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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亦官亦商第一人

2008-06-01 17:18:00 来源:书摘 言夏 我有话说

盛宣怀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除了他一手创办的几所大学在校庆时提起他,其他时候他大多被遗忘。这让人不禁感慨历史的烟尘有多么厚重,竟可以掩盖那么多并不遥远的沧桑巨变。

胡雪岩的故事因为近年来小说和电视剧的缘故而变得十分走红,俨然是“红顶商人”的代名词。其实盛宣怀和胡雪岩是同时代人

,但和盛宣怀比,胡雪岩的顶戴未免嫌小一些――至少胡雪岩还不足以像盛宣怀那样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最终崩溃。1910年初,担任邮传尚书的盛宣怀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保路运动”,进而引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由于民间资本不愿再忍受政府“与民争利”的垄断做法,民族资本家被推向了孙中山的阵营,并诉诸武力改变现状。随着清廷的覆没,盛宣怀受到谴责,东渡日本,几年后在上海去世。他给盛氏家族留下了富可敌国的惊人家产,一度成为晚清首富,财产甚至超过了李鸿章家族。

盛宣怀

从去世那一天起,盛宣怀就成为一个难以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如今的历史教科书很多都没有关于他的详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详细地介绍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盛宣怀的副手郑观应,记录的是他如何协助盛宣怀整顿轮船招商局,创办中国电报局、电话局、纺织局、中国铁路总局,并拯救濒临破产的汉阳铁厂、芦汉铁路。毛泽东曾说过:“我读了一本最爱读的书,《盛世危言》,该书的作者都是主张革新的老学者们,是他们认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因为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他们介绍到中国来。而《盛世危言》也引动我走出韶山,到长沙读书的愿望。”

盛宣怀一生主要致力于洋务企业。他比张謇年长,两人还有些瓜葛。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在张之洞、李鸿章的洋务大旗下成长起来的早期企业家。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张謇大部分时间游离于官场外围,而盛宣怀始终处在权力中心,官至一品大员。如果说张謇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那么盛宣怀就是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第一人。

作为商战和政治工具的电报

盛宣怀虽然看起来像一个旧式官僚,但对先进的事物却有兴趣,也有判断,这不仅导致了胡雪岩直接败在了他的手下,甚至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

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184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盛家世代官宦,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曾先后任湖北、浙江的道员。按照这个家族的传统,盛宣怀应该通过科举,求功名,入仕途。但是他自从22岁童子试之后就屡试不第。三次落第之后,盛宣怀放弃了科举之路。1870年,他在李鸿章幕僚杨宗濂的推荐下,投在李鸿章麾下,任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由于盛宣怀的父亲与李鸿章私交深厚,盛宣怀从此得到李的器重,第二年便升到相当于知府的官职。

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之后,英、美、法等国数次要求在中国建立电报线,均被清政府拒绝。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对列强的设线要求开始无力招架,勉强同意设线,但是规定“电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当然,英美各国自然对清廷的规定置若罔闻,不仅设海底线,而且架设了岸线。当时中国的官界和商界都萌发了自建电报的想法。其中便包括盛宣怀与胡雪岩。而他们的后台,分别是李鸿章与左宗棠。当时左宗棠被委派为两江总督。在他即将赴任时,胡雪岩提出:“左公可知李鸿章打算办电报的事?左公不日将去两江,何不也试一试,压一压他的气焰也好。”

左宗棠于是上奏折,提出开办电报和通商救国的要求。李鸿章探得风声,很是着急。盛宣怀宽慰李说:朝中对电报的事一直犹豫不定,王公大臣和各地巡抚都认为电报必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左宗棠猛一出头,自然成为众矢之的;等争议的风头过了,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就绪了,然后去争取朝中的同意要容易得多。而与此同时,盛宣怀带着李鸿章的亲笔信悄悄前往上海,请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郑观应出山,共商办电报之事。

正如盛宣怀所料,清廷为了电报一事争吵不休。慈禧认为当务之急是从日本手中夺回琉球群岛,电报之事还是从长计议。左宗棠只得空手南下。胡雪岩暂时办不成电报,便将全副精力投到茶叶、丝绸生意上去。而郑观应看了李鸿章的信,大受感动,离开太古,与盛宣怀一起,开始了办电报局的准备工作。盛宣怀请示李鸿章后,先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一条短途电报线,小试牛刀。

天津的电报线架成后,李鸿章请醇亲王等朝廷显要亲临试验,评议很好。李鸿章这才正式奏请,并很快得到批准。1881年盛宣怀被清廷正式委派为电报局总办,主持电报局。又创办电报学堂,培养技术人才。1882年,英、法、美等国商人准备成立万国电报公司,架设上海至香港的水线,垄断利权。为了阻止这一电报网的建立,盛宣怀游说各地商人自行建设沿海口岸的电报线。他还移用了手中矿业的资金来铺设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随着电报网络的建立,盛宣怀掌控了全国的信息命脉。而随后他利用电报信息所实现的商业和政治行动简直堪称“信息不对称”的精彩演绎。

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清廷命左宗棠领战。左宗棠每次征战都需要大笔资金做后盾,而胡雪岩则是左宗棠幕中的筹款高手。此次中法交战,胡雪岩自然又要奔走一番。李鸿章和盛宣怀趁此机会重创胡雪岩。

胡雪岩常年囤积生丝,垄断生丝市场,控制生丝价格。随着电报成为商业通讯的重要手段,盛宣怀所掌控的电报系统使胡雪岩在各地的买卖情况一览无余,这些商业情报帮助盛宣怀完全掌握了先机。胡雪岩5年前曾代表清政府,以私人名义向汇丰银行借款650万两,约定期限7年,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882年他又帮助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了400万两。清廷承诺,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的协饷作担保。虽然真正使用这笔款项的是清廷,但经手人却是胡雪岩,洋行只认定胡雪岩为债务人。这笔借款每年由清廷以协饷的方式来补偿给胡雪岩,通常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此时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20天。邵友濂属于李派,虽然畏惧左宗棠,但料想缓发20天没有大碍,就照办了。

这20天对胡雪岩的打击可谓致命。盛宣怀早已向洋行放风,说胡雪岩的资金即将告罄,造成洋行的焦虑,纷纷向胡雪岩催款。左宗棠此时远在北京军机处。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阜康银行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漏洞。胡雪岩也认为清廷的协饷总归会发放,不过是晚发20天而已。然而盛宣怀却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当估计胡雪岩的银子已经陆续调出了阜康银行,正是空虚之际,就放出风声,造成阜康银行提款挤兑风潮,直接导致阜康银行倒闭。胡雪岩不久即忧愤而死。

“铁路国有令”与清朝覆没

铁路问题竟然直接导致了晚清政权的覆没。出自盛宣怀之手的“铁路国有令”和对外借款,究竟是制衡各国,还是与民争利?争论至今未能停息。但在此过程中盛宣怀中饱了私囊,这使他在历史上只能陷入道义的“洼地”。

1908年盛宣怀进入中央政权,成为邮传部侍郎。1911年1月,在袁世凯失势之后,盛宣怀被封为邮传部大臣,接替原来的铁路总办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总管全国铁路事宜。此时的清政府已经越来越无力把控局势。政治上立宪的呼声,以及经济上民间资本的日益崛起,这个已经腐败的王朝渐渐容纳不下新生的力量。

就任邮传部大臣之后,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政策,下令将已经承诺由民间商办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路权收回作抵押,向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借款600万英镑,以统一全国的轨道。但此时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已经有不少民资入股,突然的“国有令”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1911年6月1日,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四川总督王人文发了一封电报:对川汉铁路公司已经用掉和现存的资金,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果四川的商人们一定要退还现款,那么朝廷只能向外国借债,并将用四川省的财政收入作抵押。也就是说,政府不仅收了路,而且连股金一起收了。

汉冶萍公司总事务处大楼

王人文收到这封电报之后,知道这电报内容一旦公布,必然大乱,于是学了盛宣怀在义和团运动中“东南互保”的那招按下不发。但是6月7日,盛宣怀和端方径直发电报给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电文。王人文无奈,只得发布了这条电文,顿时舆论哗然。盛宣怀一再催促王人文迅速清查铁路公司各地账目,以便接收。

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四川盐政部部长邓孝可撰文《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痛骂“盛大臣卖国奴”。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保路会领袖罗纶登坛,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甚至连在场的警察也受到感染而悲泣。

王人文同情保路运动,几度向清廷致电为保路运动请愿说情,同时谴责盛宣怀出卖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愿意自己承担“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结果王人文被革职。

随后清政府派端方在湖北调选新军入川“平乱”,结果却是湖北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满清王朝以土崩瓦解之势迅速覆灭。当时的御史王宝田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就说:“此时鄂事决裂,实由川民之变;其致变之由,由于收回铁路国有之政策。而主张此事者,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也。”也就是说盛宣怀成了清朝覆没的第一号责任人。他被马上革职,政治生命基本结束。

盛宣怀为什么主张铁路国有?盛宣怀自己曾试图说明“收归国有”的原因:“乃数年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四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脂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故将铁路“收归国有,定为政策”。(见《府君杏荪行述》)

这段话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根据张之洞的门生汪康年所记录,在盛宣怀之前,中国铁路的“商办”其实空有其表。当时积极参股铁路的民间资本很多,但是股东会议没有多少影响力,铁路公司的经理层即便没有绩效也坐享薪水,将时间耗费在各种内讧上。七八年中,集款一二千万两,但是修成的铁路甚至不过一二百里。相比之下,盛宣怀修建卢汉铁路时向外国借款。三位主管由两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总工程师组成。外国工程师必须绝对服从盛宣怀以及另外两位中方大员。这种机制还算有效,6年间修成了1200余里,1904年获得纯利237万两,次年的纯利是353万两。比利时银行获得纯利的20%,作为还贷,其他则成为清政府的国库收入。

另外商办铁路账目相当混乱,被官员亏空甚多,欠款已经无法追回。而当时盛宣怀的资金都投放在负债累累的汉冶萍公司,没有现金可以偿还商股,所以才下令用填发股票的形式偿还商股。这种方式对四川的广大商民来说无异于股本石沉大海,一去无回。民众对丧师割地、年年赔款、国穷民困的愤懑和不满终于爆发出来。

晚清时期的铁路借款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争论。晚清政府借债修路有情势所逼的成分。甲午战后,列强企图以直接投资的形式承办铁路。如果由外国直接承办,则意味着清政府不拥有这些铁路的主权。如果放弃修建铁路,中国将更处于不利地位。借债造路,尽管也损失了一定利权,但至少在名义上清政府对各借款铁路仍拥有主权。也正因为进退两难,清政府缺乏谈判筹码,经常被迫接受苛刻的借款条件。

但清政府借债筑路,也不能说完全被动,同时抱有均衡列强在华势力的目的。西方列强以路权为手段,通过铁路的延伸以期达到瓜分之效。清政府没有实力强硬回击,只有尽可能采取牵制策略。其做法是:让一个强国在另一个强国的势力范围内修路,形成列强互相牵制的格局。例如,当俄国据有东清铁路和南满支路特权后,张之洞便建议从英国借款修建关东铁路,以便“使俄从中有阻隔,彼尚有所顾忌牵制”。在修建卢汉铁路时,为了促使比利时迅速签约,盛宣怀与美国签约借款修建粤汉铁路。而粤汉铁路向美国借款又是为了阻断英国在整个华南的势力范围。均衡列强势力的意图,在清政府签订各个借款合同过程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在清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对借债筑路的政策并没有达成共识。张之洞和盛宣怀等人,希望借助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启动中国的铁路事业,但统治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对外国资本是充满恐惧的。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曾评论清政府对外资的态度,“虽然职权从张总督手里转移到盛督办手里,原来只用本国资金的念头肯定并没有放弃……对于外国人的不正常的恐惧,已经在政府心目中成为一种骇人的东西……”

如果仅从纯粹经济的角度去看待外债的问题,外资对于当时财力、技术和管理都极度匮乏的中国工业不失为一条先遣之路。进入现代之后,人们对外债已经报以开明态度。韩国在“二战”之后不仅借外债,而且将民族工业出售给外国,在掌握技术后再逐渐赎回。大宇和三星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但问题的另一个关键点是,盛宣怀在借款的过程中,为自己牟取了太多私利。如果盛宣怀没有收取巨额回扣,那么他在道义上就会强壮很多,以后他的孙女婿邵洵美也就不至于被鲁迅骂作“祖上积了阴德……得了一座大宅子”云云。鲁迅还专门写过一篇名为《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的杂文讽刺民国政府发还盛家家产一事。

  功过与是非

其实,盛宣怀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上,的确对中国是有功的,他的政治意义不亚于李鸿章或袁世凯,但是盛氏家族那富可敌国的财产,实在变成了盛宣怀无法回避的“原罪”。

盛宣怀被革职之后便东渡日本,他在中国的产业一度被查封。1912年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为了筹集军款,只好向工商巨头求助。当时任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便是积极为孙中山筹款的人,以大生纱厂作担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80万元,但仍不够。孙中山和黄兴又求助于盛宣怀。孙中山通过赴日代表对盛说:“民国于盛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更激,可代为解释……”并表示愿意有条件地发还盛家的不动产。

孙中山提出向日本正金财团出让汉冶萍公司50%的股权,但此事未能谈成。盛宣怀私下认为孙中山“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根据夏东元《盛宣怀传》,盛宣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听说孙中山也要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但是将中国铁路全部交给外国经营,比他借款修路还要激进。

虽然借款的事未能谈成,不过1912年12月,盛氏的家产由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盛宣怀又举家迁回了中国,定居上海,继续担任招商局副董事长和汉冶萍煤铁公司董事长。1916年,72岁的盛宣怀在上海去世。盛家为他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大出殡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租界当局还专门安排了交通管制。而他留下的遗产价值2000万两,甚至超出了李鸿章家族,盛家的确堪称当时的首富了。盛家的财富当然引人侧目。1928年,蒋介石政府以“卖国”的罪名查封了盛氏家产,不过1933年4月又命令清理发还。鲁迅那篇著名的杂文就是写于盛氏家产再次发还的时候。现在已知的盛家在上海的产业包括南京路上的仙乐斯舞厅、火车北站对面的100多幢里弄住宅、新闸路上的辛家花园、现在的淮海中路1517号花园洋房等等。

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研究院,陈列着盛宣怀栩栩如生的蜡像。

盛宣怀去世之后,对盛宣怀的评价就成了史学界和舆论界的一个争议。长期以来,对他的评价主要是负面的。台湾史学家苏同炳在197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中写道:“纵观盛宣怀之一生,惟一可称道的地方似乎只有两点。第一,是他一生中所办的慈善事业颇多,这是很难得的德行。至于第二点,则是他在办理交通建设事业之时,捐资倡办北洋大学及南洋公学,培养人才,振起教育之事。”虽然总体上苏同炳对盛宣怀持贬抑的态度,但至少肯定了他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两方面的贡献。

盛宣怀作为一个商人,从狭义的“在商言商”的角度看,他就是一个彻底的逐利者。所以他会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甚至牺牲民间商人的利益,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盛宣怀作为一个高层官员不算太失败,在当时内焦外困的窘境下,他灵活利用手中的资源,同时也采取一些具有超前意义的做法,突破保守派的阻拦,引进了许多新生事物,使近代工业逐渐深入中国。但是,从企业家道德的角度看,盛宣怀为自己牟取利润的方式和数额是有污点的行为。即便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这些污点也足以使盛宣怀始终无法摆脱被批评和诟病的阴影。

盛宣怀的子女凭借盛宣怀留下的财富和人脉,纷纷与豪门联姻,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网络。当时刚刚留洋回国的宋子文追求盛家的七小姐,盛夫人却认为宋家不过是个传教士家庭,门户不匹配,因此阻挠了这段恋情,可见当时盛家的眼界之高,同时也可以看出人的命运沉浮多么富有戏剧性。盛氏的第二代到了解放后有的漂泊海外,留在大陆的人晚年由于受到“文革”等历史事件的冲击,大多比较潦倒凄凉。

盛宣怀的孙儿辈中,最有建树的是盛毓度。盛毓度早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东京成城学园及京都大学。由于其祖父的关系,回国后一直出入上流社会。20世纪50年代初,盛毓度再次东渡日本,经营一座中国宫殿式的留园饭店。如今留园饭店已经是日本名流显要宴请聚会的场所之一。盛毓度同时也是中日邦交史上有贡献的政治家,在20世纪70年代为中国与日本恢复邦交出力不少。1975年,周恩来总理邀请盛毓度全家回国参观、探亲。1986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举办90周年校庆,盛毓度全家应邀参加庆典。1993年盛毓度去世,归葬在上海归园公墓。盛宣怀的其他孙儿也大多经商,上海的新亚饭店、锦亭餐厅等就有他们的参与。

  (摘自《国商――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位商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3月版,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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