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22日，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波澜不惊的一天。然而，香港《大公报》当天的一则消息，却让此时已退出台湾权力中枢的八旬老人陶希圣不禁黯然神伤。八天前，他的女儿陶琴薰因身患类风湿已至晚期，在北京医治无效
1949年5月，大陆局势逐渐明朗，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陶希圣正随蒋介石乘坐太康舰至上海吴淞口复兴岛一带，心中对女儿陶琴薰及女婿沈苏儒拒绝一同前往台湾深感失望。但此时仍对女儿抱有一丝亲情濡染的幻想，他出人意料地请求蒋介石稍停兵舰。再次给陶琴薰发出电报，并派出一只小汽艇接陶琴薰至吴淞口会合，试图再一次说服他们。若干年后，陶琴薰对长子沈宁忆及这一幕：
外公身居要职数十年，罕见为私谋便利。吴淞口这一次是大大地破例。而蒋先生竟然准许了外公的请求，十万火急之中，停下兵舰，专门等候一个普通少妇的妈妈。无论怎样愁肠寸断，妈妈还是决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远行了……（沈宁：《我心中的妈妈》）
后来沈苏儒回忆：“1948年年底，南京政府已岌岌可危……叔叔（指陶希圣）在陈布雷自杀后接替了陈的位置，成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正式职务是总统府顾问，仍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有一段时间，家中只叔叔和我两人，有一次去中山陵散步，我们谈论时局，他表示也是毫无信心。他说只有退守台湾，我问台湾守不住又怎么办。他苦笑着说：‘乘桴浮于海。’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影响也很深。我感到他也毫无退路，我如跟他去台湾，势必为国民党殉葬，他是国民党大员，义无反顾，我连国民党员都不是，何必如此？因此我下决心不去台湾。”
刚刚结婚三年的陶琴薰，对自己的丈夫坚信不疑，是去是留完全取决于他的态度。她曾明确表示：沈留下，则留下；沈若走，跟着走；“生死祸福，在所不计”。
但我们透过更多的史料与细节则不难发现，这位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在政治上受到当时大环境的深刻影响，对新政权的出现充满了渴望。2005年，笔者从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杨宪益胞妹，以翻译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名噪一时）口中得知当年陶琴薰最要好的一位中大同学，就是陈布雷之女陈琏。陶琴薰在西南联大时与陈琏相识。入中大后两人同寝室三年，更由于两人的父亲为生死至交，他们的关系似又平添了一层亲密。陶琴薰也承认：“陈琏平时谈话对我总有影响。”当陈琏夫妇遭国民党当局拘捕时，陶琴薰曾私下提出疑问：“难道这样善良的人会是杀人放火的土匪？”这多少可以反映陶琴薰在内心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
而1946年北平爆发“沈崇案”，陶琴薰也深寄同情。尽管陶希圣一再告诫女儿学生运动背后有人调唆，陶琴薰仍半信半疑。“我对沈崇受辱和学生的挨打是同情的，因我既是女人，又是学生。1948年年底。我就是这样对国民党感到绝望……”
陶琴薰与丈夫拒绝随父亲去台湾，尽管原因多多（如孩子、公婆赡养问题等），但受现实氛围的直接影响是不争的事实。陶希圣未必不知道这一点，无奈中只得委托学生沈巨尘送来金条一根，并附有一函，大意是时势如此，他本人亦无奈，但愿夫妻二人永远互爱互助，共度困难，并祈祷上帝保佑他们……这一封信，在1955年肃反审干运动中被他们夫妇俩上缴给了组织。
自父亲吴淞口怆然离去。陶琴薰突然发现，不仅多年来受之于家庭庇荫的优势不复存在，家庭背景还成为她政治上的一个沉重包袱。1948年12月中共宣布的四十三名头等战犯名单中，陶希圣被列为四十一号，“国人皆曰可杀者”，陶琴薰对此不能不感到心有余悸。好在夫妻二人冷静地开始重新自我定位：“我们一直是奉公守法、靠自己本领吃饭的老百姓。因此不论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当权，我们都不反对，只要不打仗，能使我们安居乐业，我们都欢迎……”。自1946年1月结婚后，陶琴薰经马寅初之女马仰兰介绍进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编译处担任翻译。不久，因小产失调乃辞职，此后一直没有寻找新的工作。就陶琴薰个人而言，父亲当年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将她培养成像谢冰心那样的女教授、名作家，并多次嘱咐她要“好好读书，不要过问国家大事”；陶琴薰也认为“自己是搞文学的”，“文学是清高的东西，而政治是龌龊的东西”，“心地单纯的人就不要去钩心斗角，搞什么政治”。然而此时，她不可能再去实现少女时的梦想。不仅丈夫沈苏儒失业，她前往保险公司、教育出版社、电台应聘，笔试时全无问题，进入口试后则均被刷下。“我之不被录取，是因为我的家庭社会关系所致。我开始苦恼和自卑，感到前途黯淡。”
后来，沈苏儒的处境开始略有好转，还作为“旧新闻从业人员”进入华东新闻学院学习。进学院是为了对这类人进行思想改造，“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个人经历、阶级出身、政治党派关系、社会关系等进行审查，然后决定如何使用、信任程度等”。尽管如此，沈苏儒仍感到了一种“再生感”，他不仅把学到的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回家向妻子传授，甚至觉得“如今才懂得真理……”。沈苏儒也认识到，若想被这个社会接受、跻身于人民之列，就必须“向党靠拢”。“任何人只有两种立场可供选择：革命（即拥共）或反革命（即反共），短时间的‘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是可能的，但终究必须做出选择。”
在堂兄沈钧儒的疏通之下，沈苏儒得以进入上海《英文新闻》报社工作，“走上革命工作岗位”，沈苏儒用“兴高采烈”来形容当时的心情。这里面，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为革命立过功”，在湖北省是地位最高的民主人士之一，先后任交通厅厅长、水利厅厅长、副省长等职；堂哥陶鼎来从美国归来不久，是农机专家，后加人中共，成为农业部党组成员。陶琴薰作为陶氏家族这一代唯一的女儿，且留在了大陆，其间的微妙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当第三个孩子沈燕出生时，沈苏儒被分配至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编辑部任编辑，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以致父亲沪上病故时，竟未能前往奔丧。随丈夫也到了北京的陶琴薰，此时经沈钧儒民盟好友冯亦代之妻郑安娜的介绍，始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一干就是八年。
自1953年进入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陶琴薰以认真的工作态度及低调的政治姿态相对稳定地度过了这四年。不过，鉴于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她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不敢与大学时代的同学通信或交往，“不知他们在肃反中到底有没有问题”。这种有意识地与当年同窗好友疏远，对陶琴薰来说是必要的。陶琴薰这样说：“开展政治运动是很可怕的，它使大家互相警惕，互相检举，六亲不认，人心惶惶……虽然平日里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积极的，但我心里总有一种消极情绪，觉得我有一个很不利的条件，所以处处比别人差一等。”
陶琴薰一度甚至萌生离开国际部的念头。因为“部内有一种空气使我很不好受，我和祥林嫂一样，领导上看见我不愉快，这也不许我摸，那也不许我动。我的父亲是‘战犯’，因此领导上对我的怀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党同志都深……我只能感恩地、无声无息地在这儿干下去，什么要求都不必提……”这些不合时宜的话，是1957年陶琴薰在”鸣放”中说出来的，让人颇感意外。陶琴薰之所以不知深浅地猛然发声，从客观上讲，受当时大环境使然，再加上骨子里性格倔强，其内心之郁结委实到了非爆发一次不可的程度。
陶琴薰、沈苏儒等人当时一直以为“谁要是真心拥护党、靠拢党，就对党提意见，不提意见就是不信任党、不爱护党”，如果“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再不提意见就不识抬举了”。沈苏儒不仅写下《请把知识分子当做自己人看》这样的小字报，回到家还把党支部竭力动员群众对党提意见那些话和做法告诉了陶琴薰。陶琴薰听了沈苏儒的话竟很兴奋，“认为这才是党中央的精神”，一改以往的谨小慎微，将八年来心中的“委屈”一吐为快，贴出国际部第一张大字报。其结局不难预见。
此后，三个孩子渐大、到了“争取戴上红领巾的年龄”，但申请加入共青团，屡屡受挫。老大沈宁在班上是最优秀的学生，有一天忍不住跑到班主任跟前欲“讨个公道”，却被告知不能入团的真正原因是对组织不忠诚，没有主动交代自己的反动家庭背景。少年沈宁一下子惊呆了，回家大吵大闹，要求妈妈说明白。陶琴薰始终担心也是最不情愿面对的事情，终于出现了。
正好陶琴薰的伯父来北京开会，她将三个孩子带到民族文化宫宾馆，请伯公对他们讲述陶希圣其人其事。“在一间灯光柔和的宾馆房间里，我终于知道了：我的外公名叫陶希圣，是国民党的要员，蒋介石的笔杆子，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去了。我也知道了：我的妈妈五七年被划做‘右派分子’……”沈宁深陷沙发中，神情绝望，“我知道做一个反动家庭的儿子，在学校将有多倒霉，老师同学会怎样看我，好像我是一头怪兽，我受不了，想一想都会浑身发抖”。见孩子们的痛苦状，陶琴薰“身体瘫软，跪倒地毯，双手蒙面，痛嚎不已”，沈熙、沈燕二人见状扑过去，搂住母亲，哭作一团，沈宁却一动不动，伯公忍不住，冲沈宁大吼：“宁宁，你不要妈妈，我就把她带走，带回武汉。你不爱妈妈，我可很爱这个女儿……”这一年沈宁十四岁，少年惨绿，不知谁是惜花人，他当时的感受，“好像被人升到半空，然后再丢进一个无底深渊。所以我心里充满仇恨，恨我的妈妈”。
1962年，沈苏儒被下放至安定农村，陶琴薰也被调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外语教研室任教研员（先在北京外国语补习学校待过一阵）。在沈苏儒看来，陶琴薰“对于这一调动倒是高兴的，因为她在全总国际部这样政治性强的单位工作，总是感到精神上有压力，去教书就好得多。而且她也有兴趣”。
又一年，沈苏儒堂兄沈钧儒故去．这位被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称为“民主人士左派旗帜”的老人，数十年来对这位小自己四十多岁的堂弟多有照拂，或许这也是沈苏儒最终未被打成“右派”的一个原因。当年的小字报并未酿成大祸，做了“深刻检查”后便不了了之了。
陶琴薰特别想念在水一方的亲人。有一天，她特意让沈宁陪着去前门的一家邮局（当时北京只此邮局接受国际邮件），给父亲寄去了一件景泰蓝。她对沈宁说：再过一个月，是外公的生日，我买些景泰蓝，给他做生日礼物……沈宁万万没有想到，母亲竟一直在思念“头等战犯”的外公，感到十分震惊，茫然地望着她。“……外公以前和周恩来很熟，我曾上书周恩来，要求与外公取得联系。周亲自批准，所以可以跟外公通信。来往信件邮包都经有关部门检查，邮局备案，通过香港转道台北。这样外公、外婆和舅舅们，至少能得到一点信息，知道我们一家人都还活着……”陶琴薰说这话时已是哭腔，沈宁大胆问：你很爱外公吗？陶琴薰点点头：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很多年了，我一直都在想念他。这件事给少年沈宁留下铭心刻骨的记忆，他似乎一下子也长大了许多，“她多么孤独，多么痛苦，可是她一直对我们微笑，一个苦字都没说过。这样想着，我再也无法继续恨妈妈。不管她是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家庭出身，不管她是不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她是我的妈妈，她爱我，我也爱她，我不可能恨她……”
陶琴薰与父亲秘密通信这件事，得到中共高层人物的默许，因其也是当时统战工作的一部分。这个工作由周恩来领导，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周恩来办公室具体负责此事的人名叫海澜（1962年后此工作转交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也参与其事，由于陶述曾本人曾官至副省级，是中共所信赖的民主人士之一，他的参与使这件事的政治色彩更浓。
陶琴薰在其自述文字中始终未提及此事，倒是沈苏儒后来在《始言堂记事》一书中披露：“我们写了信，请他（指海澜，作者注）审阅，收到回信，抄一份留底，正本交给他。”“有事总由他到颁赏胡同宿舍来找我们，孩子们都认识他，就是不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后来，我们熟了，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吗？我们是在‘通敌’呢。”这件事从50年代中期一直进行至70年代陶琴薰病故，其间陶虽被打成“右派”，却按最轻的处理，1959年年底又摘掉“右派”帽子，“名义上算是回到了人民内部”。我们完全可以猜测这件事于陶琴薰个人来说有或多或少的帮助……
陶琴薰先后收到过母亲、弟弟们的回信及寄来的照片，“说明去信都已收到并获善意响应，这样就算工作有了成绩”。但始终未见父亲陶希圣的作覆。
在海峡另一头，陶希圣内心的痛苦绝不亚于陶琴薰。1986年，沈宁三兄妹赴美已四年。沈熙、沈燕在1949年后出生，外公并没有见过他们，尤为想念。兄妹三人决定前往台北探望，由于所持大陆护照无法入台，陶希圣获悉后竟不顾年事已高直进“总统府”，向蒋经国讨取一张特许令，“准许我们三兄妹进入台湾，祖孙团圆……”。一切妥当之后，三兄妹又犹疑起来，“1986年夏天，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大陆人，进入过台湾。从小到大，无数磨难不断警告我们，万事不可为人先，出头鸟一定要被打落……而我们的老父亲，则还留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不能不是我们深切的后顾之忧，中国历有一人落罪，株连九族的传统”，他们最终放弃了赴台计划。这时陶希圣已届望九之年，有一天突然发下话，说要亲赴美国去看望这些孩子……1987年7月的一天，坐在轮椅上的陶希圣抵达旧金山机场。三兄妹在见到外公的一刹那，“不知不觉地跪了下去……”陶希圣的目光在每一个人脸上停留片刻。然后又转到下一张脸。沈宁突然发现，外公的目光正越过他们的肩头，“向后面望去，仿佛在继续寻找着什么”。他的心骤然紧缩，一下子明白了，“我知道外公在寻找谁，他在寻找我们的妈妈，他的女儿。妈妈已经去世将近九年了，外公不会不晓得。可是他不甘心，他希望那噩耗只是传闻，不是真的，他渴望人间会有奇迹发生……”老人知道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他闭上了双眼……十个月后，即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逝世。他晚年曾对儿子陶恒生说：“九十岁……连感慨都没有了。”
陶琴薰罹患类风湿早逝。最初发现时是急性类风湿关节炎。1966年春，一天早晨，她突然感到全身疼痛，不能动弹。经过及时诊治，即猛用激素，病情才得以控制。但不久“文革”爆发，这一年秋天，所在单位革委会强令一些教职员工去潭柘寺农村劳动改造，这一折腾导致陶琴薰的病情出现反复，逐渐恶化。“当时我的手脚肿疼，不能劳动，就没有自动报名，本想去医院拿病假证明，但革委会已给我报上名了，这时我怕再交上病假证明，会使人觉得我有意逃避斗争，就
硬着头皮下乡去了……”在惩罚性劳动中，陶琴薰累得弯不了腰，就干脆跪在水田里干活，终于有一次一头栽倒在农田里，“再也不能动弹了。敞篷大卡车送她回城，路上又遇上大暴雨”，从此遂成慢性关节炎，久治不愈，形同残废一般。
1972年，陶琴薰接到提前退休的一纸通知，这时她才五十一岁。此后陶琴薰的病情不断恶化，“四肢关节的手指肿胀疼痛变形，有时右手疼得不能握笔。到处求医，均不见效”。1975年年初，收到五弟陶范生美国的来信，说想给姐姐寄药。陶琴薰果然收到一次从美国寄来的药，非常见效，不知为什么，之后竟遭到检查扣留。若干年后，陶范生在一封信中回忆：“可惜那是台湾药，经过我的重新包装，不敢把说明寄到大陆，只是将说明另抄了一份寄给大陆检查机关。这批药好像迟迟不能到达姐姐手中。后来我们又寄了几批，结果都如石沉大海，不知下落……为什么当时的药不能寄到姐姐的手中？是不是政治引起的悲剧？”（1988年6月19日致沈宁信）不久，陶琴薰胃部出现大面积坏死，此乃长期服用激素所致。在沈钧儒孙女沈瑜医生的帮助下，尽管手术较为成功，但又不得不继续服用激素，医生们终究未能找出一个两全的办法……
（摘自《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29.00元。原文标题为《名门之媛陶琴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