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非我之专业，一些史学家的大名早先都是从现代文学方面间接知道的，抗战初期曾在云南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就是其中的一位。《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是周作人编选的，他在《导言》中说，“议论文照例不选”，“这里就只选了顾颉刚的《古史辨序》，因为我觉得这是有趣的自叙”。周作人是散文大家，说顾颉刚的这篇
以后又陆续知道一些顾颉刚的情形，尤其是与鲁迅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积下的宿怨。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对顾多所指责，说顾“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是胡适之的信徒”，甚至说“此人颇阴险”。这就更引起我对顾颉刚的注意了。
应校长熊庆来之邀，顾颉刚于1938年10月来云南大学，任教授，开“经学史”和“中国上古史”两门课。为避日机轰炸，顾颉刚由市区迁居北郊龙泉镇浪口村，在那里除编写《上古史讲义》外，还写了三册学术笔记，于次年在成都陆续发表，后又经过修订、增益和润饰，在上海出油印本《浪口村随笔》，作为八年离乱的纪念。
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文体属笔记。具体到云南的也有一些，如《爨文》、《丽江禹迹》、《抛彩球》诸篇即是。《边地语言》也与云南有关。顾氏来昆之前曾在甘肃、青海进行边疆救亡宣传和考察研究，故书中关于西北民族文史地理的内容极为丰富。他在这篇文章里先讲青海省民族融合的情况：“客西宁时，闻化隆、贵德等县有一种人，其言语风俗悉介于汉、番之间，不能称之为汉人，亦不能称之为番人，乃名曰‘嘉麻若’。又闻贵德山中有一种汉人，虽操汉语而与今日之汉语不同，或尚保存元、明遗调。”对此，一位当地人士如此解释：“番人称汉人为‘嘉那黑’，简称之曰‘尔嘉’，更简之曰‘嘉’；其自称曰‘完’，或曰‘若’。故嘉麻若者，意译之汉、番是也，盖本为汉人而渐为番人所同化者也。”接着讲到云南：“及来昆明闻蔡希陶先生言，云南保山县人完全说南京话。又陆良一带之铜铁匠则于普通语言外别说一种行话，按其实竟是苏州话，惟有小变耳。是皆语言学者应耕作之园地，而内地移民史料亦可于此中寻求之矣。”蔡希陶是植物学家，当时在云南进行植物调查，同时留心各地民情风俗，写了好几篇小说。都是有心人。
这里尤可注意的是“盖本为汉人而渐为番人所同化者也”这一句。顾氏在这篇《边地语言》及另几篇相关文章里都讲到甘肃、青海部分地区羌族、汉族、藏族融合的情况，说那里有一部分羌族为藏族同化，称为番人。另有一部分汉人为番人同化，称为“嘉麻若”，意为番化的汉人，“盖本为汉人而渐为番人所同化者也”。这是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而在日常生活中，学者说话有时也比较随便。我在《陈寅恪在昆明》那篇文章里提到一则轶闻，说1939年某日，云南著名学者方国瑜请陈寅恪、顾颉刚等前辈学者及其他同仁吃饭，其中一位姓方名杰，原籍浙江诸暨，祖籍安徽桐城。席间方杰请教方国瑜这位“宗兄”，问“云南方姓是从哪里迁来的？”方国瑜答“我是桐城方氏后裔”。顾颉刚饭桌上没讲，饭后却对方杰说，方国瑜是纳西族，自称桐城方氏后裔为了面子上好看些。我觉得顾颉刚这么讲未免随便，且不无民族偏见（陈寅恪亦然）。不错，桐城方氏系名门望族，历史上出过些名人，多的说不上，方以智、方苞两位还是知道的，前者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后者是清代文学家，桐城派的创始人，都很了不起，确实为桐城方氏后裔挣足了面子。方国瑜是纳西族，但这并不能排除他是桐城方氏后裔的可能性。此前一年多顾氏在青海考察已深悉当地部分汉人被少数民族同化的历史，这种现象在云南也同样不少，好些少数民族人士都知道他们的“汉姓始祖”（陈寅恪语）来自内地何处。顾氏在青海之前也曾去甘肃十多个县考察，在临夏还发现孔子后裔融入东乡族的情形，并为此写了一篇《边地孔裔》，其中说：
孔子之裔遍于全国，边境中亦有之。予至临夏。闻唐汪川有孔家祠，孔裔排行与外间无异，而其人已奉回教，则以其地为回教区域，回教徒之女子归于孔家，其子孙遵母教也。至西宁，又闻贵德汉人以孔、朱、者三姓为多，其四周皆番民，孔氏亦已番化，能说汉、番两种语言。
文中“回教”系旧名，今称伊斯兰教。临夏今为回族自治州，北距兰州一百公里，境内除回族外还有东乡、保安、撒拉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故文中称其地为“回教区域”。文中提到的唐汪川是地名，在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境内，唐、汪两姓为该地之大姓，因此得名。东乡族第一位书面作家汪玉良（诗人）即出自唐汪川。从前我在甘肃工作，1960年冬曾去东乡县搜集民歌，对当地之情形略知一二。顾颉刚文中所谓“回教徒之女子”当指唐汪川的东乡族女子，她们嫁给迁居当地的孔裔为妻，其子孙遵奉母系所信奉的伊斯兰教，而孔裔也就这样融入了东乡族。此种情形与云南某些地区“夷娘汉老子”的民族融合现象极为相似。但唐汪川的孔裔仍不忘汉姓祖先，他们有孔家祠，且“孔裔排行与外间无异”。顾颉刚对已融入东乡族的孔裔做了如此深入的调查，我们当不至于再有所怀疑，说人家自称孔氏后裔不过为了面子上好看些吧。当然也要承认在旧时代，也有些少数民族人士为避免被人歧视而改为汉姓的，此种情形亦非个别现象。作为学术研究，应能甄别两种并存的历史事实，不能混一。
不难看出，顾颉刚虽然在私下场合谈论民族问题有时比较随便一点且不无偏见，但在正式场合，尤其是著述，那可是极为较真，毫不含糊，不然鲁迅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要在讥讽胡适有“历史癖与考据癖”时，顺手把顾颉刚也捎带上了。但顾颉刚做学问的认真与那种迂腐的学究气无涉，尤其在对边疆、民族问题的关注上，他并不纯粹出于学术兴趣，他还有政治上的考虑。
当时昆明有家报纸叫《益世报》，社址在圆通街，是1938年底从天津迁来的。这是天主教教会民国初年在中国办的中文报纸，由罗马教廷指派天津教区一位副主教负责。该报五四运动前后一度同情学生运动，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写的《旅欧通讯》就是在这家报纸上连载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该报聘请罗隆基、钱端升（昆明时期二人均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教授）任社论主撰，主张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后继续发表抗日言论，两月后被迫停刊。《益世报》迁昆复刊后的举措之一是聘请顾颉刚为该报办《边疆》周刊，组织学术界朋友就边疆、民族问题进行讨论。傅斯年当时也在昆明，云南是多民族省份，他知道问题的敏感性，劝顾颉刚对“边疆”、“民族”两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傅斯年也是大学者，但与政治的关系比较深，他从1928年起就一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该所1938年迁来昆明），1937年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相当于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长）。抗战爆发后傅斯年又以社会名流身份参加国防参议会，后又参加国民参政会任参政员。这就不难理解傅斯年何以对政治比较敏感。顾颉刚接受傅斯年的劝告，马上写了一篇《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于《边疆》周刊。他在1939年2月7日的日记中记得有：“昨得孟真（注：即傅斯年）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他后来在《自传》中对写这篇文章的动机还有进一步的说明，他说此前在西北考察，“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觉得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据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决’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文化的日期，岂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的罪人。”
顾颉刚是大学问家，但有政治头脑。他联想到西北大军阀马步芳的野心，觉得傅斯年的告诫很对，接受批评。数十年后回头来看今日世界各地民族分裂主义的抬头，我们既佩服傅斯年这位学者政治上的敏锐，也不能不佩服顾颉刚这位从三皇五帝研究到现实问题的史学家的远见。但毕竟，民族问题也是个学术问题。当时也在云南大学任教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见解就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费孝通在1993年写的《顾颉刚先生百年祭》中回忆及此，说自己当时“并没有去推敲顾先生为什么要那样大声绝呼中华民族只有一个”，就给顾写了一封信表示异议，信也在《边疆》周刊刊出，题为《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稍后，顾撰《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也发表了。辩论很是热烈。费孝通回忆，“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激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煽动分裂，所以义愤膺胸，亟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但毕竟“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费孝通也就再未写文章辩论下去。
尽管在学术上有不同看法，但总地说，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后的反应是正面的，
各地报纸转载的很多。顾在《自传》里还提到，他当时“听说云南省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注：今称彝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多了”。云南虽是多民族省份，而民族关系历来就比较融洽、和谐，这与云南大多数民族都有共同的历史渊源，有强烈的同根意识和维系中华的向心力、凝聚力，是分不开的。龙云的心理反应恰为一例证。
顾颉刚除任教于云大外，还兼任迁昆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但在昆明的时间并不长，仅一年（1938～1939年）。所住的浪口村，距人文荟萃的龙头村一公里多，在今天的云南农大东南侧，交通方便，而在当时就显得偏了。顾在十年后写的《浪口村随笔・序》中述及该村情形：“其地距城二十里，盘龙江三面环之。危桥耸立，行者悚惶。雨后出门，泥淖尺许。村中才十余家，几不闻人声。荒僻既甚，宾客鲜过。”但偏也有偏的好处，他说“此生从未度此清静生涯”，日后“每怀浪口村生涯，如在天上”。去年我怀着对顾颉刚先生的敬仰，到浪口村寻他的旧居，无果，但那座“危桥”倒还在，只是觉得并不怎么“耸”；至于说“悚惶”，大约只不过是先生这位“行者”的心影罢，我想。
（摘自中国文联晚霞文库・云南卷<第八辑>《大西门外捡落叶》，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版，定价：全十册18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