生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命名从这里来。父亲生于九月十一日，所以一向合并了在一天庆祝生日：九月十日。庆祝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头天晚上母亲亲自和面擀面，面粉里不掺水，全用鸡蛋，擀得极薄，切得极匀，放在湿布下，留待第二天用。鸡选上等的，炖出做汤。一家人就在温暖快活的气氛中围桌享用这鸡丝寿面。鸡肉、面条、鸡汤都透着、闪着浅浅的明亮的金色。经过母亲的慈心巧手，使滋味的精美与纯粹升到象征的境地，铭记在我们幼小的心上。我们以为那是人间无上的美味，远远超越一切豪奢的蛮腻。这时父亲便会讲述他年轻时代的生活片断。民国初年学西语，后来到欧洲留学的一些逗笑的趣事。也会讲教学经验中的一些故事。比如刚从欧洲回国到东南大学任教的第一年，他几乎担任系中所有的课程，编所有的讲义。因为当时缺乏师资，更缺乏教科书。而那一年恰好遇到一批出色的学生，每人每次交来的练习必是一整本。一年下来他便病倒了。但他把这些事当作愉快的回忆讲起来。他也会为我们讲到老家祖辈的事迹。可是我们家族的历史只能追溯到曾祖父。曾祖父白手起家，刻苦守信。少年时贩糖和盐在竹园、开远之间，走一日山路，中午只有一包冷饭充饥。靠一枚咸鸭蛋佐味。据说咸鸭蛋也尽量节省。有一次，差不多空了的残壳被风吹走，跑了一大段山坡追回来。
偶然，星期天上午，有兴致时，他会为我们讲一段《左传》或《战国策》，或者一节代数几何。学校里的作文发下来，他总带着很大的兴味去看，并说出他的意见。他爱文字的精确。他赞成白话文，但是反对用口语写科学论文。在几何求证里，他认为“如果……则……”优于“要是……那么……”。因为“如果……则……”代表严格的思维方式，不得和“要是下雨，那么我就不去了”的句式相混淆。
在任云大校长的初期，他每周仍兼数小时课。这几小时的数学课，在他是乐趣。但是后来事务太繁，终于放弃。六十岁以后，半身不遂，他“重理旧业”，回到数学研究并指导研究生。大概有“终得返故园”的喜悦。那时他写论文用左手，当然写得非常之慢，但他无怨言。自嘲地说：“这病不痛而苦。”工作之余常说：“不知老之已至。”
二
在他的平实诚笃中，有深厚执着的爱：一是对科学真理；一是对祖国与乡土。
在我懂事之后，看到他两次面临重大抉择，两次都是要他在个人科学工作与为祖国乡土服务之间作选择。每一次，经过反复考虑后，都是后者占了上风。一种来自传统的道德感督促他，在集体潜意识底层使他不宁。“为桑梓服务”在他几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但是后来的发展却证明这献身的选择带来重重不幸。
一九三六年，他在清华大学算学系作教授兼系主任。云南大学闹风潮，省主席龙云打电报给他，请他主持云大。那时云南是一个边远难及的省份，去昆明得办护照，绕道香港、越南，然后经滇越铁路到达。在那里办大学，别的不说，单延聘教授一端便十分困难。但是云南是他的故乡，他觉得对那个地方、那地方的青年有一种责任，所以终于决定“为桑梓服务”回去了。他在回去的途中，便发生七七事变。在抗战期间，负责大学行政很不易。经费拮据是一方面，政治纠纷是又一方面。他这样的科学人才，要应付各式各样的问题，用“鞠躬尽瘁”来描写，并不夸张的。为了教育事业，他献出生命力最充沛的十二年。而在抗战胜利后，民主运动最激烈的时刻，他坚决果敢地保护了学生和进步教授。但是后来人们论及他的生平，大都只说他是数学家。这一段艰苦非常的事业极少记述。不仅如此，到了“文革”期间，他受审查，不断写交代，也都因为有这一段经历。
五十年代，他滞留欧洲，患半身不遂。后渐好转，可以行动，可以用左手执笔写字。因为暂时不能归国，决定回到数学研究。但是作了十二年大学校长之后，“重理旧业”并不容易。何况抱病？但他的平实诚笃里蕴藏有卓越的毅力，他的研究出了成果，用左手慢慢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文章，连续在法国科学院杂志中发表，并且完成了一本书编入法国数学丛书。这时国内号召知识分子回国服务，使他又一次面临个人科学工作与为祖国服务的选择。那时我在欧洲学习，侍奉在侧，看到他犹豫彷徨的痛苦。我那时年轻，当然是主张他回去的。我以为他这样的科学家一定会受到重视，而以他的爱国热忱和质朴的性格，也一定不会受政治的迫害。回去后，国家的新局面使他振奋，他一心想在晚年通过教学工作做出贡献，指导研究生之外，自己发表了不少数学文章。但不及十年便发生“文化大革命”，科研的成就转为罪状：“反动学术权威”。大学校长任内的工作也成为交待不完的旧账。终于经不起肉体上以及精神上的种种折磨，于一九六九年
二月三日逝世。一九七八年中国科学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父亲被列入第一批平反昭雪的名单，一九七八年灵灰放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于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一日，母亲以凝重的神情要我看一看父亲最后的手迹。于是闩上房门。小心翼翼地从箱底取出一大包旧纸。打开来，那是父亲在“文革”期间用左手所写的交待文字。我在巴黎时看他每日每晚用这种压入纸面的沉重然而不稳的笔画写数学论文，再见这字体，当然亲切熟悉，然而这里写的不是数学文章，而是早请安、晚汇报的记录。共计约有三四百页。我顿时觉得眼的辛辣，心的绞痛。母亲无语，端坐在一旁。我知道她就是如此在深夜陪伴老病的父亲挣扎着写这些虔诚的汇报。她似乎从那时起一直如此端坐着。她静静等待我的阅读，等待我明白什么。我的眼睛早已模糊，早已读不下去，但是我不敢动，也没有话可说。这是一个怪异的仪式。空气中凝聚着令我恐惧的母亲的严厉和悲哀。我不记得这仪式进行了多少时候。现在回想，似乎在那一间科学院宿舍的昏暗的屋子里，母亲仍端坐在那里，我仍坐在那里，母亲就像鲁迅《铸剑》里所描写的：“……母亲就坐在灰白色的月影中，仿佛身体都在颤动……两眼发出闪闪的光芒。……‘听哪’，她严肃地说：你的父亲……”而我的母亲什么也没有说。
（摘自《熊秉明美术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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