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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人心惶恐；如何收拾残局，各种主义和救世主张纷纷出现，其中有比较务实的政治家，不尚空谈，只关心眼前的民心与民生――怎样才能免于恐惧，怎样才能保证有安稳的生活与自由。
英国工党左翼领袖安奈林・比万（1897―1960）在1952年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做《代替恐惧》。书中论述了阶级冲突、冷战和意识形态、国有化和私有化等问题，涉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各种社会制度和现象，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设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故在当时引起了东西方阵营的关注和争议。
比万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和社会实践家，对如何才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公平的社会殚精竭虑。他经常出国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以作比较。20世纪30年代，比万曾到苏联访问，他对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名目繁多的劳改营，施加在政治犯身上的残酷镇压，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大量冒犯了统治集团的失踪者无从寻找，令人不寒而栗的“联合犯罪”原则，斯大林主义已使苏联人民陷于恐惧和苦难，“在英国，我们为过去做奴隶；在俄国，他们为将来做奴隶”。鉴于战后资本主义的重重危机，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极大危害，比万在《代替恐惧》一书中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和设想。
根据比万的分析，战后的世界有三种社会观念：竞争的社会、整体的社会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所谓“竞争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他生活在其中的英国。比万对“竞争的社会”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在激烈的竞争之下，下层群众的权利往往受到损害，陷于贫困，而贫困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所谓“整体的社会”指苏联这样的集权国家。对此，比万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为例子，认为斯大林治下的“整体的社会”缺少自由和民主，人民的政治权利受到严重侵犯，肆无忌惮的大清洗是法西斯主义。比万既反对“竞争的社会”，又不赞成“整体的社会”，他认为这两种社会制度都有严重的缺陷，不能达至真正的民主，在“竞争”和“整体”的名义下，人民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各种恐惧之中。20世纪已为人类社会带来太多的恐惧：战争的恐惧、失业的恐惧、贫困的恐惧、饥饿的恐惧、思想的恐惧、专制的恐惧、失去自由的恐惧……他要以“民主社会主义”来代替这些恐惧，消除这些恐惧（故其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就名曰《代替恐惧》）。在比万看来，既然竞争的社会和整体的社会都不可取，那么只能在这两者之外寻找新的路径，这条新路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比万通过对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从阶级冲突、政治制度、议会的作用、民主和自由、经济生产、财富和分配、公平与竞争、社会福利、医疗保健、贫困、教育、法律、国际关系等等方面阐述了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之必要。
比万特别关注劳工及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和要求，他指出，“当穷人没有权力和地位时，他们的苦难是没有人过问的”。在个人的权利和集体的权力的相互关系中，公权力的滥用常常会损害个人的权利；政府过分强大和过分集中的权力，会压制人民的思想和摧毁个人的创造精神，瓦解个人奋斗的雄心。社会成了各种势力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决斗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占有国家的财富和瓜分社会资源。这样势必造成广大人民群众的贫困和失业，生活的苦难使社会弥漫着不满情绪，“在异常困难的时期，如广泛而持久的失业时期，就会爆发公开的斗争”，于是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有时候，“这种压力会导致政体崩溃”。比万举了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对于希特勒极权主义崛起的原因，众说纷纭，较多从政治上和国际形势去分析，而往往忽略了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比万认为，导致魏玛共和国崩溃的，并不是凡尔赛条约，甚至不是希特勒，如果当时没有六七百万德国人失业，希特勒未必能建立起深厚的群众基础（当然，各个党派，包括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不负责任的权力之争、利益之争也致使希特勒乘虚而入，在国会中坐大）。希特勒利用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以振兴德意志民族为号召，以所谓“民族社会主义”的种族理论迷惑德国人民，在基层群众（特别是失业工人）中获得广泛响应。希特勒深谙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善于运用“群氓的力量”，他充任魏玛共和国总理之后，首先解决普遍就业，为六百万失业者提供了工作，从而成功地消灭了严重的失业现象，于是争取到一大批支持他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人群众。所以比万说，令魏玛共和国覆灭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失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失业者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成全了希特勒。像这样因全国性的失业问题而引发的政治体制改变，是有可能在任何国家发生的。
比万特别关注财产权的问题。在民主的国家里，“或是贫困利用民主制度取得对财产权斗争的胜利，或是财产权害怕贫困而摧毁民主制度”。处理好财产权与贫困之间的张力关系，可以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否则，也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极权主义者最善于在社会发生严重危机时乘虚而入，利用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对他们作出美好的许诺，而暗中行其政治阴谋。穷苦的工农大众以为靠了集权的力量，就可以均贫富、去等级，衣食无虞，心情舒畅，从此尽享天下大同之乐。殊不知集权主义一旦实行全面专政，则挟天下为公以自矜，禁锢思想，钳制自由，褫夺私产。从旧制度中衍生的“新阶级”成了既得利益者，本来就无恒产可言的大多数穷人在一场激烈的革命或社会改造之后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依然处于弱势，而且更加彻底地被边缘化了；他们先前尚有的一点政治权利和仅存的财产，也在集权主义的大扫除中丧失殆尽。比万指出，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已走上了“警察国家”的道路，“警察国家的经济职能就是压抑人民的、特别是农业人口的消费，将他们的剩余生产物夺过来用之于固定投资。剩余越少，固定资金的积聚就越慢，就需要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措施”。集权主义的别名是集中主义，为了执行“极端集中”――权力集中、经济集中、舆论集中、思想集中、行动集中，总之一切以国家的名义、集体的名义集中――的政策，集体主义的苏联建立了庞大的警察机构和官僚机构，“为了适应‘集体计划’的需要，牺牲了一切”，“苏联的全部悲剧就在于此”。
极权主义，是一种将人民的全部生活都吸纳进去的政权，人民在这种政权下生活并完全为它而生活。在这种生活状态下，往往缺少思想的自由交流和公开的社会批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比万认为，社会不是用“主导思想”铸造出来的“集合体”，那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毫无生机的社会；而开放的社会是一个能够容纳各种思想（哪怕是反对的思想）的活的有机体，它给予不同的思想以不同程度的活力。因此，“从事政治的人，对于他的思想和企图赖以表达思想的制度，既不应寻求它们的普遍性，也不应寻求它们的永恒性。政治家应当寻求的是诚实和活力，他所信仰的是活的真理，而不是僵化的思想；因为他知道真理既然是活的，它一定会发生变化”。这就是一个政治家应该具备的德性和诚实的态度，“苏联的领导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给苏联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这样的灾难不仅发生在苏联，在其“兄弟国家”也同样存在。
在《代替恐惧》一书中，比万对他理想中的社会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
在任何社会里，贫困、巨大的财富和民主制度，终究是互不相容的因素。
一个自由的民族总是不肯忍受可以避免的贫困的。如果要保全自由和扩大自由，就必须结束贫困，此外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
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把普通人的福利问题提到政治讨论的日程上来，并且要求予以考虑；法西斯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极权政府又把它从议事日程上勾掉。
人民不需要一种欺骗他们使他们无法进行改革的自由。
自由的人们能够运用自由的制度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只要给他们这样做的机会。
自由的制度不仅是最可取的制度，不仅是最适合人类天才发展的制度，而且是现代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东西。然而这种制度不仅受到了政治独裁的威胁，同时，私有的和地方的势力对社会经济变革所能施展的阻力，伤害了群众对自由制度产生力量的信心，也能成为同等致命的祸害。
现代独裁制度的机器是可怕的，这种可怕不仅表现在它所做的事情上，而且还在于它能在暗中秘密地去干这种事情的本领。
适合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惟一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不可能一方面教育工人们实行现代工业所需要的无数活动，而同时仍然期待他们容忍政治上的奴役。
在任何社会里，如果一个病人由于没有钱就得不到治疗，这样的社会就不能正当地自称为文明的社会。……令人满意的医疗保健服务的要素就在于使贫者和富者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不因贫穷而丧失资格，也不因富有而享受便利。
不等到社会上种种紧张状态发展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就须把它们消除，自由的政治制度才得以安全。
得不到人民赞同的社会是不能长久存在的。
抗议发生的时候它将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是很难推测的。现代独裁制度的压迫机器是强有力的，也是万能的；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意见不能自由地表达，以及缺少表达的工具，民主就会死亡。
在所有的独占事业中，舆论独占是最坏的一种。在一切形式的“消费品”里面，除了粮食以外，自由的、因而也是各种不同意见的“消费”，应当成为一个文明社会的持久目标。
比万一生都在为消除贫困、暴虐、政治恐怖和社会的不平等而斗争，可惜他未及实验其“民主社会主义”。1960年7月比万病逝。他构想的“代替恐惧”的美好生活蓝图，遂成纸上烟云。
《代替恐惧》〔英〕安奈林・比万著，李大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5月出版，“黄皮书”，内部发行。
（摘自《灰皮书，黄皮书》，花城出版社2007年10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