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不属于摄影，不属于镜头。自从1826年法国光学机械商舍瓦利耶制造出世界第一架光学照相机，历史和生活已经被重新看待。摄影作为一个全新的职业，纳入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它甚至是一个深刻改变思想观念的不朽事件。
案、可能与自己某种思想对应并发生共鸣的场景和事件，被镜头锁定，神奇地转化为永久性资料，随时让我们重新理解那一个时刻、那一个画面，使那些最不易保留的、闪烁不定的事物，放入记忆的档案，使其永存。
人类正是这样依凭自己的发明，超越自己的认识能力和记忆界限。摄影家朱宪民用他的镜头，书写了他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他的思想是如此朴实，以至于没有什么修饰。他的看法是如此单纯，以至于使自己的心灵一直处于和真实世界的平行线上。这是一种美的对称。一种看似简单，实际上更为直接地讲述现实生活方式之一。
一个著名的红色时代，实际上给我们留下的并不是
很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一个如此重大的事件，浩浩荡荡的十年，似乎已经逝水东流，入海无形。它的河床已经被修整和重建，或者说被另一条河流所取代。实际上，我们已经忘却了这一条河流和前一条河流，同出于一个源泉。改变了的乃是事物的表象，其实真相并没有消失，而是存在于我们重新改造过的、已经辨认不出“从前”的现实中。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从似乎烟消云散的“从前”，辨认我们今天的形貌吗？
朱宪民的摄影作品为我们留下了某些从前的写照。尽管这是一些断面，一些零星的、残缺不全的碎片，一些似乎没有了声音的哑剧，一本被损坏的残卷，但是，我们通过这些遗留物可以像一个细心的考古学家那样，仔细掘开往事的尘埃，让消失已久的从前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这些摄影作品的意义。朱宪民的这些作品的价值还在于，他本人便是往事的参与者，他并没有因其摄影家的身份而置身事外。一个人从来不可能逃脱他所依附的那个时代的捕捉。《时代影像》的开篇之作，就是一个纯真无邪的小女孩怀抱一本《毛主席语录》，露出天真的微笑。令人瞩目的是，那本《毛主席语录》好像已经被翻阅很久，它的封皮有一点残破和卷边。我们相信，这一切并没有经过多少预先的设计，也没有经过太多的修饰，一切是如此自然，它实际上已经代表一个时代站在我们的面前。
纯洁，微笑，一本小红书，胸前的一枚领袖像章，这就是全部。我们相信，情感是一切画面和色彩的支配者，是摄影家所处环境和时间的综合感受的萃取物。即使摄影家在摄影之前已经对所摄取的事物进行了充分的设计和虚构，其作品的时代真实性也无可置疑，因为作者乃是那个时代的参与者，他自身的情感出发点和动机，以及那个时代的普遍情感和逻辑立场都是真实的，它只是从自己的宝匣中取出了一件大家都拥有的东西。不过，我们今天看来，这天真的微笑带给我们的，除了令我们向往的纯真，还有某种莫名的惊恐。一种无处不在的政治氛围，一种时代的偶像疾病，从每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就开始感染，从最无知的日子里就接触到最不能理解的知识，以至于是一代人失去对世界以及自己的基本判断。最可怕的是，一张白纸上一开始就涂满了颜色，以后便失去自我修复和创造的机会。整个世界以无限“正确”的名义，毁坏了人的自主生成的权利。
这些作品的意义还在于，作者是以朴实的感情成就了一个时代的记录，他的感情可以肯定是真实的，没有虚假的成分。这种完全同构的情感投入，这种基本上失去个人思考和判断的状态，个人和集体完全相符的身份，表明了作者与时代和社会的密切关系。他所说的，并不是他自己所说，他所思也必不是他自己所思，群体代替了个人，个人消失于群体中。这就意味着，作者无意中所塑造的，乃是一个时代的集体精神肖像。比如另一幅摄影作品《五七战士演出文艺节目》，摄取了一台宣传晚会的场景。简单的舞台设施，一个高音喇叭，两个表演者的背影，以及台下观赏节目的人群。一个从表演者背面的一个高度上，俯视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我们从中可以倾听到高昂的声音，可以感受到超出人们正常负荷的力度。贫穷的生活、简朴的外在条件和被某种力量充满了的、过度饱和的单一精神，形成鲜明的比照关系。这是一种严重失去了比例的社会，一种被外部强力扭曲了的变形的集体生存断面，一种与我们现今生活反差巨大的历史波纹。
（摘自《映像》2007年1期，文内图片均为朱宪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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