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立三被迫害致死13年之后，1980年3月20日，党中央在北京为李立三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给李立三平反昭雪。一些报刊先后发表了回忆李立三的文章。李立三的子女也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回忆文章。不
中央为李立三同志平反，使我非常高兴。后来又看到记者采访他们家庭的报道，知道立三同志现在有六个子女，其中有一个女儿叫力力。不知她的小名是否叫丽丽？如果是的，那我就放心了；如果不是，我就要告诉你们，立三同志应该还有一个女儿，是一生下来就抱走了的。那是1930年的冬天，上海地下党的一个组织遭到破坏，我婆婆叫我秘密地从一个交通员的手中抱过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孩子，据那个交通员说，孩子的爸爸是李立三，妈妈姓王（化名），已经被捕。我婆婆也是地下党，她接过孩子以后，经过一段查访，才打听到一个人家，有个男孩刚生下就死了。婆婆就去联系，提出把孩子给他家做女儿。他们好像也是和党有关系的，在得知孩子的来历后，便满口答应。从此，孩子就吃养母的奶长大，小名叫丽丽。抗日战争以前，我还经常去看看，长得很可爱，养父养母都很喜欢她，对她很好。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这事已经过去50年，我所以一直没讲，一方面认为孩子很可能已经找到了爸爸，用不着我操心；另一方面也有一段苦衷，就是1957年我曾被划为右派，在那种处境下，根本不好谈这样的事情，不但别人不信，而且还易招来种种罪名。现在我的右派问题已经改正，我婆婆也早去世。知道这事的人已经不多，故特向你们讲出来，如能帮助找到丽丽，不但对已故的立三同志及其家属是一大安慰，对我这个存日无多的生者（还有我的婆婆）也就死而无憾了。
《人民日报》编辑部把吴钟毓老师的来信先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再转到李莎的手中。李莎与孩子们推断，吴钟毓老人在信中提到的“丽丽”，该是李立三的第五个孩子、第三个女儿，便要求在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工作的李立三的第四个孩子、二女儿李力去设法查找。李力先同吴钟毓老人取得联系，请她进一步提供线索。吴钟毓老师回信说，曾听说丽丽很早就进入一个纺织厂当工人，现在下落不明。李力把这个情况向中共中央组织部作汇报，中央组织部就委托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在上海广泛寻找。由于丽丽早已改名，以后又调离纺织系统，上海党组织找了好几个月，才在茫茫人海的大上海找到了丽丽的下落。当时，她已按其养父谢庆斋的姓氏更改姓名为谢志佩，在上海工业大学（现为上海大学）自动化系担任党总支书记。
于是，先是由李力与谢志佩写信联系；接着李立三的大儿子李人纪、二儿子李人俊也通过通信方式相认。1981年年初，李莎到上海外语学院讲学时，第一次同谢志佩及其丈夫狄以德见了面。李莎建议谢志佩改回李姓。同年6月，谢志佩的大姐李竞、二姐李力专程去上海看望三妹。1982年年初，谢志佩与李竞、李力三姐妹到长沙，参加了七姨夫杨开智的追悼会，同时与二哥李人俊团聚，然后一同到生母李崇善（1972年病逝）坟前祭扫了妈妈的坟墓，圆了50多年的梦。
李立三的第三个女儿是怎样失落的，在他生前为什么没能团圆呢？
1930年，李立三因犯了“立三路线”错误，共产国际一再电催他去汇报并检查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李立三本人尊重共产国际的命令，不得不按时前往。这时，与李立三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妻子李崇善正怀着第三个孩子，也是李立三的第五个孩子，即将临产。李立三预计此行短期内不可能回国，为减轻妻子的负担，决定把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托付给一对同我党有密切联系的工人夫妇抚养。他给这位工人留下了字条，让他日后拿着这张字条去把刚生下来的孩子抱走。李立三回到家里，沉痛地对妻子李崇善说：“我这次去苏联，恐怕短时间回不来，孩子出生后，我又不在你身边，不管是男是女，就把他送人吧！”10月初，李立三就抛下妻子李崇善、大女儿“小鸽子”、二女儿“八哥子”，离开上海到苏联去了。
11月8日（即阴历九月十八日），李崇善生下了第三个女儿。为求生路，李崇善只得按李立三临行前的吩咐，忍痛把亲生女儿托付给全国总工会交通员转交给一对与我党关系密切的青年夫妇抚养。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李崇善化名李文英，进入中共中央主办的“大同幼稚园”（寓意“世界大同”）。大同幼稚园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和地下党领导人的子女，如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仰，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岸青等。后被敌人发现随即解散。
“大同幼稚园”解散后，党组织安排李崇善化名王秀珍与张闻天（洛甫）扮成假夫妻，以掩护张闻天从事革命活动。张闻天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了五年，回国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当时打扮成一名巨商。但时间不久，就被反动当局发现，李崇善机智地拿掉了挂在窗户上的联络暗号――一串红辣椒，使张闻天得以安全转移，并于1933年初进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而李崇善自己却被敌人逮捕，在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才获得释放。在狱中，为使李立三的两个女儿不忘自己是李立三的后代，同狱中的难友帅孟奇，为大女儿“小鸽子”取名李竞，为二女儿“八哥子”取名李力。繁体的“竞”中有两个“立”，“力”是“立”的同音；两个女儿名字中的“立”与“力”相加，是三个“立”，也即“立三”的女儿之意。
1933年1月，地下党中央机关转移到瑞金。李崇善从监狱释放出来，再无依靠。她不得不带着两个幼女离开上海，回到原籍――湖南省长沙市，靠教小学为生。后经她六妹李崇本介绍，与六妹夫黄培心的弟弟、教书先生黄希素结合，相依为命。
黄希素比李崇善的年龄要小得多，他在上海劳动大学农业化学系（土壤专业）上学时，就认识和了解李立三。他决心尽力抚养好立三的两个孩子，自己却不再要孩子。两个孩子也不把黄希素改称爸爸，仍叫叔叔，名字不改，保留李姓。
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入湖南。李崇善带着两个女儿随黄希素逃到四川省重庆，黄希素后来在重庆大学任教。大女儿李竞在重庆初级中学毕业后，1945年2月考取了歌乐山中央护士学校。1948年2月学习结业，分配到国民政府中央医院工作。李力在常熟中学毕业后，1947年2月又跟随养父黄希素返回重庆，在重庆大学读书。李崇善从报纸上得知李立三已从苏联回到国内，悄悄地向女儿讲明了她们的身世。但因身处国民党统治区，尚不能与解放区的李立三取得联系。
1949年重庆解放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同志到学校找到李力，对她说，生父李立三要接她去北京。在西南军政委员会邓小平政委的安排下，与杨尚昆的弟弟乘同一架飞机到达北京，来到李立三和李莎身边，父女始得相见。春节过后，李立三和李莎把女儿安排到清华大学旁听。随即，大女儿李竞在南京接到妹妹的通知，赶到北京与生父和李莎见面。李立三和李莎原打算让李竞继续上学深造，但李竞愿意工作，由于其爱人高声甫在南京华东陆军总医院工作，她仍回南京，在陆军总医院当了护士。李力在大连工业学院上学，1951年夏天经考试被录取赴苏联留学，改学冶金专业，1956年学成回国，分配在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工作。1956年李力与知水结婚，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由于同在北京，夫妇俩仍然是常回到李立三和李莎身边。李莎知道知水喜欢吃西餐，每逢李力和知水回来，李莎总是吩咐厨师为他们做一桌丰盛的俄罗斯佳肴。餐桌上李力担心知水吃西餐胆固醇增高，李莎则说，没有关系，他喜欢，说明他身体需要。她总是鼓励知水多吃。
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李立三是反党分子，说李崇善是叛徒，迫使李竞与母亲划清界限，不准李崇善住在女儿所在的南京陆军总医院。形势所迫，李崇善由九妹夫魏开泰（作曲家、《洪湖水浪打浪》的曲作者）接转去长沙学工街希圣巷八号，住在七妹李崇德、杨开智夫妇家中，1972年患癌症病逝。由于李崇善一生波折，只能把第三个女儿被送出的事深深埋在心底。她没有向任何人包括她的两个亲生女儿谈及过。
三女儿出生不久，李崇善按照李立三行前的安排，强忍心中的悲恸，不得不让全国总工会交通处的一对年轻夫妇把女儿从襁褓中抱走，并取名“丽丽”。这是“立三”的立字谐音。这对年轻夫妇因缺乏抚养婴儿的经验，又无奶吃，只得由吴钟毓老师转交给全国总工会交通处的顾南洲夫妇（即吴钟毓老师的公婆）。顾南洲得知当时也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谢庆斋、周素琴夫妇产后失子，奶水未断，即向他们说清缘由，请他们好好抚养李立三这个孩子。后来，顾南洲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就义，被尊为烈士。
丽丽的养父谢庆斋，1925年11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由郑覆泰和陈云介绍入党，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当年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当他得知丽丽是李立三的后代时，百般疼爱，比对自己亲生儿女还要好。因怕暴露丽丽的身世，给丽丽改名谢志佩。谢庆斋夫妇在收养谢志佩之后，又生下一女一儿。为供谢志佩读书，他硬着心肠，把身体瘦弱的亲生女儿送到纺纱厂当童工，因劳累过度，不久即病逝。为求生计，1944年7月，谢志佩读到初中二年级（14岁）也被迫中断学业，进入日本人开办的大康纱厂做童工。谢志佩在纱厂做工时，一直得到副领班、地下共产党员余金成的照顾。日本投降后，余金成当上了厂工会理事长，把谢志佩调到科室搞统计工作。解放后，由于单位党组织早就知道谢志佩是李立三的女儿，在政治上对她十分信任，始终把她安排在一些重要的部门工作。加上养父送她上过中学，有一定文化基础，通过她自身的不断努力，上夜校学习高中文化知识二年，学习俄语二年，很快被提了干、入了党。1952年底被调到厂党委宣传部工作，后到厂党委办公室工作。1961年，党组织把她调到上海工学院（现为上海大学）工作，曾担任过教务科长、自动化系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谢庆斋1986年离休，1996年12月底，以93岁高龄离开人世。
据谢志佩本人讲，1949年4月上海解放后不久，一天，养父突然告诉她，说她不是他的亲生女儿，李立三才是她的亲爸爸。她简直不敢相信阿爸说的是真的。她一方面半信半疑，一方面因养母病故不久，怕阿爸难过，便说道：“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是阿爸把我养大的，我就是阿爸的亲生女儿。”1950年谢庆斋又对谢志佩说，他曾托陈云给李立三带去一封信，但一直没有见到答复。谢庆斋说：“我的目的只是想让你亲爸爸知道他的女儿还在，使他放心。至于为什么没有回信，也许他认为还不到时候，也许是有不方便的地方。以后，我们就听从他的安排，不必再去打扰他。”
谢庆斋提到的1950年他托人给李立三带去的那封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李人俊讲，1951年他回北京的时候，父亲曾对他讲过：“不久前，有人从上海来，说是在那里找到了我的一个女儿。回想起来，事情是有的，但她从小跟随养父母，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她应该报答他们对她的养育之恩，还是不认为好。现在全国已经解放，在哪里都能受到党的教育，不一定需要我
的照顾，所以我没有回信。而且在胜利的情况下，找上我这个关系，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反而没有好处。这是你们都应当特别注意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李立三生前没有能够与这个亲生女儿见面，成为他的终生憾事。
谢志佩说：“1980年当学校党委通知我，说有我姐姐在寻找我时，并不感到很突然。特别是阿爸（谢庆斋）知道后，非常高兴，更打消了我怕他伤心的顾虑。遗憾的是，我与家里人联系太晚，再也见不到亲生的爸爸、妈妈了。”
至此，李莎一家人才得以彻底团圆。李立三的长子李人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授；二儿子李人俊，从海军转业，在湖南一个科研所工作；大女儿李竞，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护士长；二女儿李力，是北京钢铁研究院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三女儿谢志佩，是上海同济大学的系主任；四女儿李英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俄语学院院长；五女儿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书。李立三85周年诞辰时，李立三故居开放，全家人回到李立三的出生地，合家团圆。李莎喜欢游泳，几乎每年都要到北戴河住一段时间。这时，儿女们、孙辈们相聚而来，共同接受大海的“洗礼”，其乐融融。只可惜李立三享受不到这天伦之乐了。但是，他如果地下有知，是会感到欣慰的。
（摘自《生死绝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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