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上海有几位人文学者发起“人文精神寻思”的大讨论，我也在其中，当时引起很多非议，上上下下都有争论。转眼十多年过去，弘扬人文精神已经成了一个时髦话题，现在几乎每个学校都在围绕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展开活
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大潮刚刚掀动，市场经济的实践唤醒了长期被压抑的民族生命的原始冲动力，金钱拜物教的大势如火如荼，席卷中国大地，当时许多人都对人文教育丧失了信心。人人都在理直气壮地追逐金钱、人人都在追逐实际的利益，为了在意识形态上适应这样的需要，传统的意识形态显然因为不合时宜而被搁置起来了，于是，破坏性的、唯利是图的道德虚无主义弥漫了社会意识，人性中的恶魔性因素通过大破坏来实践大创造，往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知识分子推波助澜，借着批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号，把一些阴暗卑琐的东西都当做新潮流的法宝，祭起来反对人性中的高贵因素。在这样一个状况下，人文精神的失落已经造成了对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的严重伤害。
当时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受到很多批评，有人就认为，你们讨论人文精神完全是高谈阔论，是清谈，与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相违背的，还有人用了“螳臂挡车”来描写人文精神的探寻。当时我参加辨论时，觉得自己是理直气壮的，因为，在中国有一个“五四”以后形成的人文精神的战斗传统，如果我们知识分子积极维护这个战斗传统，通过理性的批判和呼吁，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理性地看待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比方说，工业的盲目发展带来环境破坏和污染，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以前的发达国家是通过拓展殖民地，通过将污染等恶果转嫁到第三世界国家，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途径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已经是不可能重复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以人为本的精神来克服和对付科学主义的某种局限，同时也用来遏制人性欲望中某些盲点。这在一个经济上后发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完全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可能太乐观了，为什么这会是个问题呢？因为市场就摆在那儿，巨大的利润就摆在那儿，科学主义的危险性不仅被全民所忽视，而且连各级政府的决策者都熟视无睹。所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切严重恶果，我们照单全收地重复承受一遍。比如，阮仪三先生呼吁的关于保护老建筑的问题，听起来确实是振聋发聩，但他并不是现在才呼吁这些问题的，他早就在呼吁了，而且还有比他更早的，梁思诚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呼吁了。不是说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也不是说，人文教育在中国没有力量，力量是有的，也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在那儿呼吁，在那儿从事教育，可是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呢？结果仍然是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一片片的历史文物被破坏，一座座有文化底蕴的建筑被拆掉，一个个有历史传统特点的城市被新化。也就是说，当阮仪三先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保住了一个区域的古建筑的时候，其他九十九个区域的古建筑可能早已经被拆成灰烬了。而且这个被保护的区域也是经过了被改造，被改造成和经济利润直接有关的古建筑才会保留下来。这就是资本主义金钱万能的胜利，人文教育失败的地方。阮仪三教授在同济大学培养过多少优秀的学生！但是因为那些学生优秀，他们毕业后都被人请去设计规划城市改造，结果都做了与阮仪三先生的本来愿望相违背的事情。他们接受了技术和科学的教育，却可能把阮先生的人文的教育忘记了。
这种轻视人文教育的社会情绪最后竟成了社会思潮。我举一个很普遍的例子，九十年代以前，中国大学文科最优秀的学生一定是考人文学科，中文、哲学、历史，都是以人文为最高志愿。理科学生中最崇尚的是医学，医学院最难读，学习期最长，考分也是最高的。但是现在理科最优秀的学生不考医学，文科最优秀的学生不考人文。医学是保护人的身体健康，人文是维护人的精神健康，这些与人的发展最直接有关联的学科，现在都不能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来投身其中。那么，以后的人类的命运是不堪设想的。作为一种社会风气，将来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必有影响，这是我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和系主任感到最忧虑的事情。
问题的根子当然不仅在于报考志愿，也不仅仅是中国的特殊问题，人文精神的缺失和人文教育的失败，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一种文化危机。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过去曾经学过德语，我学德语的动机就是想研究这么一个课题：德国是一个拥有优秀的人文传统的国家，他们的教育、艺术、哲学都是我们精神世界里的一个圣地。可是德国那么优秀的人文传统和人文教育，为何没有阻止法西斯专制体制的施行？其他国家或许也碰到过同样的情况。那么，是不是在那样一个突然的，国家民族陷入到疯狂的、极端的、偏颇的、危险的境地的时候，没有人文学者站出来痛陈弊害？我想肯定会有人提出警告。但是，当历史朝一条疯狂的道路滑行的时候，人文教育就显得特别失败。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很大的失败感。人文精神在和平的时候总是会受到欢迎，人们总是说“仓廪实而知礼仪”。和平的时候、吃饱饭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讲文化、讲礼仪、讲传统等等，都讲得非常好，可是一到了关键时刻，这些点缀的东西全都没有了。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1995年我在日本做一个关于人文精神的演讲，有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听完了就对我说：“这些问题我们在六十年代都讨论过，但是现在都失败了，全球化就是这么在发展，我们再呼吁也是失败的，没有用的。”痛哉斯言。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定义人文教育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学者把人文教育与社会责任挂起钩来，提出“社会责任是人文教育的核心”的观念。我对“社会责任”这个词有点不同的理解。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少提倡过社会责任感，中国的历史也好，现实的社会也好，都没有少提倡过。假如国家间发生了一次不正义的事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和德国之间发生了争夺殖民地的非正义战争，这个时候，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强调自己对国家的责任，都在帮助自己的政府去屠杀对方的人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责任到底有多少人文精神和人文自由的因素在里面？当时有一个作家罗曼・罗兰站出来大声疾呼，像罗曼・罗兰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以为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文精神的榜样。他是对全人类提倡人文精神，所谓人类的良知。所以我们今天在呼吁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可能比社会责任更具有核心价值的意义，它应该成为我们人文教育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以人为本”。这是一个心灵自由和人格健全的概念。“以人为本”是很难用一个社会责任来解释、来限制的。我们人人都需要社会责任，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它有不同的含义和解释。而作为人文精神、人文教育，则是千百年来一直在和人类自身的野蛮而疯狂的恶魔性因素、与人类从动物演变中还残存的一种兽性作不懈斗争，这个斗争是很艰难的。有的学者要求把人文教育回归到传统的儒家教育，以为中国的儒家传统有一套非常完好的人文教育的传统，可是儒家有没有有效地阻止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统治下的灾难？多少次改朝换代、内乱外祸都是在惨无人道中发生，多少年来中国老百姓始终是处于被屠杀、被奴役的命运之中，中国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过一种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生活，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人文教育是完美的，是伟大的呢？人文精神的伟大，在于它通过人文教育，就是过去我们说的薪尽火传，逆水而上，就是要靠我们的人文自觉去抗衡自己身上的、我们人类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兽性和各种各样的野蛮因素。这样一种自我抵制和自我救赎，实际上操作起来是很困难的，甚至会惨淡地失败。但失败了也没关系，以后还是会有人重新捡拾起这样的传统，这就叫“薪尽火传”。这才是我对人文精神的一个认识，也是对人文教育的一个认识。
那么，这个人文教育到底是讲什么？我也觉得很难表述，现在各个大学都在探索。人文教育也可以被民间转变为一种读经运动，很多地方的老百姓自动组织起来，让小孩子去读四书五经；也可以转变为一种宗教的、道德的教育。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各种方法都有其存在的可能性。但我的一个根本认识是――人文教育本身是一个由内到外的过程，所以，和一般的知识教育非常不同，后者是从无到有的教育，但是人文精神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或者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已经具备的素质，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他身上也具有人文精神，他也有人文力量。比如，一个普通老百姓可能会说出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做，如果我做了我还像个人吗！”这是很普遍的说法，再如，“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用我的良心担保，我怎么会做这种事！”等等。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哪怕他不识字，仍然具有人文的基础，每个人身上都具有一种人文的力量，人文的因素。但是由于我们周围充满功利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影响，使人文的本能得不到自觉的发扬，所以我们还需要教育和学习。当一个小孩子出生，他受到的都是知识的教育，如教他怎么算术、语文、英语、科学呀，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教育，而另外一方面，如何唤起他内心深处的人的自信、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健全、人的理想，这是另外一种教育，这个教育是我们需要探讨的，它不完全是靠读经布道来完成。我们现在的很多讨论，基本上是批评型的，都是说“缺乏人文教育造成了什么什么”，这样的理解背后就有一种自信，就是强调，人文精神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只有我才有人文教育的权力，我有权力教育学生，灌输给学生――“你们应该怎么做人。”我认为这是根本错误的理念，人文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要通过一个人文的榜样，或者是通过一部典籍，或者一个现实的问题，来启发，来唤起我们的年轻人对自我的一种自信和尊严，鼓励他们对美好的向往，这是一种由内而外地来唤起学生人文自觉的教育。至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具体方法，在什么样的尺度下让大家充分享有心灵的自由，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最后，我再简单讲一个观点：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有很大的弊病，就是搞教育的人都把眼睛盯着市场，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把培养学生简单理解为向市场提供就业人才。学生就业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了这个功利目的以外，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学校的领导者，或者教育部门的管理者，他应该有一个理想，一定要设想二十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将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民族在二十年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因为我们的教育成果是没有办法立时立刻得到验证的。我们今天搞大学排行榜，比来比去无非是比有几个重点学科呀，有多少钱呀，能拿到多少国家项目呀，造了几座高楼大厦呀，发表了几篇论文呀，等等，无非是一些外在的东西，我觉得这其实并不是最科学的检验指标。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单位，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在二十年后，哪个学校培养的学生在国家未来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是否在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产生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有了这个眼光，你才能为二十年以后的社会提供服务，为二十年以后的社会需要提供人才。这是我们教育最最重要的指标，但这个指标在今天很多关于教育的研讨中并没有得到强调，大家都在应付眼前的评估和检查。这从根本上就颠倒了。
（摘自《随笔》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