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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歌辛、陈钢父子的音乐往事

2008-07-01 13:57:00 来源:书摘 张彤 我有话说

青年时代的陈歌辛

许多三四十岁的人,都曾经把歌手罗大佑当成“偶像”,而今年五十三岁的罗大佑,在音乐上却一直有着一个偶像,他就是人称一代歌仙的作曲家陈歌辛。

2004年12月31日,罗大佑在首都体育场的“围炉演唱会”上,深情唱起一首来自陈歌辛的老歌――《永远的微笑》。

2006年,陈钢随东南电视台到台湾录制一场大型演出,演出的前一天深夜,罗大佑来到陈钢住处,他跟陈钢商量,要加一段即兴的互动节目。

舞台上,唱完《童年》的罗大佑,又唱了《蔷薇处处开》、《初恋女》、《凤凰于飞》、《恭喜恭喜》等几首老歌的片段。罗大佑问观众,“你们熟悉这些歌吗?它们都是陈歌辛先生的作品,下面我请陈歌辛先生的公子陈钢跟我一起演出!”在雷动的掌声中,陈钢弹着一架白色的钢琴徐徐升到舞台中央,合作了那首《永远的微笑》。

打动罗大佑的那首《永远的微笑》,是陈歌辛写给妻子金娇丽的。陈钢说,那是母亲的一幅音乐素描,母亲长得像蒙娜丽莎,不仅有蒙娜丽莎一样“笑的脸庞”也有蒙娜丽莎式的“心的宝藏”。这首歌短到只有六句,却直抒胸臆缠绵真挚,或许正是这种情绪打动了罗大佑。

其实被陈歌辛打动的,又岂止罗大佑一个。

导演王家卫也是陈歌辛的一个“铁杆粉丝”。他那部优雅的《花样年华》深深地打上了陈歌辛的印记。在电影《花样年华》讲述完那段凄美迷离的爱情故事后,片尾响起了周璇的原音,老唱片吱吱作响,将电影的怀旧情怀推向“化境”。

让罗大佑和王家卫一直追随、怀念的陈歌辛,是一个典型的旧上海文人,他生于1914年,很早就投身于歌台舞榭,曾师从德籍犹太音乐家梅也学习钢琴、声乐及作曲等专业知识(梅也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音乐教授),也曾跟著名作曲家弗兰克学习曲式,弗兰克是20世纪30年代流亡到上海的犹太音乐家,李德伦、韩中杰等许多音乐家都曾跟他学习作曲理论。在30年代的上海,有几百位犹太、白俄的音乐家,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窘迫,靠教授私人学生为生,这也为陈歌辛等人学习西方音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陈歌辛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弹得一手好琴,1930年,黎锦晖在上海创办了明月歌舞团,陈歌辛成为明月社的钢琴教师。这一年,他与学员金娇丽相识,陈歌辛风流倜傥才华横溢,自然是金娇丽这样喜爱艺术的小女孩所喜欢的。于是,十七岁的陈歌辛与十五岁的金娇丽,开始了他们的早恋。

金娇丽的父亲是一个大酒店的老板,陈歌辛则是一个平常的文人,他们的恋情遭到金家强烈的反对,但两个坠入爱河的年轻人对一切都不管不顾,他们在工作之余频频约会,甚至还多次一起跑到杭州去。这对私奔的凤凰并没有把金家大老爷放在眼里,在一张陈歌辛寄给未来岳父的贺年卡上,陈歌辛只写了四个字:胆大包天。女儿遇到这么一个才华横溢又无拘无束的音乐家,金家老爷真是束手无策,直到女儿有了身孕,金家才默许了这桩婚事。

有爱人相伴,有大上海写不尽的风浪乐事,陈歌辛的创作一直处于一种巅峰状态,《蔷薇处处开》、《夜上海》、《梦中人》、《可爱的早晨》、《渔家女》等歌曲,一首接一首。据陈钢描述,他在幼年的时候,经常看到父亲半夜时兴奋地叫醒母亲,展示他的得意作品。据陈钢回忆,父亲写歌称得上神速,有时一晚上能写出三四首来,“明天一拿出去,全流行”。陈歌辛这个阶段主要是给电影写插曲,但这些歌有几十首在上海滩的酒吧歌厅里传唱,据说,当时上海有四十多个大小电台,有时会同时播陈歌辛的新作。

除了给电影写歌,陈歌辛在他的青年时代还创作过许多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作品。他在1936年发表在《音乐教育》上的歌曲《春花秋月何时了》被视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部现代歌曲。陈钢说:“现在谭盾他们搞的东西,早几十年我父亲就搞过了,他没有学过作曲,没进过国立音专,是跟洋人学习音乐。父亲接受的西洋音乐的知识和信息,与欧美国家是同步的。”陈歌辛在当时也给国立音专的刊物投过几次稿,前两期刊登了,后来父亲被告知,他的音乐太前卫了,恐怕以后不能刊登了。

思维活跃、追求进步的陈歌辛,在1937年时,还创作了一首《度过这冷的冬天》的爱国歌曲,一度传到了新四军中。而当日军撤离上海,国民党“还都”南京,上海光复时,兴奋的陈歌辛还创作了一首后来广为传唱的歌《恭喜恭喜》。

1949年后,陈歌辛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上海音乐学院专门把他聘请去给作曲系的学生讲配器。一个没有留过洋,没进过音乐学院的人给作曲家们上课,这在现在是不能想象的,但当时的上海确实是中西文化碰撞的锋面,而陈歌辛这些后世看起来完全是天才的人物,正是那个特别的年代留给中国文化史的礼物。

在陈歌辛的几百首作品中,那首《玫瑰玫瑰我爱你》最具有传奇色彩。这首歌在二战结束后,由两个美国人翻译成英文,20世纪40年代美国最著名的爵士歌手弗兰克・莱恩把它唱遍了全美,在1951年,它登上了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第一名。弗兰克还出版了同名的唱片,风行全美。按照当时美国的版税计算方法,这首歌陈歌辛可以得到一百万美元的收入。陈歌辛获悉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兴奋地表示,自己要去美国把这笔钱领回来,买一架战斗机捐给志愿军,“去打美国鬼子”。但在当时,这是无法实现的。

三十年后,陈钢的弟弟陈东在美国演出时,遇到了弗兰克・莱恩,因为《Rose Rose I Love You》在美国影响实在太大了,所有的人都以为它是一首美国歌,但当陈东与弗兰克讲起这首歌是父亲创作的时,弗兰克兴奋得无以复加。从那年开始,弗兰克每年圣诞节时都会给陈钢寄一张贺卡,一直到2004年,九十岁的弗兰克在接受上海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还沙哑着嗓子,表露出异常兴奋的情绪。

而在1999年,中国女足在亚特兰大与美国女足决战世界杯时,全场华人高唱的,也正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像许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文人一样,新中国成立后,陈歌辛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社会的建设中。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专职作曲,他先后为故事片《纺花曲》、《人民的巨掌》、《情长谊深》,美术片《骄傲的将军》、《乌鸦为什么是黑的》,戏曲片《盖叫天舞台艺术》等作曲,并担任了《女篮五号》、《山间铃响马帮来》等影片的音乐指挥。可是,也像许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文人一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作品也失去了很多光泽,写惯了十里洋场、才子佳人,突然要歌颂人民歌颂党,陈歌辛和他许多同代人一样,有点转不过弯来。

音乐界很快就开始了批判“黄色歌曲”的运动。刚刚卸任的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当年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批斗黄色音乐》,黎锦晖的歌成了黄色歌曲,陈歌辛的歌也成了黄色歌曲。在回顾这段往事时,周巍峙曾说,那时的他,真是“从无知到狂妄,从狂妄到乱说。”

在反右运动一开始,擅写“黄色歌曲”的陈歌辛就成了右派,天才的作曲家,成了安徽白茅岭农场里的工人。妻子金娇丽每次辗转来到白茅岭,看见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变得如此瘦弱和惊恐时,她都能真切体味到“心如刀绞”的感觉。饥饿、疾病,时时折磨着这个来自大上海的右派,音乐,成了一个遥远的模糊的抽象的东西。

正在演奏的陈钢教授

但是1959年的一天,陈歌辛突然被生产队里的大喇叭唤醒了,里面播放着优雅、细腻而又激情四溢的小提琴曲。

《梁山伯与祝英台》,作曲何占豪、陈钢。

陈歌辛依稀听到了这些词语。“陈钢,那不是我儿子吗?”

陈歌辛此时的兴奋无以复加,他给妻子金娇丽写了一封信,索要一本《梁祝》总谱,他说要儿子陈钢签上名字,并给儿子提些建议。当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的陈钢,已经与父亲划清了界限,金娇丽也没有为这件事“麻烦”儿子,她买了一本总谱,带着它来到白茅岭。

没有人能够知道陈歌辛看到这本没签名的总谱时是怎么样的一种“悲欣交集”的心情,更没有人知道,陈歌辛要给儿子提些什么样的建议。陈歌辛没有能够度过1961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在这一年的1月25日,他那颗一直为音乐澎湃的心脏衰竭了,生命只有四十六年。

时隔多年,陈钢还是不太愿意回忆起这段不堪的往事――除了情感上的原因,一定还有音乐方面的。

在1957年后,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最常听的只剩下了一种音乐,那种激昂的、嘹亮的与政治生活结合紧密的军歌式的音乐。

在这种环境下,《梁祝》确实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已有太多文章描述这部小提琴协奏曲的诞生: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创作小组准备创作一首民族化的小提琴曲,浙江越剧团来的进修生何占豪提议把越剧《梁祝》改成弦乐作品,这一提议得到了校党委书记孟波的支持。因为弦乐系的同学只能写出旋律,却作不了大的协奏曲,于是正在作曲系读大四的陈钢加入进来。

陈钢起初并不情愿参加这个创作小组,因为那时候他正在准备他的毕业作品,而且生在音乐世家的陈钢,对管弦系的小师弟小师妹捣鼓的东西,多少还有点看不上,认为他们不是在作曲。但是他的老师丁善德说服了他,丁先生说:“这部《梁祝》,是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做好了,也可以算你的毕业作品。”

于是,不会拉小提琴的陈钢,开始与越剧团二胡演员出身的何占豪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在1959年的5月27日,上海的兰馨大剧院,十八岁的俞丽拿与音乐学院的乐团一起首演了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在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之前,一直站在幕后的陈钢心里还非常没底,但听到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陈钢热血沸腾起来。首演获得了巨大成功,观众太热情,俞丽拿不得不与她的同学们把这部作品从头到尾再拉一遍。

有陈歌辛这样一位天才的作曲家父亲,陈钢成为音乐家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陈钢却一再说,父亲对他作曲技术上的直接指导并不是很多。陈钢幼年时是跟随一位匈牙利籍的钢琴教师学习钢琴,当时风华正茂的陈歌辛正处于创作的最旺盛阶段,他并没有刻意培养儿子。儿时的陈钢非常怕那位严厉的匈牙利教师,在十四岁的时候,陈钢就虚报年龄参了军。

但是命中注定要与音乐相伴的陈钢,到了部队里还是成为了一名文艺兵,并在195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

作曲方面,父亲对他的影响主要是概念上的。陈歌辛是一个涉猎广泛的杂家,他从小就跟儿子说,要用三只耳朵听音乐,“一只耳朵听古典音乐,一只耳朵听现代音乐,一只耳朵听流行音乐”。这种视野与概念的影响伴随着陈钢的一生。或许正是这方面的原因,在《梁祝》之后,陈钢不断地写作出脍炙人口的作品,包括《苗岭的早晨》、《金色的炉台》和《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这些创作于“文革”中的作品,在那个年代是最受欢迎的。当时在上海交响乐团任首席小提琴的潘寅林,是这些作品直接的催促者,当时国外的经典作品都已经禁演了,流行歌曲不让唱,潘寅林等人演奏的小提琴作品,成了音乐爱好者的最爱。陈钢用他那敏锐的神经捕捉到人们的脉搏,“那个年代是抑郁的,我就写光明,写《苗岭的早晨》;那时候人们是寒冷的,我就写《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这些音乐温暖了一个时代的心灵,它们怎么会不受欢迎呢?”

有趣的是,许多人在那首《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的钢琴伴奏中,发现了爵士乐的切分节奏,这段伴奏有效地烘托了曲子热烈的气氛,更成为小提琴曲创作中一个新颖动人的片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音乐学院的课堂上,是不大会出现爵士乐的内容的,或许正是陈钢血脉里流淌着的歌仙的血液,在创作的一瞬间澎湃起来,然后从指间滑落出这一段奇异的音符。

  (摘自《闲话之一:玫瑰与蝴蝶》,青岛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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