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亲手诊治过的老首长中，黄克诚大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坚持真理，一生坎坷，曾在毛主席身边耳提面命，却在庐山会议上划入“军事俱乐部”，后来提任中纪委第二书记，为党和军
队立下汗马功劳。直到今天，他那朴实的形象、诚恳的话语和感人的精神，始终难以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一
“黄克诚”这三个字，我在中学时听说过。当时，他是湖南省委书记。
后来，我到哈尔滨上医科大学，从报上知道黄克诚是解放军总后勤部长。直到我毕业转到301医院工作之后，才知道黄克诚又回到军队。当时，他已不当总后勤部长了，在军委任军委秘书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据了解，我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就是他任总后勤部长时亲自筹建的，许多人说起来对他很有感情。
然而，我刚到301医院不久，他的情况就有些不妙。
那是1959年，中央在庐山开会不久，就听说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等人出了事，军队开始批判“彭黄路线”，为此，总后有不少人受到牵连……
70年代初一个冬天，我同黄克诚第一次见面，地点在301医院急诊室。
当时，我在门诊值班，看见两个战士押来一个人，我看介绍信是中央专案组一办来的，介绍的病人也没有用他的名字，而是用的一个化名。
医院突然有一个被解押来的人看病，大家都朝我的诊室看，有年龄大的人认出了他，在耳边轻轻告诉我他是黄克诚。
听说眼前的病人是黄克诚，我记忆中对黄克诚的印象一下都翻腾上来。这就是已被打倒10多年的黄克诚吗？他还活着？
当时，他穿着一套灰色衣服，头发也没有梳理，瘦削的面孔，而且咳嗽得很厉害，嗓子里呼呼作响，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
老人一阵咳嗽，把我拉回现实，他见我打量他，很平静地等着我给他看病。
“怎么了啊！”我轻声问道。
“咳得厉害，发烧，尿也尿不出。”他无力地喘着气说。
我看他很痛苦，马上听诊，音很重；量体温，38°5，烧得很厉害，血常规检查结果白细胞升高；一摸腹部，积尿很多。我立刻让他照了一张片子。
“他的病很严重！”我对押他的两个战士说。但只有这两个战士，也没有跟着医生和办案人员，他们你看我，我看你，也没啥主意。
“要住院。”我见他们没主意就自己作了主，他们也没说什么。我马上打电话问病房，回答没有床。
“没床怎么办呢？”我报告黄克诚。
他一听说没有病床，就说了一句话：“我得住院看了，住哪里都行。”
我对两个战士说：“他得住院，我开了个急诊单，你们去病房看能不能加床？”两个战士还是没说话，拿着住院单把他带走了……
黄克诚起身走的时候还是没有表情。但我理解一个被关押者求医的心情。我起身将他送出门，看着他步履艰难地在走廊拐角处消失，心情突然有些惆怅和感伤。
此事我在前不久从《黄克诚自述》中得知，当时没床位，他的家属写信向邓小平反映。邓小平已经出来主持军委工作，立即批示给301安排住院，黄克诚才得以治疗。
二
我第二次再见黄克诚，是在“四人帮”刚打倒不久。
那一次，他住在南楼高干病房，好像是住的一间军级干部的房子。估计刚解放出来，否则待遇会更好些。当时，我接到通知去参加会诊，到病房一见面就认出了他。
首长永远穿一身灰色衣服，头发还是那样稀疏。当时，他牙齿也没几颗了，一口的湖南话，但精神略好了些。我称他“首长”。他点点头，没有什么话。按要求，我主要对我负责的专科问题进行检查诊断。为了有效诊断，我向他问了一些情况：
“首长，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啊？”
“哦！”他若有所思地说：“早了，很厉害的一次是1967年吧。”
我脑子里转了转，1967年正值“文革”盛行时期，当时“彭、黄”案件在中央已立案审查，估计正是批斗、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
“当时在哪儿看的病啊？”
“到处看，但主要在267医院。”
“哦！”我知道了有关病史，便给他做检查。我说：“我给您看一看，检查一下。”
他不吭声，一切听医生摆布。我检查时，他也没有表情，不舒服也没什么反应。
“唉哟，怕是比较严重呢，只有手术才能解决啊。”当时，对这种病的确没有什么药。
“哦。”他还是没什么表情。
从病房出来，我将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建议手术。考虑黄克诚已经70岁，肺部不好，身体也很虚弱，怕引起什么意外。但不做手术问题又解决不了。于是，我建议先全面检查再说。
经过检查，黄克诚肝脏、心脏没什么问题，只是肺部有些老毛病，有做手术的可能，但出现并发症的可能也不是没有。我们便再次征求本人的意见。
“做吧。”他大概是考虑到做有危险，但不做更难受，更危险。最后，他同意手术。随后请他夫人签字。他夫人瘦小个矮。我们告知主要怕手术后发生肺炎，引起心衰。他夫人很干脆地签了字说：“有危险也得做，我们相信医院。”
手术在认真准备后进行。手术比较顺利，手术后三班特护，内科曾诚富主任负责。每天查房我们让黄克诚吸氧，护士来帮助他咳嗽咯痰，首长很配合，四天后坐了起来。原来担心的问题并没有出现，我感到老人家生命力真强。
三
“四人帮”打倒后，黄克诚来301医院查体和治疗的次数就多了。有一次他来住院，住在南楼病房六层，那是大军区正职以上的待遇，也就是按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五级以上领导同志才住的套间。当时他好像是军委顾问。因为他过去是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大将军衔，理所当然地享受这样的待遇。
那时，我已同他熟悉，经常去看他，他穿的还是那套灰布衣服，一双布鞋，头发稍稍梳理过，视力很差。因为同他熟悉，我就跟他聊聊过去。
他在抗战时期就担任过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谈起当时拨乱反正，给老干部平反昭雪时，他有了话。我也趁他开口时，问他一些干部的事情。这时我才发现他记忆力非常好，真是一个活档案，哪个老干部什么时候参军的，包括在什么时期当班长、排长、连长、团长，以后什么时候当师长，我问的，他都能准确无误地讲得非常详细。
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不久，就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二书记。当时，中纪委书记是陈云，而陈云同志年事已高，他这个书记是常务书记。黄老一出来，便抓住刘少奇同志的案件平反的审查不放，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审理了林彪、江青反革命案件，参与制定了党的若干准则和《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等。在他呕心沥血地拼命工作时，我有幸亲自看到他对毛主席一生评价的思考过程……
1977年，他又一次在301住院不久，我去看他，突然发现他休息很不好。问他哪儿不舒服，他说中央找他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要他去讲一讲。
那时，他已经患有严重的白内障，眼睛视力很不好了。他不能写，只能在心里思考。他告诉我：
“我琢磨了三天三夜都没睡觉。讲什么？实际上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怎样评价毛主席。”
那天他也没有给我讲什么内容，后来他去开会回来也没讲，直到我们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时，我才知道黄克诚在会上作了个精彩的报告，内容就是对毛主席“三七开”。
四
黄克诚同志的晚年，有一段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而就在他最后的时光，更让我感到一种精神的力量。
那时，黄老快80岁了，由于战争年代的损伤和“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迫害，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特别是眼睛看不见了，不能阅读，他每天只有听文件，听听收音机，让秘书给他讲文件。他靠耳朵关注着世界、人民和军队。
听医院的护士和医生讲，每一次护士劝他休息，他都很诚恳地说：“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了，我的时间不多了，还等何时？”
在医院里，大家都称他是个好老头。他从来不提什么要求，对人也宽厚。
我听护士们讲，他换了新的警卫参谋。由于他讲的湖南话难懂，一次要小便壶，一次让调空调温度，警卫参谋都没听懂，事后很自责，而黄克诚说：“怪我，我说不好普通话。”
黄克诚早年患有气管炎，积劳成疾，每到冬季就发作，一咳就是几十分钟，很痛苦。1985年，黄克诚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大家都劝他出去走一走。我们也考虑到南方空气好，有利他的康复，但他谢绝了：
“我已经80多岁了，眼睛又看不见，一出去就带随员，需要多少钱啊？而我出去做不了工作，白白浪费国家的钱。所以，还是不出去好。”
后来黄克诚不仅眼睛不好，又做过腹部一个大手术。病情越来越严重，肾功能受损。医院里刘轩亭院长、廖文海副院长和我及管病房的内科主任王士雯参加抢救处理。
黄老躺在南楼五病室东头的套间一张病床上，房间放置心电监护、呼吸机等用品，每班两位特护，一位特医，大家24小时三班轮流倒，不停地测血压，进行监测、吸痰、翻身、擦背和按摩……
开始，还能叫醒他，我叫：“黄老，我来看您来了。”
他缓缓睁开眼睛，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点什么，可又说不出。我抓住他的手，他用最后的力气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感受到一种温暖和亲切。
没几天，他昏迷了，血压不稳，尿毒症加重，很多用药受限。病房再次找我来研究能不能做透析。
我从60年代开始学人工肾，搞了28年的透析，因此我很熟悉。考虑到首长的心电图不好，而且有黄疸，肝功有问题，还有出血倾向，我们在制订方案时，考虑做腹膜透析，对心脏的安全有
把握。但他做过腹部手术，效果不好。最后经院领导和各科专家会诊同意，我们决定采取很先进的床旁血液滤过，不用机器，把水滤出来就行，这对首长的心脏影响比较小，只是费用昂贵一点。
我把我的徒弟敖建华和技术员孙尤佳叫来，立即动手工作。病房内再次进行紫外线消毒。手术室护士推来两个手术车，我和敖建华就地刷手、消毒，穿消毒手术衣，戴上手套就在首长床边做血滤手术。
血液从他前臂血管流出，经过小血液滤器又流回体内。黄色的原液从滤器另一管出来了，效果不错。他夫人看到我们动用了那么多的设备，用了不少药品，还有这么多人日夜忙碌，便真诚地对我们说：
“你们也不要花那么多钱了，他是党的干部，现在对党对国家和人民不能贡献了，不要花国家那么多钱。”她说黄老就是这样的人，还是随他的愿望好。听了她的话，我们泪水直流……
1986年12月28日11时，一生出生入死，艰苦朴素，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黄克诚大将在我们现代医学无力挽救之中，走完了他辉煌的80多载的人生旅程。
（摘自《南楼往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