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社会中，当出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人们往往倾向于依赖政府部门作为解决问题的力量。而受“父母官”传统意识的深刻影响，中国政府部门也总是本能地倾向于“当仁不让”地直接下手解决问题。例如，当经济效率不高
经济社会中的很多问题都是起因于政府部门的不当干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政府力图解决而久未解决的许多难题实际上恰恰起因于政府部门的不当干预，即未经科学论证和正式立法程序，自主进行资源配置，对资源配置过程直接控制，包括各种审批、评级、拨款、立项、收费、罚款等。我们以目前老百姓意见最大的几个社会问题为例来看看政府部门是怎样成为“肇事者”的。
先看“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本来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医疗资源并不十分短缺，但政府卫生部门将医院划分为三类，并且在资金、技术和政策上大幅度向原本条件好和信誉度高的三类甲等医院倾斜。于是，三甲医院特别是大城市的知名三甲医院势力非常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患者大量地向那里集中。因此，三甲医院总是门庭若市，而二级和一级医院则是就医者寥寥，床位闲置，收入严重不足。其实，去三甲医院就诊的患者中70％～80％实际上完全可以去一二级医院就诊。但由于三甲医院在政府“扶优扶强”的政策干预下条件确实远优于一二级医院，仅仅是政府认定的级别也足以让众多患者择优选择三甲医院。这就为看病难、看病贵和“收红包”等现象埋下了祸根。在这样的医疗供给结构下，也难以通过引进国外医疗力量来解决看病难问题。因为，如果允许外资医院的大量进入，将使已经供给过剩的国内一二级医院面临难以承受的更大闲置。如果不是政府部门的医院分类及其相关歧视性政策，怎么会同时出现“看病难”和“看病贵”两个通常不可能并存的现象呢？正常的情况应是，要么是“看病难”，即购买难，拥挤排队，但不会贵；要么是“看病贵”，即价格高，支付不起，但也就不会购买难和拥挤排队。而现在是两个矛盾的现象长期和普遍地同时发生，那么，必定是存在着一些非常不正常的原因，其中最突出和最直接的诱因就是政府部门的不当干预，严重扭曲了医疗市场的供求结构，即各供应者之间的势力严重不平衡，需求者的选择行为严重倾斜，导致供需结构极不匹配。
再看上学问题。政府教育部门不仅把高等院校分为三六九等，而且将大量的公共资源划拨给少数最强势的学校，导致高等教育领域供求结构高度倾斜，少数得到政府特别关照的学校条件远远优于一般学校，普通高校的条件大大优于职业学校、技术学校。条件优越的重点高校成为千百万学子一心向往的殿堂，有的人甚至认为不入北大清华等国家认定的重点高校就不算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于是，全国的普通中等学校就把将毕业生送入重点高校为主要目标。为了竞争这一目标，各地方政府的教育部门就要选定“重点中学”并将大量教育资源投入重点中学。而为了竞争重点中学，就要办“重点小学”。这样，围绕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以至形形色色的“重点班”、“实验班”，就必然产生许多扭曲现象，例如“择校费”、“应试教育”、“分数排名”、“学生负担过重”等等。而教育资源分配的极度倾斜，导致政府应承担的义务教育责任不得落实，还需要“希望工程”之类的社会慈善组织来承担。
最后看城市住房问题。为了应对几个大城市的商品房价格上涨过快现象，政府部门全线出击：国土管理部门提高土地使用费价格、税务部门一次次增加税赋、房产管理部门增加住房交易的手续程序、建设部门没完没了地出台新政策或者宣称将出台新政策。谁都不清楚下一个政策将会是什么，何时会出台，板子将打在谁的屁股上？因此，且不说所有这些政策究竟是不是有降低房价的实际作用，还是反而在推动房价上涨。仅就其对居民所产生的预期扰乱效应，也足以导致大面积的恐慌性购买行为。在目前的市场供求状况下，恐慌性购买可以使任何产品的价格非正常飙升或者让市场供应严重短缺。例如，当一个城市的自来水发生污染时，连市场上的矿泉水和纯净水都会因恐慌性抢购而断货，何况是短期供应弹性非常小的房地产，如何经得起恐慌性购买行为的巨大市场冲击？
应该承认，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一定干预是必要的，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公共性和公益性的需要不断增加，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将会更加重要。但是，这决不是说，政府部门可以不经科学论证和正式立法就自主干预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并随意规定和改变资源配置的规则。否则，似乎是出于正当目的的政府干预行为反而可能成为产生社会问题的诱因。
为什么往往总是政府部门越干预问题越多
政府部门天生具有垄断性，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地区只有一个地方政府，政府各部门通常具有不可替代的决策、审批或特殊资源的分配权，难以通过竞争来实现决策的最优。实行民主制也通常并不适用于经济管理的决策过程和行政权力的实施过程。因此，当政府干预时，总是将垄断因素“植入”市场供求关系中，甚至把自己的垄断势力直接转移给某些市场主体，使之拥有行政垄断性。所以，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垄断现象都是依赖政府部门的不当干预而得以强化。
政府部门直接进行资源配置或人为规定不同的类别、级别，实际上就是给予不同的行为主体以不同的政策待遇。在这样的歧视性政策待遇中，市场供求关系受到干扰，脱离了自然的正常状态，其变化也会偏离客观规律，往往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有些甚至可能演化为社会经济问题。
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行使公共权力应是出于对公共目标的追求，不应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人民政府应是“服务人民”的政府，而不是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麻烦人民”的政府。但实际上，只要政府部门深度干预和直接进行资源配置，就往往会形成自己部门的既得利益，蜕变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机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审批、核准、立项、收费、罚款等政府职能都在异化为一些政府部门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
明智的政府管理：“端平碗，少搅和”
常识告诉我们，一只碗中装满了水，要使水不洒出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一碗水端平。而如果碗不端平而且用手直接搅和，无论是挡，是捂，还是拨，都难免顾此失彼，越是搅和得厉害越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无论是管理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这一原理都大体有效：即“端平碗，少搅和”。
经济和社会不能没有政府的管理，而政府管理是要让经济社会实现自我平衡的机制，不应轻易宣称市场机制无效，而用行政手段直接替代或干预。例如，如果卫生部门不是用分等级和给强者锦上添花的方式人为扩大医疗差距，而是对医疗价格较低而治愈率较高的医院进行激励，那么，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决不会变得如此顽固。如果教育部门不是给重点学校资源分配的特别优待，人为扩大教育的供应不平衡，那么，教育领域中的扭曲现象也一定不会如此严重。如果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是用各种管制手段和加税方式，而是降低交易成本，疏导市场价格机制，那么，房地产市场也不会总是同中央政府的调控目标相悖而动。
政府没有将碗端平而是一味加大干预力度，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会变得顽固而积重难返。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往往以加大干预的必要性为理由而获得拨款增加、收入增源、审批扩权、部门增编、机构升格和级别提高等更大部门权力和自身利益，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甚至试图以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替代市场机制。其结果是，干预越深入，死结越难解。
明智的政府行为是，不仅在市场机制可以发挥调节作用的领域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而且在市场竞争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包括公共关系领域，也要“端平碗，少搅和”，尽可能构造能够平衡运行的非政府资源配置机制。而必不可少的资源配置必须高度规范、透明，使得政府干预成为资源配制的润滑剂、促进剂、疏通剂和补充剂。而绝不能成为阻碍经济和社会资源配置机制有效运行的栓塞。
（摘自《中国经济观察2007.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