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认为自己的收入偏高，可是很多人与我一样，很容易发现别人得到了不合理的高收入。这说明，客观、冷静地讨论收入分配问题并不容易。不过既然收入分配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还是尽可能客观地来作一些探讨。
由什么决定收入分配
如果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合法货币所得上，就会忽略其他问题；如果只对合法货币收入的差距采取调节措施，就可能派生其他严重问题。在研究分配政策有关问题之前，我们要问，收入到底是怎样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呢？简单地讲，主要依据两个因索。
第一是靠权利的界定，产权制度的安排决定了分配格局。比如，以前农民必须按中央计划耕种，不能自由种植，不能搞副业，不能自由打工。这时权利已经定了，收入分配就定了，就是农民的普遍贫穷。改革以后，允许农民做原来不允许做的事情，大部分农民的实物和货币收入都增加了。后来农民收入增长变得缓慢，那是因为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在现有的城乡结构下增长没有那么快了，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农民能不能从事非农产业活动、能不能进城务工，到了城镇能不能落户。
农民是这样，其他各个层次都是同样道理。举姚明的例子，他的收入怎么定？首先是权利界定：一个在中国培养的运动员能不能到国际上受雇他国？过去的体制不允许。据说体育部门和他达成一个分享协定，同意他出去，参加NBA。这一权利的界定就决定了姚明的收入。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拥有市场承认的有才能的中国人身上，比如郎朗，知名天下，他到香港去演出，那边的官员就欢迎他做香港永久居民，而一般人在香港居住7年以后才有可能变成永久的居民，这就是一种非货币的重要收入，可以到一百多个国家不用签证，还是中国人。一个有艺术天分的人可以在全世界找机会，也是权利的界定决定了郎朗的收入。
再看公务员的收入，实际工资是一块，福利是一块，享受的办公条件是一块，工作稳定性又是一块，再加上转型经济中权力搅到市场上以后非法的、灰色的收入，首先也是权利界定问题。转型经济中，容易凭借原来的等级定权从中获得市场收益，而市场经济要往以财产定权利的方向走，中间有一段非常难走的路。的确，农民、专业人士和企业家的权力界定了，但是原来控制整个资源的分配、使用、收益的行政等级权力体制，能不能度过走向市场的关口呢？
安徽定远县前县委书记陈兆丰的卖官案很有研究价值，因为卖官是一个非法权利，非法权利通常只得卖很低的价钱。而陈兆丰共非法收受207人334次所送人民币284万元；另外，还有545万余元人民币不能说明合法来源。非法权利能够卖得这么大的价钱，是一个重要现象。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这类事情绝不是个别现象。卖官鬻爵不是受西方的影响，而是我们本土的传统。不过本土历史上的卖官鬻爵和今天存在很大差别。首先，历史上通常是国家财政出了问题时才卖官，卖官获得的钱是归公的（当然那时的“公”是皇帝的天下）；而今天卖官得到的钱归官员私有。其次，历史上卖的官多数情况是虚职，比如大文豪司马相如，据说他的职务就是由于家庭富裕才得到的，但当了官也只不过写写诗文；而今天卖的官却是实权，还存在连锁反应――买官是投资，拿到官位后再卖官回收，对社会公正和秩序的破坏非常严重。
第二个决定收入分配的因素是市场供求。农民有了打工的权利，但是打工的人太多，竞争激烈，收入就很难提高，这就需要随着经济发展变化调整劳动力的供求形势。比如在南方出现了“民工荒”，企业再不提高工资，就招不到好工人，所以市场供求也决定收入。
区别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
当人们觉得收入分配出现很大问题，需要调整和干预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仅仅着眼合法的货币收入差异；但是也有另外一个目标，就是集中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概念，不同于收入差距，但很容易混到一起。
分配不公是收入差距大的一个成因，收入差距大还可能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姚明和农民工的收入差别很大，但至少我不认为这个差距里面有多大的分配不公。没有人对姚明、郎朗的高收入有难以容忍的不满意。但是，陈兆丰的高收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有一些高度垄断的行政部门的高收入，不要说民营企业不服，其他国有企业也不服。
要把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分开，如果纠缠在一起，很多货币收入就会作非货币化的处理。比如，中纪委和国家监察部专门发文，禁止党政机关集资盖房。什么叫集资盖房？原来的改革已经把福利分房停掉了，而一些部门可以动用权力，用低价的地和建筑材料盖房，然后便宜地分给干部，通过集资盖房大幅度地转移了收入。
永久性收入是指一个财产会永远带来收入，现在不同岗位和不同行业，能否得到持续性收入的差别非常大。近年公务员报考录取比例越来越低，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公务员工作比较稳定，和其他市场变动风险日益增高的工作岗位相比，公务员岗位的含金量相对上升了。但是仅仅从货币收入量看问题，就会认为公务员收入还是低，需要进一步涨工资。另一个因素就是转型时期官员用权力搅市场，由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的滞后，这方面有严重问题。
我们要看到收入分配方面的一个倾向，就是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当期货币收入差距很大，这是市场化经济改革、货币化进程以及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一个共同结果。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收入分配问题的另一个倾向，那就是把“降低当期（合法）货币收入差距”作为看问题的着眼点和落脚点，由此忽略了“分配不公”这一严重问题，并可能带出一些政策副产品，对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摘自《世事胜棋局》，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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