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对于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来说，30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然而，正是在这短短的30年，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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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今年又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下简称“大讨论”）30周年。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这场由邓小平亲自领导的“大讨论”，使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胜利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光明日报》作为一张在思想理论领域和知识分子中间有影响的中央报纸，1978年5月11日在第一版刊登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文章”），参与了30年前的这场“大讨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邓小平文选》中，论述这场“大讨论”的不下二三十处，其中有两处直接提及《光明日报》。
一处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注：指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下子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另一处是注释：“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6页、38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这些文字告诉人们两点，一点是《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距离文章发表的第20天，即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准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提出着重讲实事求是问题。……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还指出：“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加了一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1978年5月31日，邓小平阅胡乔木、邓力群关于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关实事求是问题开头部分的写法的来信，函告华楠（按：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解放军报”社长）：‘此件送你，是否可以讲四部分：（一）实事求是。……请考虑。”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出席了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按预定计划发表了著名的“六・二”讲话。（以上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19页-3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邓小平的“六・二”讲话，实际上公开批评了“两个凡是”，支持了“文章”的观点，一场全党全国的“大讨论”从此拉开序幕，很快席卷了神州大地。
第二点，“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大讨论”的展开。“引发”二字非常科学和准确无误地界定了二者的关系，为我们正确评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指明了方向。“文章”的发表与“大讨论”的展开有内在的联系，但二者完全是两件事情，其意义和价值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决定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改革开放思想先导的是邓小平领导的“大讨论”，而不是“文章”的发表。二者的关系，打个比方，“文章”的发表犹如一根“导火索”，而“大讨论”和它的领导者则是“点火人”。只有“导火索”而没有“点火人”来“点火”，“导火索”不过是一根绳索而已，发挥不了它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文章”的发表只是“大讨论”的一个铺垫、契机，它不是“大讨论”的发动者。因此，我认为，“文章”的发表固然重要，值得纪念，但更加重要和值得纪念的则是“大讨论”。
除了《邓小平文选》中直接提及《光明日报》的上述两段文字外，还有一件历史往事也与《光明日报》相关。
王强华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于2004年8月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曾举办了一次《邓小平与新闻工作》的图片展览，后将展出的图片编印成册，以表达广大新闻工作者对邓小平无限缅怀之情。在该图集的第40、41页上，刊登了邓小平的亲笔题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配了以下文字：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这场讨论终于冲破“两个凡是”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88年5月，邓小平为《光明日报》编辑的《真理标准讨论纪念文集》题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以上文字是符合事实的。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个细节。邓小平的题字是题给《光明日报》主办的光明日报出版社的。1988年5月，光明日报出版社为纪念“大讨论”10周年，决定出版一本纪念文集。文集由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选编。在编辑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为增加文集的“分量”（权威性），可否请邓小平题字。这个提议经出版社和光明日报社同意后，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信。据称很快就有了回音，邓小平欣然地题了字。
这段往事本来不复杂，但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声称这个题字“出自”中央某单位。把这件往事写出来也算是一种澄清吧!
邓小平的题字当然首先是对“大讨论”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是对中国新闻界的肯定和鼓励。因为《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如果只是《光明日报》一家刊登，没有《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及时转播、转载和后来各省、市、自治区党报的转载，决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反应，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社会舆论。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少有的一次中国新闻界齐心协力取得的胜利。
1978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距今已有30年。按一般道理，已经过去了30年的历史事件，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事的变迁，一定会慢慢地从人们的脑海里淡出。但这一场“大讨论”并非如此，它虽然过去了30年，人们至今仍在纪念，尤其是在重大变革关头和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更是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历史上的重要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攻坚拔寨的锐利思想武器，特别是由于它反映的是人类认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也即真理（人的正确认识）归根到底从哪里来、由什么来检验的问题。只要实践与认识继续存在，真理标准问题也就继续存在，始终会为人们关注。
实践与认识不仅存在，而且永远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因此，认识实践标准问题也应该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形式。30年前的“两个凡是”错误思想观念，经过当年的“大讨论”和3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践，已经不复存在，但当年“大讨论”中反映出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却不应消失。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机遇前所未有，挑战接踵而来，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当年“大讨论”的精神，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为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这也是对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暨引发讨论的“文章”发表30周年最好的纪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刊发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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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王强华（右）与胡福明在北京天安门合影。 |
1977年，即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年，当时中央的主要任务就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在十年“文革”中的罪行，肃清其影响和流毒。各行各业根据中央部署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但这项工作遇到了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思想障碍，那就是在揭批中有些明显错误的事情、有些问题，往往被说成是毛主席的指示，或者经毛主席圈阅、批示过的。人们由于“投鼠忌器”揭批不下去，拨乱反正当然也进行不了。人们逐渐认识到，如果仅仅停留在各行各业具体事件、问题上拨乱反正，不从根本上也即基本理论上拨乱反正，这项工作很难“拨”得清楚，“反”得彻底。这里的基本理论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实践与理论等究竟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也就是谁决定谁、谁检验谁的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制造和散布了许多谬论，而且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大肆宣传，迷惑了许多人。
《光明日报》是一张以理论和文教为重点的报纸，理所当然地要承担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宣传任务。我当时是报社理论部哲学组组长、《哲学》专刊的主编，当然也责无旁贷地要组织和发表这一方面的文章。
正好江苏南京地区理论界在1977年7月下旬召开一次理论界的讨论会，我应邀前往参加。1977年8月11日的《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我写的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报道说，近几年来，“四人帮”在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问题上散布了许多谬论，把这个被革命导师明确论述过并为实践正确解决了的问题，弄得混乱不堪。这充分说明“四人帮”是一伙糟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政治骗子。为了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必须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准确地、完整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把“四人帮”散布的谬论痛加批驳，肃清它的流毒。
南京地区的这次理论讨论会，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理论界的盛会，参加会议的有当时的“江苏省写作会议”、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大学和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等四十个单位的专业理论工作者和工人理论队伍的代表，共200多人，这篇报道基本上如实反映了讨论会的盛况和会议的主题。这个主题同时也就是我到南京去参加会议约请作者撰写文章的主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改为哲学系）的青年教师，他与《光明日报》过去并没有稿件往来。我是通过这次讨论会与他相识的。他当时在南京可能有影响，但从全国来讲，也许称不上知名的学者、权威。在与会的200多位理论工作者中，为什么我专门向他约稿呢？原因是讨论会进行过程中，胡福明的一次发言。林彪、“四人帮”曾经严加批判的所谓的“黑六论”中，有一个“唯生产力论”，认为它是“修正主义的理论”，胡福明的发言与此针锋相对，认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年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批判马克思主义。今天，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已成为共识，“生产力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在当时，受“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许多人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在胡福明发言以后，立刻有两三位与会人员起来反驳。这样，一场旨在深入批判“四人帮”的讨论会骤然变成了与会人员之间的争论。主持人马上宣布休会。休会时，我找到胡福明，把来南京以前参加过中央和北京地区理论讨论会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告诉他，他的发言立论是正确的，北京讨论会上有些全国知名的学者也持有这种看法。
复会以后，胡福明意犹未尽，又第一个发言，重申他的观点。会议主持人迅即宣布，这个问题的发言到此为止。讨论会又转入到原来的主题上去。
讨论会结束后，我和胡福明再度相会（可能也是我找的他），这时我提出请他为《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写一篇专稿。专稿的题目我没有出，但我把这次到南京来的组稿意图，也就是要物色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拨乱反正撰写文章告诉了他（否则我就失职了）。我从胡福明的两次发言和短暂交谈中，看出他思想解放，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应该是一位比较理想的组稿对象。我选定了他后，就再也没有就这一问题向其他理论工作者约稿了。
参加南京地区理论讨论会以后，我连续到华东、西北出差。在此期间，胡福明寄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稿（即后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7年12月下旬，我回到报社。在这之前，该稿由于被认为“纯”理论，谈的问题又好像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等，决定退稿，但因为它是我约请作者写的，而我又是《哲学》专刊负责人，就留下来待我回来最后处理。胡福明同时还寄来一篇批判江青鼓吹过的“女人也是生产力”谬论的文章。该稿也因被认为这一谬论本身就荒诞不经，也决定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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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本上的“两个凡是”清晰可见 |
2月、3月，我都给胡福明寄过小样，请他修改。3月13日信中说：“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现在看来，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您的文章，立意是很清楚的，但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从概念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的话加上。”
4月初，经过胡福明多次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时题目改成《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由报社分管理论部的领导小组成员马沛文审阅同意，被安排到4月11日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头条位置，准备刊出。
按报社规定，《哲学》清样必须最后经总编辑审阅后才能付印。时任总编辑的杨西光是一位具有丰富革命经验和政治洞察力的老干部，这篇五千字左右的文章，他足足花了近一个小时仔细审阅。他当即让秘书把我找去，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文章重要，放在《哲学》专刊发表可惜了，应在报纸第一版（要闻版）显著位置发表；二是文章要做进一步修改，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做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理论和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大意）。对于总编辑的意见，第一点我立即照办，把胡福明文章撤下，换了另外一篇文章。但对第二点我感到难以执行，因为总编辑提的修改意见较大，要求又急，希望尽快修改、早日刊出。这样的修改最好由作者来进行，而作者不在北京。
正当我为难之际，4月13日，胡福明为参加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讨论会来到北京，给我打来电话。我立刻向总编辑报告，总编辑当机立断，决定当晚就开会研究文章的修改。晚饭后，我乘了总编辑的小轿车把胡福明接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知道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一位研究人员准备（或正在）写一篇同主题（或类似主题）的文章，又要我到那位同志家中把他接来。
4月13日晚，在杨西光办公室，他主持开会，参加的除了作者胡福明、中央党校的那位研究人员外，还有马沛文和我。
会议先由杨西光讲话。他首先肯定了胡福明的文章并表示光明日报非常重视，决定发表，但仍需要进行修改。为了使文章改得更好，请大家提出意见，特别是文章应选择从什么角度切入主题（实践与理论〈真理〉的关系）。杨西光请两位“客人”先发表意见。他俩互相谦让了一下，就由党校的研究人员先说。他认为文章应该从路线（路线斗争）问题切入，这个意见显然与胡福明写的文章相左。后发言的胡福明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应该从理论（基本理论）问题切入。会议没有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杨西光表态说，这两种写法都可以，让他们二人按自己的意见各写文章，两篇文章《光明日报》都发表，哪一篇先写好，就先发那一篇。
其间，党校的那位研究人员说了一句：从路线和理论一块写。
这次会议是杨西光临时决定召开的，又是内部几个人的小会，当时没有正式记录。因此，会上谈了哪些具体问题，怎么谈的，已无案可查，这是一件憾事。所幸的是，我做过几年记者，随身带了笔记本（采访本）。我把我认为特别重要的话记下来了，比如那位研究人员说的“从路线和理论一块写”就记在本子上。
本本上主要记的是杨西光的总结发言，我记的提纲挈领，有的只记了题目，共32处。最重要的有两处：一处是“两个凡是”，一处是“完整、准确毛泽东思想体系”（此处后面又重复了一次：“注意：完整、准确毛――想”）。（见图）
后一处指出文章的指导思想，即文章要突出宣传完整、准确学习和应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前面一处则强调文章的要害是批判“两个凡是”。“完整、准确”的提法在报刊上已有宣传，但“两个凡是”的提法，据我所知报刊上还没有提出，在内部也是少数高层的人知道，至少在我处理这篇文章时，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我听到杨西光说“两个凡是”，顿感新鲜，立刻记到我的本本上。
杨西光的总结发言高屋建瓴、画龙点睛，使文章的主题升华，同时为修改文章定下了基调，以后的修改就是按这个思路进行的。最明显的就是1978年4月20日的那次修改，行文直奔主题：“他们（按指革命导师）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后来杨西光考虑到提出“两个凡是”的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同志，文章中两处直接点出“凡是”不宜，于是在两三天后的又一次修改稿中，特别把这两句话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
这两处“凡是”的增添和删除，说明一个问题：以杨西光为代表的《光明日报》的同志和作者已经明确意识到，尽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证的是实践与理论（真理）的关系，但实际上是通过理论的形态反对“两个凡是”。
经过作者和《光明日报》的同志八次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由报社指派专人及时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请他们帮助修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发表了这篇文章。
（摘自《博览群书》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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