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立与三女儿马景雯合影
惨遭冤屈
五十年代中期，正是爸爸事业大展鸿图的时候。《文艺报》对何迟先生的相声作品――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1957年夏秋交际，何迟先生却仍因创作《买猴儿》而被第一批打成“右派”，爸爸自然也在劫难逃了。这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离“右派”还有多远！
爸爸是运动领导小组成员，他清楚电台有五百余名职工，先是揪出四名“右派”，有关部门嫌“太少了”又分下十一名“指标”来，要求各个单位落实。曲艺团领导小组先报一名老艺人，没批下来，又报一名年轻演员还未批准，说还是不符合条件。这不禁让人想到“合格”的人选条件是上级领导事先已拟订好的喽！直到一天下午，一位领导告诉爸爸说：“马三立，从明天起，你就只盯晚上演出吧，不用参加领导小组的会了！”爸爸在惊愕中暗想到，“这回轮上我了！”
果不其然，不久的一天，爸爸被带到南市的一间楼上办公室。“整人”开始了。问：你说过相声《买猴儿》吗？答：说过。问：你知道《买猴儿》是大毒草吗？答：不知道。问：共产党干部有“马大哈”这样的人吗？你得找出来，不然，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答：我上哪找马大哈去！那是根据作者原文说的。问：好！你提到作者，何迟就是大“右派”，听说你为改编《买猴儿》下了大力气，是不是一唱一和？你就是“右派”的狗腿子！答：演出本子是领导批准的！问：嗬！马三立你可不简单，学会“以攻为守”了，把责任往组织上推！“那你也难逃罪责！”一句“马三立不老实后果自负”，又一句，“只有老老实实向人民交代才有出路！”再一句“想找个靠山吧！”数不清的恶语一齐倾泻下来。有几个人向爸爸冲过来横眉立目指手画脚……
爸爸受气不是第一次了，可是“挨整”却是第一次，他明白现在等于是“一头儿的官司”，对方可以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强压在自己头上却不容自己分说、分辩，只有一条路，就是按照“整人”的人逼的、喊的条条“招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走狗……”他看了看冲过来的几个人都是昔日自己的麾下，这些年来我何曾对你有半点儿……怎么一旦间就变得五官异位、面目狰狞了呢？“别想拖延时间！”“休想蒙混过关！”又一次反扑过来，其气势是想“速战速决”。爸爸被逼无奈。全身战栗，气往上撞。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喊了声：“你们，你们这是往死路上逼我呀！”话音刚落，哗啦一声，临街的窗户被推开了，一个整人的手指窗外说：“呦嗬，你拿死吓唬谁？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
爸爸愤怒了，他忍无可忍，他觉得这样活着不如死！他忽地站起来一头向窗外扑去。当大半截身子已经悬挂在空中时，两条腿却被两位好心人紧紧地抱住了……
爸爸是被同事送回家的，妈妈吃惊非小。细心的妈妈早看见爸爸手上皮肤青紫，流血的破口已结痂。
| 从这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 |
 |
当天晚上妈妈全知道了，只因演《买猴儿》，爸爸差一点竟被逼得跳楼！妈妈强忍着悲愤劝了爸爸很长时间，妈妈虽然对“反右”的事不懂，但她认为没错就是没错。任他们处理，是非自有公论。面对爸爸胳膊、手腕、胸部及下肢多处流血的伤口，妈妈心疼地流着眼泪。事过多年，爸爸谈起这段往事说：“我现在也有些后怕，我不是怕死，真要是这样死了还不一定被扣上多少罪名，算是畏罪自杀。那才叫冤沉海底哪！”
1979年，何迟先生和爸爸先后平了反，证实是错划“右派”。在单位当众传达并在《天津日报》上公布于世。在为爸爸落实政策过程中竟然发现这样一件奇闻：经办的同志在档案中找不到爸爸当初被打成右派的材料，包括言论、“罪行”和上级关于“戴帽儿”的复批等。为了负责任他们从文化局一直追踪到曲艺团原来的上级单位广播电台。而“反右”时的经办人却不以为然地摇着头回答：“咳，本来定下4个，后来又加到11个，就是凑数，哪有过什么材料呀！”爸爸被“整”了二十年原来是个始终没有罪证和任何手续的“右派”！连告诉爸爸这个消息的人都气不忿儿。爸爸听后只是苦笑着蹙额点头，习惯地说了声“是呀”，就完了。
忍
1961年3月18日上午爸爸到市文化局报到，有关领导通知他已经摘掉了“右派”帽子，回曲艺团上班。他一天也没耽搁，第二天到曲艺团上班。一位领导看来想得很周到，准备也很充分。当场对爸爸宣布：“按勤杂工使用，每天早来晚走，来去事先报告，不许接电话，不许打电话，不许值夜班，不许和演员交谈，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
爸爸一一记下照章执行。他复出后广大观众翻倍的欢迎他，再加上当时文艺政策松动鼓励挖掘演出传统段子，有了舞台和观众爸爸如鱼得水，表现出无限的生命力！可惜当时不准给他录音，未能留下更多的资料。
这么多的“不许”并没有把爸爸的精神压垮：无论工作多么有成绩、群众赞扬呼声多高也不予以表扬，单位设超额奖别人每月指标二三十场不等当然有机会超额。给爸爸规定每月六十场，每天两场，哪有超额的机会？
曲艺团赴北京演出反常的登出了爸爸的名字，别人都受到表扬发给奖金和劳务费补贴，惟独对爸爸既不表扬更不发奖金劳务费。1963年夏天全市人民都投入了防汛抗洪斗争中。文艺界组织慰问演出队，爸爸和几位演员沿大堤一个组、一个队地慰问。每天演七八场，晴天暴晒，下雨挨淋，晚上蚊子不仅叮咬而且还往鼻子、嘴里钻。这次演出一共六天，边走边演经常顾不上吃饭喝水，最后到达独流碱河夜里又演出了两场，才搭上运送防汛器材的货车回市。爸爸只能中途下车，走到家时天已蒙蒙亮了。他歇了会儿，马上赶到团里报到。才知道别的演员只在工地演出一天就坐大轿车回来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掐指算来爸爸忍了一辈子。他三岁丧母五岁认父，从小失去母爱少有父爱，忍。后母虐待，忍。顶立门户家穷负债，忍。撂地串巷伴着苦、累、羞，忍。被地痞、杂八地的欺压，忍。沦陷时受亡国奴之辱，忍。来自方方面面的蒙、骗、戏弄，忍。“反右”、“文革”期间受罪，忍。多劳少酬，忍。遭受个人攻击，忍。在挖掘传统相声、创作新段子过程中的辛勤付出，忍。年老鳏居孤独，忍。无情的病痛折磨，忍……爸爸为什么要忍；为什么能坚持一忍再忍；他到底从忍中获得了什么？
忍是识时务求生存的一种手段。旧社会艺人是下九流根本没有地位。只能任人宰割，力量对比悬殊，不忍就不能生存。忍是一种责任。否则一家人无衣无食枉为人父、人夫。忍还是对自己的“价值”负责，不做无谓的牺牲品。
忍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忍是大勇不是匹夫之勇。忍是大智不计一城一池得失。忍是艺术要运筹技巧。忍需要心理平衡不是消沉而是奋进。忍蕴涵着包容，加上诚实率直持久与人和。忍是一种修养，它使人不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爸爸在长期的克己忍耐中习惯低调做人并心安理得。
爸爸说：“忍不容易，忍这么多年更难。人生下来不是都会忍，先是没有办法只能忍，后来才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才自觉地、主动地忍。人不能长期一帆风顺，忍也经常有反复。但是想有作为的人，对忍，不轻言放弃。我这些年得到锻炼，总结的时候总是不忘感激‘对手’（包括人和不利等因素）。”
爸爸曾诙谐地解释过自己名字，他说：“马三立，站起来，打倒；再站起来，再打倒；再站起来，立稳啦。所以叫‘三立’”。
不让爸爸晚年寂寞
老人有几怕，其中一怕就是寂寞。单身老人更是雪上加霜。爸爸一生以观众为伍，以舞台为家、以笑声为动力、以说学逗唱为生活要素的相声老艺人，一瞬间静了下来，他是不是难以适应、难以接受、难以平静呢？不管他的平衡能力、调节能力、排遣能力有多大、儿女们都关心他这些面临的实际问题。
爸爸的晚年生活，我给总结成两部分，一是爱好，二是需要。那么爱好就是爸爸自己的爱好，但需要又可一分为二，有致力于自己的需要，也有满足他人的需要。
爸爸的爱好非常广泛，我看三百六十行，爸爸和哪一行的师傅都能说得津津有味。
爸爸晚年爱好的第一项就是聊天，特别是视力、听力下降后，要是他认为属于重要的事，他必带上助听器认真地听，问明白，一辈子不愿意囫囵吞枣。但当他问的问题，对方一时也说不出“所以然”时，他便机警的把话题一转。即便没得出答案，也不让对方下不来台。可聊天中他知识领域里的正确答案，他会无保留地告诉对方。多年来除了他说笑话，抖包袱，有些内容可能不“粘边儿”外（粘边儿就不可笑了），凡是他郑重其事说的话，都是有根据、有理论、有出处或是经验之谈。经得起推敲。
妈妈走了，爸爸老了。他一个人住在疗养院，有清静随意的一面，也有寂寞孤独的一面。身为爸爸的儿女都会有共同的想法，那就是：“不让爸爸寂寞，要从我做起。”可是人到老时性格总会有些变化，不然为什么天津卫有句谚语叫“老小孩”呢？要长期的接近他，陪伴他，既为老人解闷，又不给老人增添烦恼是我和爱人胖子的初衷。
我和胖子看望爸爸，发现吃饭时，聊天时气氛热烈、亲切，等送我们走时，爸爸总说：“别老跑了，路远，家务事也不少……”但他的眼睛里却流露出盼望我们常来的神情。我们猜着了老人的矛盾心理，又愿意我们常来，又怕给我们增加负担。因为那时我俩还都没退休。另外，确实从老城里到大理道路程不近。
儿女疼老人的孝心是挡不住的。现在我俩的四位老人已走三位。只剩爸爸一人，理当尽力照顾，何况爸爸喜欢咱去、盼着咱去，咱不管有什么困难，也一定要常去看爸爸、陪爸爸、让爸爸开心。
二十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爸爸对“可口的吃”、“合体的穿”、“舒适的住”，的确感觉非常知足，但真正能引起他从内心高兴，从心里乐的，不是金钱，更不是地位，而是怎么样能让观众笑，最好是想起来还笑的包袱结构和俏言妙语，一句话他心里装的全是相声。
为了能和爸爸有共同语言，我们尽量熟悉相声表演，打听民俗，搜集笑料，学习历史典故，唱词辙韵等等，就是为了能簇拥在他的膝下时有更多的话题，让他高兴。只要看到爸爸的笑容，一切付出都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记得爸爸晚年曾经让胖子办了这样两件事：一是给高笑林先生发封贺信，二是让他买点透明胶圈。
第二天当胖子告诉爸爸，信平安发出，并递给爸爸一包透明胶圈时，爸爸说：“哪用的了这么多。”胖子说：“人家不卖零的。”“在哪买的？”“东南角海河边上，‘文化用品批发市场’。”“这一大包多少钱？”“两块钱？”“行，下回还买他的，分量足！这让爸爸乐了一天。
爸爸关心国家大事和天津市的发展，他每天坚持看日报，晚报，留心文化新闻，特别是曲艺相声的动态信息及体育赛事。电视节目着重两项，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他常和来人说：“我也不上班了，也不出门。少看一次天气预报，心里就像少点东西似的。有时吃着饭，都放下碗筷儿注意听，你说有我的嘛呢？”
读书习画也是爸爸的晚年爱好，如《天津曲艺》、《长寿》杂志，还有很多从四面八方寄来的资料。早期还能写回信，甚至改“活”，练画，是为了应邀给别人画扇子面。经常画些东西给我们先看，征求意见。总说：“画的好坏不要紧，得让人看明白扇面画的内容。总以为是在人家扇面上“探笔”，那就太对不起人家了。咱又不是印象派画家。”
2000年前，媒体的采访、同行及老观众来访不断，外出活动也接二连三。所以同他合影留念的人数不清，他从不拒绝。总和我们说：“人家大老远的来，就为跟我照张相，我心里实在感谢人家，合影不就是为留我一个模样吗？你说咱要是真好看也行，现在我这模样多对不起人呀！”
（摘自《我和爸爸马三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3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