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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四妹充和

2008-04-01 16:20:00 来源:书摘 金安平 著 凌云岚 杨 军 译  我有话说

当充和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她的姐姐们(元和、允和、兆和)就知道这个妹妹和她们不同。她们有大都市年轻人的优势:可以经常上戏院,很早就知道摩登都市是什么样子,也知道现代化的特色何在。她们的知识面比较广,知

识的种类更丰富,她们口中的词汇更为流行,还可以一起讨论科学和政治。但是她们承认小妹妹的学问根基更扎实,也更有自信。就连充和写的诗歌也更新颖且富于原创性,而姐姐们诗歌中的用词甚至情感,都是从背过的诗里照搬过来的。她们虽然还是孩子,但是都有艺术鉴赏的直觉,所以公认充和的诗才更好。

充和的姐姐们认为,妹妹的独特个性,来自于她所受的与众不同的教育――她从小随祖母住在合肥老家,祖母请了几位老师每日对她悉心教诲,她自己也相当努力地去达致老师们的期望。不过充和童年时远离自己的兄弟姐妹,几乎总是独处,只有在特殊时期才有几个同伴,这些情形必然会影响到她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她宁静的气质。充和早年的生活习惯于沉思默想,没有竞争的压力,也不需要作论证和分析。三岁前,她就学会了背唐诗,然后又读了几种启蒙书,为继续攻读“四书”打下基础。充和每天要学习相当长时间,她也很少有分心的事。所有这些让她养成了学者的习气,也让她有时间自在幻想。

充和几乎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一九二七年,当合肥的上空突然出现飞机时,她以为那是脱了线的巨大的风筝:“可是一会儿它又回来,竟如真的老鹰一般,在天空盘旋三四周。”当天,她正跟着朱先生学《论语》。

先生脸上有点失色。我又跑到窗口去看。先生命令式地惊慌说:“快躲进来,那是飞机。昨天我在王兴运(茶馆)听到消息,这是北军的飞机,恐怕有丢炸弹的危险。听,它老是不走。”

飞机是山东军阀张宗昌派来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剿灭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工会的同情者时,张宗昌将军队开入安徽,围攻合肥,围城战持续了两个月。

充和回到苏州自己的家中后,她有了更多的行动自由,也可以结交更多朋友了,不过她仍然喜欢独处。她在乐益女中上了一年学,虽然这学校是她父亲毕生的心血,也是她父亲的骄傲,可是充和在里面却不太习惯。她最不喜欢的是各种纪念日――比如说,孙中山的诞辰纪念日和忌日、中华民国建国日等。每到这些日子,学生们就得到礼堂集合,站在孙中山像前默哀几分钟。接着是恭读总理遗嘱,和许多的演讲。充和回忆道:“红旗白旗轮番挥舞,加上冗长的演说,把我的头都搞晕了。”

考北大前一年的九月,充和就到了北平,参加姐姐兆和的婚礼,之后她决定留在北平,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由。家人和朋友都劝她参加第二年夏天的大学入学考试,她自己也觉得不妨一试。兆和提供了住所,充和就开始在北大旁听,几个月后,她搬进了自己的公寓。

充和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来准备入学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四个领域――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其中的前两门,从她六岁开始,合肥的家庭老师们就已经为她打好了基础。她在父亲的学校中学了一年英语,然后在上海中学里又学了一年,她觉得这门语言并不难掌握。至于数学则不大一样,十六岁以前,她从来没接触过数学,突然之间,她就要面对证明题和代数方程式。她看不出学数学意义何在,也不明白该从何入手。充和又是个很顽固的人,在准备考试的几个月里,她几乎没把数学放在心上,更别提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了。考试的当天,家人为充和准备了圆规和曲尺。“我没用,”她说,“因为我简直连题目都看不懂。”

她数学考了个无可争议的零分,但同时她的国文却得了个满分,这种结果给考试委员会惹了不少麻烦。委员会中的资深学者希望北大能录取这样的学生,但是考试规则明确规定了,考生如果有一门课是零分,就不能被录取。于是考试委员会向批改充和数学卷子的助教施压,要求他重新审核试卷,看看能不能给她几分。助教重改了试卷,还是只能给零分。最后,委员会只好自己想办法,强行让充和通过。(几年后,充和跟改卷子的老师结识并成了朋友。他们常常拿一九三四年夏的那场考试来开玩笑,争论其中的是非曲直,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胜利的一方,并为此沾沾自喜。)

充和进入北大的过程如此特别,以至于当地报纸在大学新闻栏中做了专题报道。不过报道中称这位学生的名字为“张旋”,那是充和报考时用的假名。她不想让别人从真名联想到姐姐兆和以及姐夫沈从文。因为当时沈从文已经是著名作家,招考的老师中很多人和沈从文相识,或者是读过他的作品,充和担心自己和沈从文的关系会让他们对她偏心。同时,这一举动也是充和的自我防护及保护家庭的措施,以防万一考试失败,不致让家人和自己蒙羞。她弟弟宗和有个朋友在宁夏当校长,这个人为“张旋”开了一张高中文凭。

除了充和之外,北大中文系当年只录取了一个女生。胡适,此时是北大中文系的主任。充和离开学校之后,他才知道兆和与充和之间的关系,不过他曾数次赞赏充和的学问,并在充和因病打算离校时劝说她不要放弃。充和在北大这所名校就读的收获,并不如想象中的大,虽然这里不乏名师:胡适和钱穆教思想史,冯友兰教哲学,闻一多教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诗。充和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够理想,部分也因为自己没有好好利用那段时间。不过总的来说,当时的学生都无法静心向学。很多学生参加了激进的政治活动。充和回忆道:“有好多我不了解的活动,像政治集会、共产党读书会等。”

充和宁愿将时间花在学习戏曲上。清华大学就在北大旁边,有位专业昆曲老师每周一次在那里开设非正式的昆曲课,师生都可以去听。充和与在清华读书的弟弟宗和定期去上课。充和说,在所有兄弟姐妹中,她与宗和最亲密。他们相差仅一岁,而且都喜欢昆曲,也都只参加小型演出,大多出于自娱自乐。

抗战期间,呈贡小镇上住着好几位文艺界的杰出人物,但是来访客人更喜欢在充和、兆和的住处逗留。兆和的丈夫沈从文第一次看到这房子,就决定租下靠近前花园的三间房给自己的家人住,对面两间租下给一位画家朋友住,画家楼上的六个小房间给充和及其他想找房子的亲友住。楼上的六间房子中有一个是佛堂,充和搬进了这间佛堂。这房间很僻静,在整所房子的后部,又是楼上,但是很快这里就成了一个聚会场所。充和会吹笛子,所以弹琵琶、弹古筝的人都喜欢上她那儿去。诗人和书法家们也喜欢聚在充和的房间里。他们喜欢这里的氛围;也喜欢充和的笔、墨和砚台。充和说,即使手头再紧,有些东西她还是很讲究:“我不爱金银珠宝,可是笔、砚都得是最好的。”充和的房间不像以前那么安静了,不过她不介意。

搬往呈贡之前,充和在昆明住了近一年时间。她跑到大西南来,是因为沈从文帮她在这里找了份工作。沈从文没有进入联大之前,在一个三个人组成的教科书编选委员会里工作,教育部任命他主持编选文学部分,之后,他推荐了妻妹充和编选其中的散曲章节。教育部给充和下了聘书,充和也接受了。用一般的标准很难衡量充和的学历,她上过北大,但是没有拿到学位:一九三六年她生了病,所以她被迫退学。康复后,她在南京《中央日报》当了一段时期的副刊编辑。随后战争开始了。在充和回到苏州直至战争开始前的短暂岁月中,她的才学显然已经有口皆碑了。

很多人就在这时拜倒在充和的石榴裙下。其中一个是卞之琳。卞之琳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教文学翻译,是沈从文的密友。他一生都爱恋着充和,这件事尽人皆知。他写了很多信给充和,即使他已经知道充和不会选择他,甚至在充和嫁了人之后,他仍然坚持写那些信。他还收集充和的诗歌、小说,并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拿到香港出版。充和没有被卞之琳和他的诗歌所吸引。她觉得卞之琳的诗歌“缺乏深度”,人也“不够深沉”,“有点爱卖弄”。卞之琳的学生和朋友说他是沉默寡言的人,“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清癯的面颊又常常不加修剪”。充和觉得他的外表――包括眼镜在内――都有些装腔作势。充和对别人的评价常常是这样地与众不同,让人吃惊。

充和对刘文典的看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刘文典是充和念北大时的古典文学老师。也正是这个刘文典,说沈从文的月薪只应该拿四块钱。一般人大都了解刘文典的口出狂言,不过是他自命不凡的表现,充和却觉得他的话很好笑。刘文典后来因为吸食鸦片成瘾,被联大解聘,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他自视过高的报应,充和却不这么认为。她会说,刘文典是个喜欢逾矩的人,他的生活方式夸张,常发怪论。他轻视充和的姐夫沈从文,不过并不止他一个,所有用白话写作的人他都看不起,包括胡适在内。充和相信刘文典强烈的主观判断中没什么恶意。她说刘文典甚至连自己都看不顺眼,那么其他人又何必跟他较真呢?她回忆,在战时,刘文典和自己的妻子分处两地,妻子留在北平,“师母不时寄钱给刘老师,命他把钱用于醇酒妇人,还说:‘无妻妾相随,何其不便!望善自排遣,及时作乐可也。’”充和并不觉得刘妻的这种做法是曲意逢迎或头脑发昏:“刘先生说,这是伉俪情深的表现,我相信他的说法。再说,他鸦片瘾极重,哪里还能纵情酒色?”

充和的追求者中,还有一个不修边幅的人,充和叫他“书呆子”,他是允和朋友戴婕的哥哥。这位方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专家,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三千年前的古老文字。当充和在北京读书时,他常常到充和的住处看望她,充和回忆道:

每次他来,都有意和我一起吃饭或聊聊天,但因为太害羞,结果总是一事无成。他总是带着本书,我请他坐,他不坐;请他喝茶,他也不要,就在我房里站着读书,然后告辞。结果我俩常各踞一方,他埋头苦读,我练习书法,几乎不交一语。

方先生也给充和写信,不过用的全是甲骨文,学问大如充和者也没法明白:“他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我相信一定写得很有文采,可是我看不懂。”充和离开北平后,方先生写信给她的姐夫沈从文说有“凤去台空”之感。充和倒是没有批评这个人做作。

对充和表示好感的并不止以上几位,但是充和不想和圈子里的任何人谈恋爱。她并不是害怕爱情的风险,只是担心失败的爱情反而会破坏友谊。何况,也没有人能真正打动她。她喜欢保持单身女性的身份,有机动性,自由自在,不必在意社会对已婚女性的期待。她母亲和姐姐们在这个年纪的烦恼,她统统没有;日常生活中也没有那么多繁琐平庸的东西。充和不怕独处――她童年时就已经习惯于此了。她也不觉得非要结婚不可,这方面的社会压力对她没有什么作用。

一九四○年间,重庆政府又给了她一份工作,这次是为教育部新建立的礼乐馆服务。蒋介石亲自下令教育部建立这一部门,帮助政府重新订正礼乐。

在他心目中,这个专家组大概就是一个类似礼部的中央行政部门,不过规模小很多而已。他这一想法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孙中山诞辰纪念会后形成的。在纪念会上演奏了哀乐,蒋介石认为这是极大的失礼,因为按照传统,哀礼以三年为期,而此时孙中山已经逝世十四年了。在这个新成立的部门里,充和的职责是从五世纪的《乐志》中挑选出适合公共大典使用的乐章来,请作曲家配曲。可以想象,这份工作很对充和的胃口;她过去就很难忍受各种典礼,现在可以对它们加以改良了。

充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编选出二十四篇适合的乐章,用最好的书法精心誊写了两份。有一份呈送到蒋介石处。蒋介石非常喜欢读这份文稿,可惜的是,在他赴印度访问时文稿遗失了,从此下落不明。

充和在重庆的住处,就在办公室所在那一栋楼里。在战时的重庆,她的生活算得上相当舒适。充和与她敬重的一些学者一起工作,她的朋友圈很广,包括商人、工程师、音乐家和小说家、职业官员和兼任官职的学者――他们都爱好艺术,而且非常明白他们当时处于强权统治(不管是哪些人碰巧掌握了强权)下的处境。他们中的有些人将自己比作跑龙套的――掌旗的或是马前卒,不起眼的小角色。充和觉得,正因为具有自知之明,所以这些人特别喜爱艺术――为了艺术鞠躬尽瘁。

充和这段时间结交的人中,有两个名人:章士钊和沈尹默。章士钊流亡重庆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沈尹默比章士钊小两岁。

充和一认识沈尹默,马上向他请教书法。沈尹默说他不会给个人上课,但是愿意让充和看他写字,她若愿意拿出作品来,他也愿意阅读并修改它们。他们没有正式的约定,每隔几个月,充和就坐一小时的公共汽车,或是搭运送煤油的卡车,来到歌乐山的沈尹默宅中。充和第一次来访时,沈尹默让她写了几个字,然后他给出了“明人学晋人书”的评语。到今天,充和还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褒是贬。

在沈尹默与充和相识相交的过程中,他写了很多诗给充和,充和也将自己的许多诗给他看,听取他对这些诗作该如何修订的建议。她视沈尹默为自己的第二个恩师,以前在合肥的朱谟钦是第一个。当她刚刚遇见沈尹默时,并未存心要拜师,但是自从在沈的书房中看他写字之后,充和就明白自己理应见贤思齐。

一开始,沈尹默客气地称呼充和“充和女史”,后来又改口称她“充和女弟”。在他的影响下,充和将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扩而大之:早上早起,临帖练字至少三个小时,如果有时间还要练更长时间。她现在已经八十八岁,依然保持这一习惯。她运笔写字的手臂和少女的一样强壮。

但是战争让她忧心忡忡,美学要转换成现实并非易事,有时,一点小事也会让她心情不宁。有一次,章士钊赠她一首诗,将她比作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诗中有两句让她很不开心:“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前辈学者的诗中有惋惜她流落他乡的意思,却冒犯了充和的感情,因此她说,这是“拟于不伦”。她指出,文姬是被掳掠到北方;她自己却是因为战争才离开家乡,而且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她也能自食其力,尽自己的所能生活。

在战争期间,充和愁思不断,但并不自伤自怜。她的忧伤源于认识到自己离开了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而且再也回不去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幻想在战争结束后,能够回到祖母留给自己的土地上,修建一个庄园。她知道园中应该种几棵树,园子是否会坐落在溪水旁。她想象着,这个园子里只接待学者文人和喜欢艺术的朋友。他们随时可以来做客,爱待多久就待多久。反正一切都可以随意。

一九四七年,充和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当时她借住在姐姐兆和朴素的家中。那年九月,通过姐夫她与傅汉思相识,次年结婚。

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战时成为流亡者。一九三五年他的家庭离开德国,当时他十八岁。到中国来,是为着寻求一番奇遇,来挑战一种更难的语言。到中国后几个月,他就认识了沈从文,那时他的中文应该已经说得比较流利了,因为沈从文不会说英语或任何欧洲语言,充和的英语水平也有限。

没有人会去问充和为什么嫁给汉思。这里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否要道出个中原委,却要看充和的意思。这一结合确实有些奇怪:一个国学修养和传统艺术十分精深的女性居然决定嫁给一个西方人、一个外人,然后离开中国,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与她喜爱的世界毫无联系的地方去定居。她并没有受到强迫,为什么终于选择了文姬的道路?(多年后,充和回忆起章士钊诗歌中的预言,不由得自嘲道:“他说对了。我是嫁了个胡人。”)

一九四九年一月,充和在上海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前往美国,随身携带的只有几件换洗衣物,一方朋友赠送的古砚和几枝她最喜欢的毛笔,一盒历史悠久的古墨――大约有五百年历史了。其他的东西,书籍、宣纸、她收藏的明清卷轴都用邮寄寄到美国。除了明清卷轴,其他东西都安然抵达。

充和就靠着这点东西,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中国回来后,汉思就攻读中国文学,后来应聘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充和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多年。她从来没有放弃为自己营造一个世界的想法。在规划中,这个世界的规模比她以前所想象的合肥庄园要小很多,就是她在北港住宅后面的一片小园地。

充和现在很少离开她的小园子,但是仍旧以她最擅长的方式过着“游历”的生活:用她手中的毛笔,出入于虚无缥缈之境。

(摘自《合肥四姊妹》,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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