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变迁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面对生与死的现实就是母亲的过世。妈妈去世以后，爸爸就是我朝夕相处的亲人。
1973年初的一个下午，家中只有我和爸爸两个人。爸把我叫到了客厅，他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
爸爸很久都没有说话，他低着头，似乎一直在斟酌着怎么
其实，两个月前哥哥就告诉我，爸爸已决意再婚，对象是一位中年女性。哥哥还说，一些知情的同事和朋友谈到这位女士当时的婚烟状况及一些做法时，都感到忧虑。他们认为，爸爸已经撑过最艰难的时期，正走向事业的高峰，现在文革尚未结束，还是谨慎为好，不要辜负了老同志们的期待。哥哥将这些议论中的部分内容以转述的方式极其婉转地告诉了爸爸，可是爸爸听不进去。此后哥哥几次试图同爸爸深谈，都没有进行下去。哥哥说，若不是妈妈临终前曾嘱托哥哥要多帮助爸爸，他实在不愿多问这事。考虑到父子间的关系，哥哥以后就不再谈了。
满屋子都是中华牌香烟的味儿，一根儿烟抽完了，爸爸终于说话了：“我想找个伴儿，你们都在外面忙，我一个人很寂寞。可是我还要这个家，你和你哥哥谁也不要离开我。”
爸爸告诉我，他只是想找个人做伴儿，彼此都是有孩子的人了，他不能丢下这个家。爸爸说，他向对方提出的条件就是孩子们都不离开他。望着和妈妈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家，爸爸的声音哽噎了：“我们一家三口不能再分开了！如果我们再分开就太对不起你妈妈了！你和你哥哥都不要走，我们几个谁也不离开谁！咱们三个人一定要紧紧团结在一起！”至今他那呜咽的声音还回响在我耳边。
我点点头，爸爸，我愿意你过得好，我和哥哥都希望你找一个对你合适、对咱们家人都好的人。
爸爸认真听着我的每一句话，沉思片刻后，他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诚恳地对我说：“你的话爸爸全都听进去了，我知道你是为爸爸好，我会当心的！”爸爸欲言又止：“要是你再早一些对我讲这番话我会采取另一种做法的，可现在……已经有些晚了。”
当时我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望着女儿疑问的目光，爸爸低下了头。
怎么能让19岁的女儿更多理解自己此时的境地呢？这是一个艰难的话题，爸对我说：“我尽最大可能争取最好的结局，不管怎样，我走到哪里就把你带到哪里。有一件事是我保证可以做到的，今后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和变化，我向你保征：我决不会做对不起你和伤害你的事情！”此刻，他的神态变得庄重起来。
我信任地点点头，毫不犹豫地相信了他。爸爸不会撒谎，他从来没对任何人下过保证，这是我们之间神圣的诺言！
记得此后不久的一天，爸爸回家后就对我说：“有人把我们家的事告诉主席了……”我诧异地睁大了眼睛，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来不依靠外力处理家事，这会儿是怎么啦？在文革那样一个年代，伟大领袖有着至高无上的威慑力，作为一个“毛主席的小战士”又能说什么呢？我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爸爸见状，便没有继续说下去，就这样，我们头对头地坐着沉默了很久。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话题。
哥哥为什么要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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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房胡同35号,我身后有晾衣杆的阳台就是我家。摄于1973年搬家前 |
爸爸说，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过去，爸妈经常熬夜写文章批文件。一到晚上，写作班子的同事时常聚在爸爸的书房里，几乎天天都有通讯员来来往往送文件取文件。多少年家里就是这样过来的。为了彼此互不干扰，爸爸希望哥哥另行安排住处（按父亲的要求，小侄儿出生后，一直没有回过报房胡同的家）。
可是，哥哥搬到什么地方呢？在住房紧张的上个世纪70年代，住房都是单位分配的，哥哥参加工作只有几年，这样的资历是排不上队的。
哥哥决定，和怀着小侄子的嫂子回丈母娘家，在一个大革命时期的红军老干部家里住下。嫂子的妈妈张开双臂热情地欢迎孩子们。
8月中下旬的一天，哥哥终于搬走了。
本来哥哥搬走早已成定局，只是没有去处拖了下来。爸爸允许哥哥继续使用他小屋里的家具和物品。哥哥带走了其中的床、桌子和书架，离开时应宿舍管理员小贾要求，列出了清单，并签了名（当时家里使用的家具都是租用单位的）。哥哥担心他走后，母亲的物品将被弃之如垃圾（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所以，匆匆将母亲的一部分衣物、信札、随身用品等一起带走。
我是怎样离开家的
当我照例从医院倒休回家时，我惊讶地发现，家里的大门重新换了锁，原来的老钥匙不能用了。十几分钟后，家里新来不久的保姆M（化名）买菜回来了，我跟着她进了家门（在我家做了十几年的老阿姨不久前走了）。
不管怎样，我打算先配一把新钥匙，M顿时紧锁眉头，她向我透露说，已经有人交待过，她不能把大门钥匙交到我手里。我不想和她多纠缠。我不愿别人参与家里的事情，不给钥匙就算了，我直接去找爸爸要！
“那不行！今天的事你不能告诉他！”M狐假虎威地说。
“为什么？”我惊讶了，“你有什么权力干涉我们家的事情？”
“不是我不给你钥匙，是有人交待安排了，我不这么做就别想在你家干下去，我家还有孩子等着我供养上学呢！现在合适的活儿不好找，我要是没工作了可怎么办啊？我的孩子怎么办啊！”M又变得可怜兮兮的。
我们一家的事情应由我们自己解决！我要等爸爸回来跟他说！现在我就打电话！M一个健步横在我面前，她用身子挡住电话说：“你别，别找你爸！这几天他工作特别忙！”
“不让我给爸打电话我就去找他，我在门口等着，爸爸总有下班结束工作的时候！”M极力劝阻我，她说爸爸这些日子每天都回来得特别晚，我是等不到他的。
我家怎会出现这等局面？这与我家一贯处理问题的风格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我隐约感到，我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与爸爸自由沟通了。
我冲动地回到自己的小屋子，从柜子里翻出几件换洗衣服，塞进随身用的小挎包中。
刚刚靠在床上松口气，M紧跟着走进了我的屋子，呦！你这是去哪里啊？我愣了一下，这是我的家，我去哪儿？
“那你收拾东西干什么？告诉我你要去什么地方，我也有个交待啊！”对我来说，离开家只有回单位宿舍，可是M保姆对我的回答似乎不满意：“宿舍是临时休息的地方，你打算长住在哪里？”这话从何谈起？
M瞪着一双混浊的眼睛站在我的屋子里不走，“你快说，你准备去哪里呀？要不然我没法跟你爸交待啊！”
我能去哪儿？我是爸的亲生孩子，从小在他身边长大，我的根就在这里！可M一步步逼问得紧，想想还是先出去逛一圈吧！“我去王府井！”“那不行！你能住在那里吗？你得去能住下的地方！”（逛王府井还得回家住）“住五六天的地方不行，要到能够多住一些日子的去处，最好能住十天半个月以上的！”
我的眼前开始模糊起来。M又在我身边继续絮叨了些什么我已听不清，但我知道我面对的是怎样一种局面了！M此刻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一把打手板的尺子罢了！
我不想靠家里，我自己能独立生活！在这样的激将下，正在犹豫的心逐渐坚定起来。我看了一眼小挎包里的东西，里面是一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衣，两三条换洗的裤子和几双袜子，还有从抽屉里随手拿出的手绢和一本爸送我的《马克思传》。在拉上拉链的时候，我的手有些颤抖。
我惊讶地看到，M早已直挺挺地站在门口恭候，我家的大门第二次被最大限度地开到90度角，她如释重负地说：“你走好啊！你走好！”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走。我不知疲倦地走到爸妈带我去过的很多地方：王府井、台基厂、东交民巷、天安门，一直走到星星月亮望着我。望着远处宽阔的天，我的耳边响起了《拉兹之歌》：流浪，到处流浪……。
那天晚上，我敲响了姨妈家的门。那时，他们一家正在艰难之中。
家，没有了――搬离报房胡同
一周之后，哥哥打电话告诉我一个简短的消息：咱们报房胡同的家已经腾空并要交回部里，你不要再去了。爸爸已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
这个消息是由爸爸单位的工作人员通知他的。
片刻我才缓过神来，不管爸爸搬到哪里，我得先回家收拾一下呀！我问电话那一边的哥哥：那搬家了怎么没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呢？哥说：“刚刚我才知道，这不是告诉你了嘛，你还想怎么告诉！”
“那我这就回家，回报房胡同看看，收拾一下妈妈和我们留下的东西！”
“回家？”哥哥笑了，“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报房胡同的房子已经腾空收拾干净，交还外交部了，哪有什么家？你去找谁？你去看什么？房子是国家的，妈妈不在了，爸爸搬走，交回住房是按国家规定办的。”
什么？报房胡同的家就这样没了？她和妈妈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像海市蜃楼、像庞贝城，甚至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
我有点语无伦次了：“那爸爸住的新地址呢？”哥哥说，还没有通知他，目前只知道那是一个四合院，“这件事就这样了，没你什么事，就别问了。”哥哥在电话中叮嘱我：“一定沉住气把现在安排好，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是你要有一个固定的宿舍，上下铺也是好的，否则你今后怎么生活下去？”“上大学的通知发了没有？上学前的准备做好了吗？你还年轻，千万不要沉沦下去！记住，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
放下电话，我首先想到当务之急是要为自己“号”一个相对稳定的铺位。在热闹的集体宿舍里，我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安顿好一切，便骑着自行车一口气从北师大骑到西单，又骑到电报大楼。这里没有认识我的人。我停下来，再也不想忍耐，面向东方（我家住东城）放声痛哭。
哥哥一家搬到北海后门那座小四合院里，一住就是8年。
天凉好个秋
1973年初秋，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9月22日之前报道。
我早就计划好了，到天津上大学之前，一定要看爸爸一眼，和他道个别。
这一天我很早就醒了，走过一段寂静的小路。大门打开了，里面出来的是我过去就认识的工人王大叔，文革前曾在外交部宿舍做过后勤，当时和孩子们相处得很融洽。
“太好了，王大叔，你怎么在这里呢？”王大叔朴实的脸上露出笑容：“部里分配我到这里做门卫工作的，好久没看见你了，你这是来……？”
“我来找我爸爸，我想看看他。”
王大叔的神色突然阴沉起来，“不行，你不能进去！”
“你说什么？”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听力，不管怎么说，这里住的是我的生身父亲呀！我对他解释道，过几天我就要到外地读书，今天就是想看看爸爸，不会给他添任何麻烦，过一会儿就回单位。“请您先告我爸一声，他的女儿看他来了。”
王大叔仍旧不同意，“上面已经反复交待过这件事，你不能进去！”他说这不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布置下来的任务”。
我惊愕了，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不管爸爸当官还是一介百姓，他是我的血肉之亲啊！几天没和爸爸见面，我怎么就成了笼外的鸟呢？
可是，我还是要耐下心来说服他。我讲述了自己的近况，以及爸爸提出让哥哥搬家的经过。王大叔听罢，诧异地瞪大了眼睛：“原来是这样的！”王大叔要我先在门口等候，他马上进去问一下。
正在胡思乱想，王大叔带着轻松的笑容走了过来。你爸爸让你进去，他说好久没看见你了，特别想你！这回我知道了，你爸对你啊真是没的说！
走过葡萄架和几棵繁茂的大树，在客厅门口我站住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爸爸的家”，我不知怎么摆正这样的关系。正在琢磨着，我一眼看到了父亲，他一个人坐在宽大的沙发中间，正笑眯眯地在等我。
见我走进来，爸爸的脸上露出欣喜快乐的笑容，他的瞳孔里闪现出一道我早就熟悉的亲切目光，那是来自心底的光芒，是父母见到亲生儿女的欣慰和快乐――就像家长在校门口苦等着接孩子的感觉一样。
和自己的爸爸交流用不着太多言语，我想这就是血肉相连的亲情。“爸爸”，我习惯性地叫了出来，“快过来坐吧”，爸爸招呼着我……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的院子，直到身后的大门重新关上。抬头仰望天空，9月的天那样湛蓝，我像为出海远行的亲人送别一样，站在岸边默默地祈祷祝福。
不知不觉我顺着熟悉的路又走到了报房胡同，站在老院子里，碰到老邻居，得知半个月前我家最后搬走的情景。搬家那天爸爸没有来到现场，妈妈的东西没有专人照料，也没有人再用，随便扔在地上和杂物一起堆放着，零散的东西掉了一地，小孩子们在嬉闹争抢着……
听着这些，我垂下了头，无言以对这一切！我为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妈妈留下的珍贵纪念品而感到无地自容！
多年以后，一位收藏家在拍卖会上买得一本签着父亲母亲名字的书，书中夹着一张母亲于1950年在莫斯科亲笔写给哥哥的明信片。还有人看到，在香港摩罗街（专卖古董旧物）有卖签有给乔冠华题字的名家的画。这些父亲遗留的文物是如何流落市井的呢？
中南海西花厅
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我们家的孩子一定要称周总理和邓颖超为“周伯伯和邓妈妈”。
这一切其实很简单。爸妈在周伯伯身边工作了几十年，哥哥就出生在重庆曾家岩50号。那时候，爸妈几乎每天都要外出工作，他们把孩子放在一个婴儿活动床里，谁有空就帮忙照看一下。周伯伯每次路过这里的时候，总会照看一下“弟弟”（小男孩），哭了抱一抱，饿了喂一口。
在一连串变故后，爸妈的老朋友曾到家中劝说，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哥哥说并不想干涉，只是想找邓妈妈谈谈，希望联系一下。不久，我和哥哥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邓妈妈已经在等候我们，她慈祥而和蔼，见到我们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随意。当邓妈妈得知我马上要去天津上大学时，她十分高兴地说，去天津上学好啊！我和总理都是在天津的学校毕业的，我们是半个老乡了！
此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总理的外事秘书挟着公文包匆匆走进来，他一边走向里屋一边对邓妈妈说，总理回来了。邓妈妈对我们说，总理非常忙，他刚刚下火车。
正说着，只见周伯伯一个人从外面进来，他步履匆匆，神采奕奕的脸上稍带倦意，看到我们在座就说：“宗淮，你们先和邓妈妈谈谈，我一会儿就过来。”
能见到周伯伯，这真是意外的收获。我暗自期盼着，最后能和周伯伯再见一面，听他说几句话。仅仅过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周伯伯就出来了。
周伯伯像对待家里人一样，详细询问我和哥哥近期的生活与工作，哥哥如实谈了心中的困惑和想法。周伯伯鼓励我们要努力奋斗，走自己的路，不要靠家里，父亲的事情随他们去。
在谈到妈妈的时候，周伯伯一字一句庄重地说：“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在这里，我好像又回到了亲人身旁。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
每逢佳节倍思亲
转眼国庆节到了，我放假回到北京，住到了大姨家。我从天津买回10斤水果糖，一份给表姐表妹，一份给哥嫂，还有一份我想送给爸爸。这是我用自己挣的钱给爸爸买的第一份礼物，可是我却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时见到他了。望着周围家家团聚的景象，爸爸的身影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脑海里。
我很想看一眼爸爸！可是怎么能见到他呢？我再不干上次那样的傻事了。我喜欢自由自在地和爸爸来往，我不愿见父亲像见首长，更不想惊动门卫。
节日的上午，我悄悄把带给爸爸的糖装到书包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爸爸住的胡同口。过去爸爸大都在9点左右出去参加活动，现在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伸长了脖子向他住的方向张望着，希望爸爸高高的身影能够出现在胡同口。
时间已近中午，爸爸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这样的等待似乎有些痴。我默默从书包里掏出一把水果糖，轻轻撒落在路边：爸爸，我来看过你了！
节日的晚上，大姨拿出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送给她的原版唱片《老人河》请我听。唱片机里旋转出那宽厚低沉的男低音：“老人河啊，老人河，你知道一切，却总是沉默……你滚滚奔流，总是不停地流过……”
一种沉静的感觉在我的周围蔓延开。
重新走近父亲
1979年一个周末，一位老同事约我去她家坐坐。老同事关心地问我：“去看老父亲了吗？你一定要去看他，他现在需要你！”提到家和父亲，我深深低下了头。
我岔开话题：“说点别的什么吧！”
“不，现在最重要的是去看父亲，这也是很多老同志们的建议。”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当然想看自己的爸爸，这还用别人说吗？可是我怎么进他现在的家呢？
“我去过，可是……”可是我怎么说呢？怎么能一语道清其中的酸甜与苦辣呢？
老同事笑了：“你和爸爸之间只有父女情！一个人再婚几次也永远是自己孩子的亲生父亲，谁都明白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去看看老父亲吧！现在他需要你。记住！在女儿与父亲之间没有别人，只有你和爸爸两个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父女之间就这么简单，任何诠释都是多余的。
我一个人敲开了那扇大门，又走到了爸爸的身边。
和你妈妈在一起的日子我一天也没有忘记
在爸爸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养病，靠在客厅的躺椅上抱着喜爱的老古书静静地阅读，这是他最大的嗜好。
初秋的一天，我去看望爸爸，我坐在他身旁，照例问候他的身体，那天我穿了一身咖啡色套服，爸爸望着我似乎认出了什么：“这是你妈妈的衣服。”他的眼中闪烁着亲切的神情，“咖啡色带小格子的，这是用我们去巴基斯坦访问时当地人送的一块毛料做的，你妈妈回国后做了一套衣服和裤子，还乘下一小块料子没有做。你妈妈很喜欢这身衣服的颜色和图案。”
我惊奇地瞪大眼睛望着爸爸，那时我早已为自己定好一条规矩，在这里决不主动提与过去一切有关的话题。妈妈去世后，我曾和爸爸相依为命，至少我主观上是这样认为的，可现在，我们虽然近在咫尺，却已物换星移几度秋。
在爸爸面前，我说不出假话，听到他主动提起妈妈，我顿感意外，便惊奇地看着他说，你身体不好就好好养病吧！还提我妈妈干什么呢？再说，你现在生活得挺好，这里的住房大，条件也比咱们家强，我妈妈也不在了，过去的一切对你已经不重要了！
爸爸悄然望了我一眼，便自顾自地深深陷入了似乎遥远的回忆之中：“那一年，总理和陈老总到东南亚访问，我和你妈妈都去了。巴基斯坦是一个古老美丽的地方，当地盛产棉花，我们参观了那里最大的一家纺织厂，主人非常热情，他们送给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份小礼品。我们收到了这块衣料，你妈妈特别高兴，我记得十分清楚。”
听到爸爸深情的回忆，我疑惑地眯起了眼睛：“已经过去那么久的事情，你还都记得吗？你还记得我妈妈？”许久我们没有这样推心置腹地交谈了。
凝视着窗外的缕缕浮云，爸爸的神态变得庄重起来，他充满思念地说：“和你妈妈在一起的日子我一天都没有忘记！过去的每一天都装在我的脑子里，我从来不会忘记。”
听了这番话，我睁大了眼睛，望着父亲额头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我们在一起默默坐了许久，我和爸爸谁也没有再说话，仿佛此刻妈妈就在我们身旁，仿佛此刻就是地老天荒。
（摘自《乔冠华和龚澎》，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3月版，定价：4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