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党的文献》杂志记者）：王晋同志，您和您的爱人张树德同志都曾经是延安时期的老速记工作者，能否请您谈谈，党的速记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晋：以前我们党没有速记工作
第一期速记训练班的教员是张霁中，他在北平学过汪怡式速记。他是一位经过很多困难来到延安的爱国青年，当时还没有入党。学员是从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选调的20名男女青年。当时延安的条件很艰苦，没有教材，都是张霁中自己编，自己刻蜡版、印刷，一边编一边教。这期培训班4个月后结业分配，如张重去了中央军委第一秘书室（也就是毛主席的秘书室），武承宗去了中央秘书处，王仲方去了安吴堡青训班，等等。1939年办了第二期培训班，学员30人。树德同志就是第二期学员。我们一般把这个时期称为我们党速记工作的开创时期。
李琦：你们是怎样走上速记工作岗位的？对速记员的要求是不是很高？
王晋：我们当时都是经过挑选，从各个单位抽调来学习和从事速记工作的。作速记，政治和文化条件要求非常严格，不是只要能认字、记住速记符号就行。在速记过程中，往往会碰到一些理论、知识、语言等方面的难点，可能听不懂、记不下。即使记录下来了，也很难准确地翻译出来。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如果当时记不下来或记不清楚，事后也常常无法再问。所以，搞速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是很难胜任的。
1938年底，树德同志和成彦文、刘嘉林、李梁方等一批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做速记工作。他们学了一段时间后，又从安吴堡青训班来了几位同志，一同学习。那时作速记，为了力求准确，一般是两到三个人同时记录。树德同志勤奋好学，笔头快，中文底子好，从符号翻译成汉字也很清楚，所以常常被安排独立作战。他后来担任过任弼时同志的秘书。
我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毕业后，先在中央农委（中央交通局）做第三国际的译电工作，后来又调到电信编辑科。1943年，为了准备召开七大，需要再补充一批速记员。经李富春同志决定，先后从中央党校、中央军委俄语学校、自然科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等单位调人学习速记。我，还有张云、卫文秀、唐明、张铭、杜晓彬等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分别调来学习速记并从事速记工作的。不过我没有参加过速记培训班，是在资深速记员周昆玉同志的指导下完成速记课程的。
李琦：速记工作都有些什么形式呢？
王晋：从1939年开始，速记在党的工作中被大量使用。速记工作的形式，主要有这样几种：
第一种就是作大会记录。当时速记室的主要任务，是记录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各种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和讲话。最重要和集中的会议就是整风时期的各次会议，以及后来的七大。战争时期，领导们都很忙，开会很少提前拟稿，往往都是拟个提纲就讲。如1942年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整风报告，提纲很简单，主要是即兴发挥。这个报告和《反对党八股》，就是张树德同志和周昆玉同志记录的。周昆玉同志还参加记录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讲《反对党八股》时，提纲只有两页纸，列了八个标题，带着一本《联共党史》，如果当时不用速记记下来，后来发表就只能请毛主席另写了。这篇讲话，速记下来、翻译整理后，交王若飞和胡乔木同志看过，由毛主席最后修改定稿，这样就省时省力、方便多了。
第二种是记录各种中小型座谈会。我记得1944年有一段时间，为了清理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毛主席提出“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因此召开了一系列“山头（即根据地）会议”。当时准备参加七大而到延安或调到延安学习、或本来就在延安工作的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大部分集中在中央党校，在学习整风文件的基础上联系实际，检查所在地区的工作和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这些多数来自各抗日根据地的同志按华北、西北、华东几个地区分别召开了座谈会，由所在地区的领导亲自召集，自由发言，你一言，我一语，非常热烈。会议的记录任务很繁重，特别是出席会议的同志有不少是南方口音，说起方言来，我们听不太懂，加上我们对苏区情况又不甚了解，用记音符号记录难度不小，但我们还是千方百计把任务完成了。
第三种形式，是为领导同志起草文稿、讲话服务，就是由他们口述，我们记录。例如1944年4月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稿就是任弼时同志口述、张树德同志用速记记录后整理出来的。再如，七大召开前，彭德怀同志从前方回到延安总结华北工作和百团大战经验，让我去给他作速记。我记得他说到在华北八年血战中解放了多少人口、建立了多少根据地、八路军发展了多少倍、民兵有多少万、毙敌伪军多少等等时，如数家珍；当谈到百团大战的时候，他的叙述变得十分缓慢，反复斟酌修改，思想似乎有些沉重和矛盾。我后来还多次为彭总服务过。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1942年审干时，中央领导同志找人个别谈话，也用速记进行过记录。
李琦：大量的速记人员培训，主要还是为党的七大作准备吧？
王晋：是的。七大的速记工作非常繁重，确实需要大量速记人员。但也不全是为了七大。1944年，中央西北局需要配备速记人员，把武承宗、章岩、李梁方等同志调去，但仍嫌人力不够。另外，部队及各抗日根据地都希望党中央为他们输送速记人员。所以，中央办公厅同中央西北局办公厅决定，再从抗大总校、二分校、七分校、绥德中学、米脂中学调一部分同志来学习速记，共40多人。这次学习是统一训练，按需分配。训练班由张重负责，章岩担任教员。
1944年那一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状况已经有了很大好转，但因为被敌人封锁，具体困难还很多。除了选人、调人难外，经费也困难。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已经搞了几年，任弼时同志和王首道同志出了一个主意，让我们去找贺龙同志筹点钱、弄点衣服，他当时兼任西北局财经办事处主任。结果贺龙同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几十个人的经费一下子全解决了。这一次训练结束后，一部分同志到了西北局，一部分到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处，还有几位被分到了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或政治部）。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我参加了这次大会的记录工作。当时，为了保证记录准确无误，专门成立了记录科，科长是廖鲁言。下设两个股，汉字记录股由刘秀峰负责，速记股由张树德负责。速记股由我们速记室的全体同志组成。速记股的同志记录整理后，由汉字记录股的同志对照汉字记录核对。我们这支为七大而建立的速记队伍，记录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同志的所有报告和讲话、大会所有人的发言。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这本书中，除了《论联合政府》是大会书面报告外，几乎全部是用速记记录稿整理出来的。我有一次到北京开会，看见《愚公移山》的速记手迹摆放在毛主席纪念堂展览，心里非常感慨。
我还记得，毛主席在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时，并没有照本宣读，只是拿着一个提纲作口头报告，讲得非常生动形象。比如，他用手指比划着说，中国农民有多少？十个指头占了九个，工人阶级只有一个指头指甲盖那么一点。这么多的农民我们不依靠，等于我们不要领导权了。他还说，我们对国民党要尖锐地批评，但还得留有余地，这样不会犯错误。这一点蒋介石心里也清楚。他几次挑动我们往西安打，挑动我们提出“打倒国民党”。同志们要注意这些挑动。委员长说要合作，那好得很。但是你必须洗一洗脸才能同你“结婚”。若不洗脸，那就不好看，就不同你“结婚”。在七大上发言的人很多，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总之，从1939年到1945年七大召开为止，速记在党的各项活动、特别是中央领导人的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党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李琦：速记工作非常辛苦，又默默无闻，但是意义却这么重大，难怪你们都很热爱速记工作，甘当无名英雄。
王晋：其实刚开始大家还是有些想法的，有些不太安心速记工作。我们那时很年轻，觉得前方斗争很热闹，都想到前线去。但是中央领导同志对速记工作非常重视，反复对我们讲速记工作的重要性，我们深受教育，也就安心了。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要求很严，但也非常关心我们。
李琦：能不能举点具体的例子？
王晋：例如，任弼时同志讲过，速记工作对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张闻天同志也对我们讲：速记是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工具。比如，毛主席的讲话很重要，但他没时间写下来，现在你们记下来，整理出来，再交给他修改成一篇文章，就能节省他很多时间，朱总司令也是这样。他的讲话，他自己挤不出那么多时间来写，也需要你们帮助他速记后再整理出来。张闻天同志还说，在延安找50个团长不成问题，但要找50个速记员就办不到。徐特立同志也讲过：在全国找100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容易，要找100个很娴熟的党的速记员就不容易了。
作速记确实很辛苦。特别是赶上会议比较多的一段时间，速记任务就很重。一般都是白天记录，晚上翻译。白天记录一小时，晚上就要翻译三小时，还要复写出来。大家就在小油灯下工作。后来晚上加班时安排了夜餐。有段时间曾经每人每月发6斤小米津贴，形势好转了，又改为猪肉津贴。有一年冬天特别冷，速记员在大会上作记录时，没有穿棉鞋，也没有袜子穿，就是用一块布包在脚上，穿着草鞋。贺龙同志看见了，亲自批条子，给速记员每人发了一双毡窝窝。还有，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期间，天气很热，速记员们都热得汗流浃背。刘少奇同志走过来说：“老朋友又见面了。”说着递给速记员每人一块西瓜解暑。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这么关心我们，我们工作再累、生活再艰苦，心里也是高高兴兴的。
我们速记员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很多。他对我们很关心，每次大会都让我们坐得近些，好听得更清楚。他还交待李富春同志，说要让速记员吃好睡够，好有充沛的精力作速记。毛主席开完会和大家一起吃饭时，还常常把自己的一份好菜如炒鸡蛋什么的，分给我们吃。后来我们一见毛主席端着盘子过来，就赶紧捂住自己的碗。
我记得在一次周末舞会上，一个速记员正好坐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知道她是从事速记工作的之后，问她：“你使用的速记是谁发明的？”她说是汪怡。毛主席说：“汪怡这个人很不错。他发明的速记对我们很有用。”解放后，汪怡先生的后人听说了毛主席的这句话，都非常感动。毛主席、朱总司令他们都看过我们的速记符号，当看见都是一些条条线线时，还打趣说：“像是豆芽菜！”
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还抽查过我们这帮年轻人的学习笔记，树德同志的笔记就被抽看过，有时还有批语。抗战胜利后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这些东西不允许带走，所以都交给组织了。
李琦：抗战胜利后，速记工作有什么变化吗？
王晋：抗战胜利后，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大批干部离开延安，开赴前线。人员分散了，速记技术也被带到了各个解放区。中央东北局的第一个速记训练班是章岩主持办的，我在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也主办过一期速记训练班。这样，速记应用的范围就更大了。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一部分速记工作者随中央到了西柏坡。他们在西柏坡也办了一期速记训练班，学员们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土地会议作过记录。
干部们离开延安前都想多看看毛主席。毛主席和朱老总接见了一批又一批离开的同志，对他们讲：“你们到前方之后，要寸土必争，不要怕，要打，要坚决地打！”他还说，蒋介石要下峨眉山摘桃子了。他边讲，我们边记。他还问我们：“你们是不是新华社的？这些话你们可不能发表呀！”我们说我们是速记室的。那时我们党正在和国民党谈判，这是内部讲话，不能外传。
停战协定后，国共两党和美国三方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解处。有些同志被调去做速记工作。后来担任过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的刘继光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他参加了我们党与国民党谈判时的速记。军调处有三个参谋长，共产党方面是罗瑞卿，国民党方面是蔡文治，美国方面则换了好几个人。三个参谋长在一起议事，经常争吵得很厉害。刘继光他们每天白天记录，连夜整理、刻蜡版、油印，第二天用专机送给毛主席，工作非常紧张。巧的是，国民党和美国人各自的中文速记员使用的也是汪怡式速记法。
李琦：速记法有很多种吗？
王晋：是的。我们训练班学的都是汪怡式速记法。那个时候在全国影响较大的还有杨炳勋式速记法、唐亚伟的《亚伟速记》等。曾经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做情报工作的沈安娜，用的就是杨炳勋式。
李琦：据说国民党中央开会的时候，沈安娜常常就坐在蒋介石身后作记录？
王晋：沈安娜同志是1938年经党中央批准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的，被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做速记员长达10年。她确实经常坐在蒋介石身后的速记席上，担任高层重要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的许多核心机密内容，都是经她记录后辗转送到我们党这边的。比如说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以及秘密通过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都是由她及时地汇报给了党组织。沈安娜还曾经把国民党中央在南京撤退前开会时的情况、气氛，核心人物们那些气急败坏的表情、动态，全部记录下来，传到了党中央，中央领导们看了后都笑得前仰后合。沈安娜同志是我们速记工作者的骄傲。她后来在回忆这段传奇经历时说过：“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一直坐在他身后的、默默地以一支铅笔埋头速记的速记员竟然是中共的情报员！”国民党曾经让她当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她都谢绝了，因为这样一来就不能做速记工作了。
所以说，速记工作不仅在我们党的中央机关和各个解放区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党的秘密工作领域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如此，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差不多都是通过速记记录下来的。
李琦：最后请谈谈延安时期的速记工作对您个人的影响。
王晋：我在延安共度过了七个年头，作了三年速记。树德同志作了六七年速记。在三年速记工作中，我聆听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多次讲话、报告和一些小型会议上的发言，特别是参加了七大的速记工作。这对我提高政治理论修养、形成正确的看问题的观点方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使我受益终生。我们这些早期的速记工作者，后来大部分都从事其他工作了，都工作得很出色，有一批同志后来还先后走上高级领导岗位（例如白介夫同志后来曾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树德同志生前曾任河南省委书记，等等）。这和我们当年作速记时受到的训练和教育都是分不开的。
当年我和树德同志就是在速记工作中产生感情，后来结为终身伴侣的。我们在延安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离开延安的时候都依依不舍。现在的会议记录方式比我们以前的手写速记方式先进多了，可以录音、录像，还有电脑速录。但延安时期的速记工作，一直是我们这一群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每次想起都激动不已。
（摘自《党的文献》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