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婚广告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择偶方式，它以报刊等大众传媒为载体向社会发布个人信息、推介自我，寥寥数语或者短短百余字，却蕴含了丰富的个人与社会信息，如自我形象的塑造，对异性的想象，社会风习的浸淫等。从特定年代的大量征婚广告中可以寻绎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感情生活的印痕、密码，一个社会巨大变迁
广东的《家庭》于1985年第12期开始刊登征婚广告，刊登在这一期《家庭》上的13则征婚广告也许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一批征婚广告。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活力，更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思想活跃的人开始打破地域阻隔以这种方式追求个人幸福。
198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如火如荼，而城市的工业体制改革尚未真正启动，国营工人、全民所有制职员仍然是稳定的职业，它意味着铁饭碗和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机关、部队干部、事业单位职工这些体制内的较高收入阶层受到广大女青年的青睐，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属高端群体。也是这一时期，社会上掀起文凭热，恢复高考也是早几年的事情，征婚广告中的“自修大专”、“函大结业”是其“闪光点”之一。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的时代，精神生活、思想修养、文化艺术追求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和社会生活中呈现出葱郁的生机。从这些征婚广告中看出，征婚人对谈钱、谈经济状况没兴趣，尽管如此，经济作为重要因素介入到感情天地已初露端倪，在10个明确标出个人月薪的人中，30岁以上者6人，公开承认离异者3人，经济的相对优越是作为弥补他们其他条件不足而特意标示的。最高月薪者300元，在深圳某公司工作，最低月薪者50元（择偶对象为农村女青年），平均154.5元，这个平均数字在当时是很高的，可以看出，经济收入已有明显拉大的征兆。
15年后，2001年《家庭》上的征婚广告有了显著的变化，在年龄结构上，中年居多，且往往离异或丧偶；经商者明显增加；择偶的主要条件往往是要求对方经济条件优越，事业有成。1980年代的将来时态的“事业心强”被现在完成时态的“事业有成”所取代，并且，“事业”一词的含义也发生很大变化，它是较好的经济基础的含蓄、委婉的表达。
在《申江服务导报》2002、2003年的征婚广告中，一些女性纷纷标榜自己“爱厨房”，会是个贤妻良母。这些征婚女性都是白领，大学以上学历，又处在21世纪向国际大都市迈进的上海，而她们却甘愿扮演传统甚至保守的角色，具有浓重的依附心理。其中既蕴含着传统的性别政治的规训，又有市场、金钱等新的社会力量型塑的结果。
2003年4月，《南方周末》某期刊登了一份题为《“成功人士”诚觅佳偶》的征婚广告，这份广告几乎同一时间在《扬子晚报》、《申江服务导报》等10余家强势媒体上刊登，其中“无性经历”一语引起很大争议。征婚者突出强调这一点表露出了一个商人的心态：要物有所值，花大价钱，自然就要购得“原装货”。后面的“郑重声明”有对有意应征者的训诫：“还望有意应征者对照如上要求逐一对比，客观衡量，理性评估，如实回复。”最后是：“甄选优秀者若干，我们将书面邀请来沪面洽，并承担其个人及相伴者所有费用。”征婚者的做派是张扬的、霸道的、居高临下的。
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渗透到各个角落，1980年代还有“下海”经商一说，而1990年代至今这个商海已无远弗届。在它的作用下，新富豪，中产阶级应运而生，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相伴而生，我们从新富人的征婚广告中看出，他们标示的别墅、名车是顶级生活的象征，是社会地位等级的符号。同样的，花费百万元在全国各地10余家主流媒体上刊登征婚广告也是一种炫耀性消费。
问题的焦点似乎集中在花大钱找美貌处女上，这位富豪眼中的女性形象只是其在社会物质极度扩张下的表面依附品，折射出他对女性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以及人格意识的一种潜性歧视，最可怕的是，它还容易造成越来越多的女性也不知不觉地认同于这一视角。这种“成功男士”和“大众传媒”打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完全是迎合男性的占有和征服的欲望的。这是对女性在社会和人格上的双重伤害。
在消费意识形态笼罩下，征婚广告是一种公开、坦然的做为感情生产的消费实践。既然是消费它就明白无误地打上金钱和社会时尚的烙印，它所占据的版面大小、媒体数量多寡，征婚人资产报价清单，对意中人的想象无不与金钱挂钩，而征婚人的身份标示金领、白领、工薪阶层、打工者、农民则实实在在地将中国当代社会结构中越来越严重的层级化现象表露无遗。并且，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金字塔尖上的新富人在占据了社会的巨大财富、资源之后，在个人的感情世界和私生活上，必然要求与之等量匹配的感情资源和性资源的占有、遴选，这样，感情资源和性资源的社会分配就极度不平等、不平衡，同样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亿万富商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而低收入者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甚至无从选择。在社会转型期，性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毫无疑问已经纳入阶级阶层的分化重组的社会逻辑之中。金钱已严重侵蚀了中国人的择偶观念、行为。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概括建国以来择偶标准：“五十年代土解根、六十年代红卫兵、七十年代解放军、八十年代大学生、九十年代有大款”，走过的是从政治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到经济决定论这样一条曲线。尽管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单极化的主导型，但是在1990年代以前，人们选择的职业、身份、收入等方面是多元的，而1990年代至今，一言以蔽之，有钱人成为人们择偶的首选对象，选择的目标越来越集中、单一。中国的女性几乎不分地域、年龄、学历、职业，在择偶上似乎均将有钱人作为首选对象。
在这样的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状况、风习下，一些具有大学学历的女性都是基于物质财富来决定终身大事的。金钱是不可或缺的，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成了这些人的共识。一些女性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婚姻恐怕也要遵循市场规律，“年轻貌美配实力雄厚是婚姻最佳的资源组合方式”，男女双方的结合也是一种资源的组合。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扭曲。更可怕的是，女大学生这个知识群体在这个时代已经渐渐地向金钱主义倾斜，更何况社会上那些广大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群体呢？
上个世纪20年代，没有经济保障，女性的自由就无从谈起，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就不得不牺牲自由，这是社会客观环境制约造成的。而现在的情况是，一些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白领，经受了现代人类文明的洗礼，满脑子的自由、民主、人权、科学、平等的观念，当然更不缺乏经济保障，手机、电脑、名牌时装和化妆品之类是她们的生活必备品，这是一个追求时尚消费的群体，但是，她们为了满足更高的物质欲望，为了不断追求物质享乐，甘愿自我放弃精神独立和感情幸福，甘愿丧失主体性依附有钱男人。这是不是太可悲呢？当然，这只是少数女性的选择，但它隐隐成为一个潮流和趋势，引起媒体和公众的较大关注，这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了。我们有必要追问，是什么力量使她们做出如此的选择？一个人主观意识的形成是各种社会因素的合力共同促成的，在过去唯阶级论的年代里一个年轻女子是断不会嫁给一个资本家或地主的儿子的，而当今女子争相嫁给有钱人同样是社会意识所决定的。自打上幼儿园起，她们中的一部分就接受势利老师的亲疏区分，目睹有钱小朋友的张扬，甚至父母骑自行车来接她会让她意识到自卑、没面子，她就这样过早地明白了金钱、身份、地位的重要，而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中流露出来的崇富意识、金钱崇拜也潜移默化地灌进她的脑子里。随着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链条的不断延伸，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课本上的知识固然学到不少，但那看不到明确教育者的另一面“教育”也在她们的脑海里全面扩散、渗透，而后者积聚起的强大能量足以打败前者的惨淡经营，再加上大众传媒的持续影响，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就这样定型了，有钱才能生活幸福，如果自己不能挣大钱，那就想法嫁给一个有钱人。近百年来在女性解放这个漫长的革
命道路上，妇女曾经有过一段翻身当主人的“半边天”的辉煌，而当今又有沦为金钱的奴隶、遭受男人重新奴役的危险，而它的可怕之处并不是表面的暴力压迫而是在心理、情感的幽邃领域展开，是内在的主观的规驯。就以上述那个富商的征婚广告来说，明明是对广大女性的歧视和话语暴力所表现出的男性霸权意识，而数千名年轻貌美的女性却趋之若鹜，自以为是找到了打开人间天堂的金钥匙。
从这些征婚广告中，能够感受到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弥漫其间并蔓延开来，那就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追求物欲的满足和奢靡之风，有钱就有幸福，金钱能买来爱情。短短十几年间，中国的社会风气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转变之剧是惊人的。1980年代人关注的思想、文化、精神让渡给单一的金钱，金钱成为衡量幸福与否的唯一尺度，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封闭、漠然，犹如患上幽闭症，不再关注个人之外的社会问题。国家命运、政治环境、生态环境、民主和人的自由等等重大命题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只有‘可怜的舒适’”，“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与之相联系的是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这种对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的冷漠心态正在各色人等中蔓延，现代资讯的迅猛发展并没有催生出民主、自由的公共领域，相反，人们在“家”的构想、构筑中躲进小小安乐窝里尽情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舒适、便利。
（摘自《文化症候与文学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0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