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便溺之处，排泄之所，“方便”之门，众“矢”之“的”。厕所与污秽为伍，跟蛆蝇结伴，同腥臊有缘。于是有“厕所里的石头――又硬又臭”、“厕所里照镜子――臭美”、“厕所里搭棚――臭架子”、“厕所里洒香水―
历来似乎都重“上”不重“下”、重“进口”而轻“出口”、重厨房而轻茅房。《汉书・刘旦传》有“厕中群出，坏大官灶”的记载，证明那时即使皇家大院也是厕所猪圈合一的；明人王思任《文饭小品》中有“愁京邸街巷作”句，表明即使京城卫生状况也很不佳；清人《燕京杂记》说京城故人当道中便溺，妇女当街倒便器，加之牛溲马尿，有增无减，重污叠秽，触处皆闻……
几十年前我蹲过家乡那破墙两堵草帘一挂、破缸一口窄板两块的简陋“茅坑”；见识过敬畏字纸而又买不起手纸的赤贫者用生兹养兹的泥土块刮屁股的“画面”。至于“千村薜荔人遗矢”，那多是“厕”而无“所”的“素面朝天”！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就读于岳麓山下一所名校，依然历经了那蹲位高于粪池十余丈、小解“飞流直下”大解如飞机扔炸弹式的惊险。“反右”运动中，有老师不堪被辱跳入这没顶的粪池自尽（当时称“自绝于人民”），不敢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决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所在的那座城市仍没有消灭旱厕。为迎接一位大人物的夫人莅临三峡，有关部门不得不事先派专人沿途“侦察”，结果寻遍江汉平原三百多公里公路两旁，竟找不着一所满意的“水厕”。直到十多年之后，为迎接另一位大人物的夫人莅临赣南革命老区，不得不每按一小时的行程修建一座“水厕”。
一九八四年当我们身着领口紧扣的中山装，南下广州走进白天鹅宾馆，怎么也没曾料到这世界竟然有不臭反香的厕所。同行中硬是有人一头钻进去半天不见出来。
记得川端康成有小说叫《厕中成佛》，说的是某丈夫为给自家厕所揽客，蹲在邻人的厕所里长时间不出来被臭气活活熏死。也可见彼邦昔日的厕所，一样不堪。然而一九九一年当我走进广岛的公厕，见到的是手纸盒、纸巾盒、洗手液、冷热水、烘手器、残疾人厕位、小孩低位洗手盆、小便斗，一应俱全。我到开酒厂的一位友好人士的家中作客，见到的是电脑控制可调水温、自动冲洗烘干的大便器，原先的“厕所”概念一下被彻底推翻。据说更先进的还有踏脚的电子秤可测体重；扶手可同时量出血压、脉搏，化验仪器会立即分析出粪便中的蛋白质、红白血球与糖分数据，迅速反映到荧光屏上并同时输往健康中心，电脑医生会立即发出劝告指令。我想起相声大师马季，家中如果有这样的设施，也许不致走得这样突然。
直到二十世纪后期，我有幸参加农村改厕的有关会议，着手在小城镇与乡村推广沼气、推广家用式的水冲厕所。在我心目中，那是不亚于“扫盲”的一场脱贫变革。与此同时，“外记”也开始不宣而至地来参观我所在的城市的公厕。不知道此刻是否也抱有我等去白天鹅宾馆参观厕所同样的心态。其实这当儿中国的大中城市、旅游景区一座赛一座的“WC”如雨后春笋。只是同“公园”一样，“公厕”那“公”字有些形同虚设。打工仔视它若“衙门”，不菲的收费让他们哪敢拢边。我也曾在泰山顶“享受”过一元一次的便桶“公厕”，眼睁睁地被人举着“公”字牌欺宰。还听说西安华清池有五星级的“豪厕”，红木雕刻的门窗，镀金镶银的龙头，汉白玉的座椅，大屏幕的背投电视，建设费用高达两百多万元。我自然又想到城市里的僻街陋巷，有的至今仍臭水横流、须垫砖头如厕，晨起排着长队倒尿罐……
去年我慕名一览袁崇焕当年死守的古城也即影片《三进山城》的现场拍摄地――兴城，城墙下等距离一色的公厕令我一震，暗赞地方官治理有方；走进去小解却几乎将我熏昏，这时我又领教了“花架子”是如此的拙劣。我还“欣赏”过苏州河上涮马桶的风情画，对成语“流水不腐”不禁产生了怀疑。而我每天见面的长江，每一天都承受着千万只客货轮的屎尿废物倾泻与两岸千万吨污水的排放，不肖子孙已将她变成国中最大的“公厕”。
联合国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城市人均拥有厕所的比例居世界末位。国家卫生城市标准规定，每平方公里至少要有三十座公厕，繁忙闹市区每隔二百米应有一所，次干道每五百米一所。迄今全国的城市没有一座可以达标。即如长一点五公里的西单北大街，平均每天购物者约十万人，仅有一所公厕。购物高峰时每五秒钟一人进入，候厕人流拥挤不堪，女厕更是水泄不通……
列宁曾宣称：到了共产主义，我们要用黄金建造厕所。理想社会尚未到来，摆放着《列宁全集》的“黄金厕所”却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出现。列宁未必料到，他的鄙薄黄金的预言，恰恰成为赚取黄金的手段……
（摘自《敢自嘲者真名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2月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