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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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今年刚好50岁的张鸣是知名学者及专栏作家。既然张鸣不惧家丑外扬，媒体亦乐得推波助澜。第二天，博客中国网站会同《新京报》等与张鸣进行对话，张鸣强烈抨击当前“‘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紧接着3月14日，张鸣在博客中发帖强调“我跟李景治先生之间，没有丝毫的个人恩怨”，并且声言“我面对的，不是一个院长，而是一个体制，这个体制所拥有的能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封杀我，甚至毁灭我”。一周内，张鸣的博客点击率骤升50万次，他亦迅即获得舆论压倒性的同情，被看做是挑战现行体制、反抗行政压迫的悲剧英雄。
最终，张鸣并未被迫离开人大。雨过天晴之后，3月30日，张鸣在博客上发帖称：各位网友，“张鸣事件”已经落幕，希望大家不要纠缠此事本身，把视线放远一点，参加“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的讨论。
“大学现在的风气是黑社会化”
张鸣反对就事论事，而期待在公共领域里发起对“大学衙门化”的民意围剿。有记者问张鸣，你说的“学术行政化”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张鸣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大学现在的风气是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一把手就是县太爷，机关行政人员是六房胥吏，教师们是三班衙役，学生是百姓，完粮纳税还战战兢兢。”
这样的比喻虽然尖刻生动，但还不够具体，而此后被张鸣等一干批评者们反复提及的“学术行政化”的主要症候则可归纳为：
（1）学术官僚数量庞大，等级森严而缺乏民主：根据学校一把手的行政级别，大学分为副部级、正厅级和副厅级。“姑且不论学校众多的党政机构，一个学校分校、院、系三级，层层上级任命，多数大学，教师连选个没有实权的系主任的权力都没有。”
（2）按照行政管理的模式来管理和组织学术事务：“高校评职称就是势力范围争夺的政治斗争”；“学院的所有事情，都由院长副院长决定，院长还私下将自己的弟子聘成院长助理参加院长办公会”；“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是由院长决定的，即便如此，这个委员会一般没有事做，三年能开两次会就不错了”。
（3）行政官员垄断了资源分配和学术评价：“现在官大学问大，谁评谁都是官。评审团的专家组成员，都是从学校最大的官里挑，而不是看你的学术地位。谁当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学术评委。”
（4）各种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学术和教学方面的评估检查妨碍学术自主：“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评审，没完没了的评估检查，将大学紧紧地绑在了部属政治的战车上，动弹不得”；“教学评估工作行政主导的倾向性太强了，导致很多大学弄虚作假”。
张鸣的衙门化论断在2007年不断引起回响。10月，陈平原在广州大学城演讲，再次提出“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有趣的是，即便是官方也对类似的表述予以认可和重视。3月“两会”期间，许智宏、温儒敏和许章润三位教授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批评了高校学术行政化的问题。9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北京语言大学演讲时也着重指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
舆情汹涌之下，“学术行政化”已然在各种话语中成为某种“政治不正确”的过街老鼠。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高校里政治和行政权力对于学术权力具有绝对的优势，但那个时候的高校基本是清水衙门，在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官学冲突主要是人事冲突。但最近十年，由于国家经济不断增长，政府对于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发展策略。由争夺政府投放的资源开始，大学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产生了新一轮较量。
张鸣在《高校大跃进的困局和危境》中评论道：
高校的大跃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叶。这是一场完全由行政力量拉动的跃进，教育部是跃进的发动机和火车头。“211”和“985”工程的提出和施行，标志着高校大跃进的启动。“211”工程的资金183亿，而“985”工程的资金仅第一期就达140亿。由于这两个工程的启动，教育部掌握了数百亿资金的分配权，而且工程本身就要求有一系列行政操控措施，使得教育部加强行政控制顺理成章。
张鸣清醒地看到，高校大跃进，本质上是一种在不改革体制的条件下，靠注入大量资金，试图在短时间内使大学上个档次。而学者丁学良就此评论道：
如果这个体制很好，你投入的越多，产出的效果就越棒，或者在有限的投入下，产出的效果都会很好。而因为没有把体制理顺，钱投入了很多，却还是产生不了他预想的效果，而且很多方面投入的钱只能产生腐败的效果，这就是高校走到今天形成的这种情况。
北大光华风波
“邹恒甫事件”始于2007年6月12日在其博客上发表的致教育部部长周济的公开信，其中声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任院长张维迎在4月6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他，根据院长会议的决定，邹已被学院开除，并已将人事档案移交北大人事部。公开信大曝光华学院的人事斗争内幕，结尾写道：“我就不信中国教育界，特别是以自由民主为旗帜的北京大学，能容忍张维迎这类不学无术的权力和金钱的癫狂分子肆无忌惮地折磨他们手下的被领导的教授。”
抛开内容不谈，邹恒甫的公开信风格颇有些类似于底层民众抗议基层政府的上访信。但今年45岁的邹恒甫是1949年后从大陆到哈佛留学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1998年起担任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和北京大学经济学一级教授，1990年后一直供职于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研究员，被《华尔街电讯》认为是当前最顶尖的四五个华人经济学家之一。
张维迎解聘邹恒甫的理由是邹恒甫在海外有全职工作，在北大只是影子教授，很少上课。但邹恒甫却认为，张维迎开除自己的真实原因是挟私报复，其一是2004-2005年张维迎要当光华的院长，向邹拉票而邹没有支持张；其二是由于邹恒甫常在公开场合批评张维迎学术只是九流水平，著作误人子弟。
邹、张之间是否有更深的是非利益纠缠，不为外人知。当年正是张维迎本人把邹恒甫作为光华的一面学术大旗引进到北大。而张维迎在媒体上对邹恒甫事件的唯一答复是：“这件事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是非曲直很明了。”
终于，8月2日光华官方网站公布了光华公共关系部的解雇声明，紧接着8月6日北大人事部也公开确认邹不再是北大教师。对邹恒甫而言，以被校方开除（而非辞职）的方式结束北大教授生涯，按照国际惯例，未免过于屈辱。而邹恒甫也只能过过在网络上骂人的干瘾，承认在这件事情上，自己已经是“血淋淋地失败”。
民意与国情
事实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纠缠不清不仅在于媒体广为诟病的学术权力行政化，另一个虽然不太显眼，但更为普遍的情况是行政权力学术化。后者是指那些身在学界却觊觎权势的学者“学而优则仕”，一旦取得一定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就开始“双肩挑”，兼任校长院长等主要的行政职务。这类学者先通过学术权力来谋取行政权力，再用到手的行政权力巩固其学术权力和攫取利益。无论是张鸣事件还是邹恒甫事件，处在斗争上位的都是具有学者身份的学术官僚，他们左右逢源，“又红又专”。当邹恒甫声称藐视张维迎的学术，直接对后者的学术权力构成了威胁，张维迎利用行政权力来驱逐这种威胁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事人把一个内部事件变成公共事件，往往正是因为内部解决的渠道已被堵死。爆发者在缺乏正当申诉机制的体制中处于弱势，试图通过舆情来影响更高层决策者并为对手制造被动局面，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著名学者利用网络媒体肆无忌惮地互相攻讦构成了2007年一景，给大众带来了可观的谈资，许多评论者于此间津津乐道“中国思想知识界的内讧与分裂”。就绝大多数公众而言，除了窥探名人隐私和乐见名人恶斗的娱乐效应，他们对高校的感觉主要还是学费高涨和就业困难，对资本化进程下的教育垄断深感厌恶与无奈。因此，由于利益诉求无法表达而长期积聚的反体制、反威权的情绪会自动集结到体制的批评者那里。
另一方面，学术权力微薄的青年教师和饱受行政权力压制的非研究型院校的高校教师才是沉默的大多数。邹恒甫和张鸣不但早已具备了抗争的资本，而且实质上是既有体制的获利者。当然，这样的体制安排并不一定是他们所乐意接受的，更不是通过若干民意沸腾的网络辩论就能轻易改变的。相比起张鸣和邹恒甫的抗争，拒绝招收研究生的北大法律系贺卫方教授说道，“我终于知道这个制度不会有任何改变”，“要直到考试制度改革的那一天才会考虑重新招生”。而于2007年初正式辞去清华教授的陈丹青则黯然表示，“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他们的反抗标志着学术权力要求和行政权力保持距离的自主自尊意识，与整个社会在市场化进程中日益高涨的权利意识亦有着密切的呼应关系。
而公众热衷于批评高校的另一个原因是，泛泛地批评某个半事业、半商业的公共机构不会给自身的言论带来任何政治压力。这个大国的国民知道说哪些话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真正的行政官员是不能公开批评的。而教育评论的言论自由度似乎仅次于足球评论和娱乐评论。但是学者葛剑雄提醒我们：将大学当做靶子是找错了对象，“当今中国，看什么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大环境，看中国大学的现状也是如此”。
学术权力对抗行政权力？
但是，如果单纯把这些事件解读为行政官员压制学者，从而把解决之道看做是用学术自由来驱除行政干预，则未免失之轻率。
从现代大学的结构上来看，学术和行政本来乃是孪生兄弟。现代大学则不但是从事研究的学术机构，也同时是服务社会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组织，而要适应外部社会的要求和维持庞大系统的高效运转，必须有相应行政架构和职业管理人来保证。于是现代大学系统亦不得不分为两大相对独立的系统：由教师组成的研究教学系统和由行政人员组成的行政管理系统。
这就难免形成两种权力的共生模式。学术权力看重的是学术对话和学术创新；而行政权力要求行政服从和行政绩效。如果说学术自由被学人视为大学精神之核心，职场和官场中的等级科层制在大学运行中一样占据充分的合法性。
由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都会参与学术管理活动，二者又具有不同的追求目标和行动逻辑，于是校园中的权争和角力无可避免，即使在欧美高校中也不能算得到了妥善解决。例如，根据一项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校教师面临越来越强的行政权力的控制，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不得不组织教师工会与校方谈判。
一般而言，以学术研究为重心的大学，资深学者较多，学术权力较为充盈；以职业教育为另一极的高校，行政权力则牢牢处于支配地位。但国内近年历次所谓学术反抗行政的事件，都发生在最著名的大学。这是由于这些大学里，学术权力尚有一席之地，可以发出抗争的声音，相反在学术研究较弱的高校中，尽管教师几无话语权，但却鲜有反抗的余地。
回溯中国传统，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真精神并不多见。读书是为了致仕，治学是为了治国。不仅太学和国子监这类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皆诞生于官学之胚胎，而且近代形态的大学之开端（京师大学堂）仍旧不离官学之初衷。就此论之，学术自律原非本土化大学最初的题中之意。而没有学术自律，学术自由和自治也就无从谈起。
西方诸国中，就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而言，以德国为一极，保留传统大学的结构较多，最为强调学术自由，教授的学术权力很强，亦是大学的主要管理者，以法国为另一极，尽管学术权力有效控制学术事务，但行政权力仍处于主导地位。而美国高校则处于两权分离、各司其责的状况。
行政权力主导大学管理并不同于“学术行政化”，前者并不必然导致学术腐败，关键还在于权力分立。学者刘瑜这样为我们谈到了美国的经验：
美国的系主任或者院长，就像美国的很多官员，第一有任期，第二没多大权力，所以实在没有多少理由去“敬畏”他……为什么美国的系主任院长权力不够大呢？首先，美国的很多学术资源都是绕开学校的行政渠道，直接面向教师们“招标”的，说白了，资源的分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专家评审下的“市场竞争”，而不是“行政分配”。其次，系内也是“分权”的，系里各种委员会分掌各种权力，比如“教师录用委员会”负责招员工，“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评职称”，“课程设置委员会”负责课程设计……这些委员会人员可能有交叉，但往往不重合，更没有必要让系主任坐镇每一个委员会。在中国被一个人、长期垄断的权力，在这里无形中就“化整为零”地给分流了。
在此我们看到作为文化和制度的基本民主精神渗透在学术管理之中。由于大学结构和功能的变迁，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现代大学中的对立事实上不可消解，正所谓“教授治学”不同于“校长治校”。一方面，大学由职业管理者按照科层制的方式组成行政结构，将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分开，不但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也便于让学者专心治学，避免行政学术化及学者利用行政权力来排斥异己。另一方面，现代大学早已不再是纯粹研究高深学问、处于社会边缘的象牙塔，而是与市场、社会及政府互动密切。正如布尔迪厄所指出，当今的大学形态在于，知识的生产、流通和分配都已经深入地被权力和金钱所控制；因而学校如同企业，大学教师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也必须接纳工作效率的规范并将之作为衡量学者成就的标准。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无论制度的阴影如何笼罩和遮蔽着校园权力场域的分割，学界的江湖恩怨和办公室政治亦不过是生生不息的日常场景而已。
〔小结〕
所谓学术行政化现象的含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是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部门将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并对学人加以监管，废弃学术权力；最近十年以来则是通过行政权力主导各种资源配置，诱导学术权力听命于行政权力。总体而言，我认为近年来高校中的政治权力有所削弱，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都在膨胀，但后者发展得更快；并且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大学的市场化转型中从早先的对抗因势调整，逐渐在某种程度上结盟成为利益共同体。
在张鸣事件和邹恒甫事件中，有一个现象是，行政权力的持有者，如李景治和张维迎，都非常强调在他们领导下的学院，这些年发展迅猛，政绩突出。这似乎也就成为他们在处理“不听话”的教授时，采取强硬手腕的一个合法性来源。但高校里的教授并不认同由“政绩”产生的管治合法性。这种情况在国企中是否情况有所不同？高校的这种管理困境又该如何规避呢？
其实，仅涉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冲突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冲突东西方都有，要害并不在于所谓“行政压倒学术”，而在于我们高校中的行政权力不是市场机制下得到规范和监控的行政权力，而是带有计划经济和专制文化下的行政权力，这的确才是本话题中的关键所在。
（摘自《话题2007》，三联书店2008年2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