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农村“80后”

北京电视台曾播放过这样一个新闻镜头：一日凌晨，一个农村模样的小伙子在土城公园里大肆破坏路灯、路牌等设施，被值勤民警当场抓获。当电视记者采访这个农村青年时，他对着摄像机镜头大声说，我就是讨厌这些来公园跳舞的人，看不惯他们。在对“80后”的众多评论中，人们往往只看

农村青年的生活动力

当今，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已是日新月异，而大多数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农民群体与现代生活相距甚远。他们在父辈留传下来的小块土地上，用一代又一代人的泪水和汗水延续着艰难成长的生命。农村青年依靠悟性和本能从父辈的言传身教里获得一些生存技能，大多很早就被迫接过父辈无力继续承担的生活重担，靠透支生命和体力以换得延续全家生命的口粮。与城市青年相比，农村青年的青春非常短暂，早衰是他们的普遍特点。

现在农村中的文盲现象正因乡村国民教育和社会文化建设的缺失而加剧，城市中常见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剧院、书店等在农村都少见，一切被城里人视为必要的精神享受对不少农村人来说都是奢望。这样大数量的文盲、半文盲被隔离于现代文明之外，远离智慧、创造、理性、正义和文明，他们对制度和秩序等外在压力抱有恐惧心态，也因为害怕和不解而产生出盲目的仇恨并转化为破坏现代文明的内在冲动。

调查发现，农村青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国内城市成人的平均水平，受调查者中不少人身体虚弱，健康欠佳，精神萎靡不振，心理承受能力明显低于城里人，潜在和显性的精神病人明显多于城市的同龄人。农村青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直接表现是情绪的焦虑、性格的暴躁和不洁行为的经常化，这种状态严重影响到农村青年的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

因为大部分农村家庭无力支付教育费用，儿童中能完全接受小学教育的比例较高，但能够进入初中继续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学生比例却骤降至40%左右。有人测算，就教育水平而言，目前农村青年的平均文化水平还不到小学5年级。就今天人类浩瀚的文化知识而言，这样的文化水平实际上处于准文盲状态。

农村“80后”在幼小的时候就分享了父母的艰难，父母面对时世艰辛的情绪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他们身上没有叛逆色彩，更多的是中庸、责任意识。从小就生活在农村广大而深厚的家族伦理网络里，他们思考人生问题时，父母、家族已经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个人生活的规划中。“光宗耀祖”等观念依然是他们对宗族社会的最好答卷。

社会学家分析“80后”时，无一例外地用到“独生子女”来形容这一代人，并认为“独生子女”独特的成长环境对他们“无底线”、“叛逆”思想和生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农村部分“80后”有兄弟姐妹，这些人的幼年并不孤单，他们不缺少玩耍的伙伴，不缺少在一起干活儿的伙伴：一字排开，在玉米地里薅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乐趣。

实际上，在大学这个处于城市因而具有城市生活风格的区域内，倒是农村“80后”由于不适应环境产生的自卑情绪而更难与人相处。绝大多数情况下，城市“80后”更开朗更有组织能力和协调沟通能力。如果说城市“80后”的孤独忧郁形成于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那么农村的“80后”的忧郁更多的是来自父母哀叹时世艰辛的感染和自己对生活前景的无奈。某大学的一位同学说：在一次文学讨论课上，我们农村“80后”就很难理解城市“80后”同龄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郭敬明、张悦然、春树，那么喜欢玄幻小说。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告别生活了19年的乡村来到大城市上学，当对门寝室几个来自大城市的同学大谈650毫升与550毫升瓶装可口可乐的区别、大谈阿迪达斯与耐克的全球限量版时，我们寝室几个来自农村的孩子目瞪口呆不知所云的情景。

在社会学家看来，自我、情绪化、颠覆性是“80后”的普遍标志。实际上，农村“80后”由于过惯了超乎想象的艰苦生活，他们的主语依然是“我们”。他们很早就知道上学、干活儿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在校园里最保守、最传统的那批学生就是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们一无所有，唯有名誉，成了生命所在，所以农村的学生大都刻苦地学习，践行着父辈的教诲。走出农村、山沟是他们最朴实最原始的动力。而那些没有考上大学和过早地辍学、失学的农村“80后”，他们离开学校就马上投入到田地的农活儿中去，或者成为民工大军中的一员进入城市，在各种各样的工地挥洒汗水和泪水。他们年轻，上过几年学，相比较他们的父母来说，他们是属于有知识的一代（知识在农村有时仅仅指识字）。他们学手艺、接触新技术新思想、领会新政策都快于他们的父辈，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农村建设以及农民工中的主力以及家庭的顶梁柱。在他们身上看不到颠覆与无底线，看到的是勤劳和责任。

边缘化的进城务工青年

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不少农村青年成了在农村――城市之间来回流动的“候鸟式”打工者。初期，以进工厂做临时工为主；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近10年间他们主要在建筑业就业。建筑业的劳动强度大，生活水准差，劳动报酬低，往往还要受包工头的多方克扣；一年如能外出劳动200天以上，拿回2000～3000元就算比较幸运的了，如果黑心的工头卷款而逃，则可能分文不得。

农村女子初时较少外出打工，但近年来女青年几乎倾村而出，到南方的民营、合资企业打工，因为那些企业女工就业相对容易。由于经济压力以及黑恶势力的逼迫，在色情行业中就业的农村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人数激增。尽管这类从业女性所得收入较多，但所从事的活动对她们自身的伤害也最大，一般而言，她们很难再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去。

凡此种种表明，对只能在城市里暂时就业的农村青年来说，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很难，进城打工至多也只是暂时减缓生活的苦痛而已。

根据年龄划分，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已经形成了两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生于20世纪80年代，于20世纪90年代末或新世纪初进入城市。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多在25岁以下，“80后”越来越多，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基本没有务农经历，但受学校教育的程度高；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赚钱作为第一目标，而新生代农民工则还包括“习惯外出生活”、“羡慕城市现代生活”和“外出能够享受现代生活”等目的，部分人开始试着去认同流入的社会，如参加当地社会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与当地人建立经常性的交往关系，甚至加入当地的一些社会组织等；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对农活没兴趣，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不认可，甚至持批评态度。总之，他们具有更多的城市化冲动。

新一代农民工逐渐习惯于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的生活。虽然自己的“根”仍在农村，但却与农村生活格格不入，矛盾的心情常使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

美国政治学家在对美国社会的移民进行研究时发现，与第一代移民比较，第二代移民的心理和行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虽然他们在迁入地感受到种种歧视，但由于已经比原来的状况有了改善，他们一般并不预期与迁入地的居民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和地位。第二代移民则不然，他们一般没有原来生活的经验，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缺少父辈那种对生活的满足感。当他们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时，便会在心理上产生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与父辈的期望不同，他们强烈地要求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垂直上升。在这种心理预期的驱动下，第二代移民面对不平等缺乏忍耐性，因而，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所以，第二代移民的失范行为较多，犯罪率也较高。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不是出生在城市里，但他们已经具有第二代移民的心理特点，要求更多与所住地居民（城市居民）的平等权利。如果这个需求得不到回应的话，他们可能产生更多的对抗行为，外来人员犯罪近年来日益增多，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在珠三角地区，“80后”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工作观与老一代完全不同，以挣钱为目的的只占18.2%，而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和“在家乡没意思”的人共占到71.4%。

广东省东莞市一家制衣厂的女老板，2006年新招了一个年轻杂工。小伙子刚满20岁，是一个没在厂里干过的“生手”。他经常在上班时间跟车间里其他工人聊天，老板告诫他：“不要影响大家干活。”没想到，小杂工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又不是来赚钱的。我妈说了，没钱了让我管家里要。你这几百块钱根本养不活我。”当工人“不是来赚钱的”，那么像“扣工资”、“开除”这样的惩罚方式就很难约束他们。

“我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位老板苦恼地说。这样的现象在珠三角地区很普遍，因为制衣厂老板和她朋友的工厂每年都要招很多这样的“生手”，这些“生手”几乎清一色都是1985年以后出生的人。老板们习惯把这批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工人叫做“八字头”农民工。与“老”农民工相比，“八字头”农民工一方面不能吃苦，另一方面对自身权益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仅仅提高工资已经吸引不了他们，他们还会要求更多的闲暇时间、城市的娱乐方式以及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等等。对老板来说，这些新的变化无疑对以往驾轻就熟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

“八字头”农民工中不乏独生子女，他们在家里也是唯一的“宝贝疙瘩”。尽管在户口本上他们仍是农民身份，但其中相当多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劳动，甚至连自己家里有几块田都搞不清。

他们同样属于“80后”，也是从小看动画片和电视剧长大的一代，贴在“80后”身上的那些标签――“自我”、“物质化”、“无责任感”对他们同样适用。生于农村的“80后”们伴着“加快发展市场经济”的口号进了城，他们眼中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环境，多少会与父辈和兄长们的体验有所差异。

没有挣钱的压力，“八字头”农民工可以随心所欲地换工作。他们的职业流动率在各个年龄段中最高，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说到“跳槽”的理由，工资太低不是影响他们跳槽的主要原因。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

在“七字头”和“六字头”农民工看来，工作只有钱“挣多挣少”的问题，而“八字头”农民工已经开始寻找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也试着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不知不觉间，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农民工”已经悄悄完成了自己的更新换代和“结构转型”。当“民工荒”、“讨薪”等现象被当做社会问题备受关注的时候，农民工群体内的变化可能会让城里人始料不及。你身边辛勤忙碌的“农民工”早已不是刚刚洗脚上岸的老农民。他们年轻，富有朝气，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和时尚的城市生活。

然而，现存的户籍管理城乡分治的二元制结构，却使这些进城工作、生活的外来青年，难以真正融入到城市社会主流中，甚至出现了一系列的不适应状况。杭州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城市，2006年对在杭务工青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有超过五成的被调查者对自身“新杭州人”的身份缺乏认同感，认为自己“和杭州本地人不一样”。

月均收入情况并不令他们满意。据测算，目前16～35岁务工人员的平均月收入为1185元。在部分单位中依然存在“同工不同酬”或“超时工作”等情况。

月均千元的收入注定了他们生活方式的节俭，吃饭、住房占据他们“日常开支去向”的第一、第二位。居住环境较差，自有房屋数量极少，他们大部分居住在用工单位宿舍、建筑工地工棚或者租赁的市郊农民房屋中。尽管他们对现在的居住条件非常不满，但为了最大可能地减少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他们无力改善现状。

令人意外的是，占据他们“日常开支去向”第三位的竟是“买衣服”，“寄钱回老家”的意向逐渐被远远抛在了后头。一些专家分析，外来务工人员进城后，生活方式在有意无意间逐渐向城市靠拢，在言行衣着上的城市化，正显示了他们适应城市的主动性。不过，受种种因素的局限，青年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仍然显得贫乏而单调。“看电视、影碟”是他们首选的业余活动，“读书看报”居其次，还有的青年民工选择了“待在寝室，睡觉发呆”。他们以群体内部的娱乐或自我消磨时间来打发业余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会活动的半径，减少了与城市人相互交往、了解的途径。

自18岁离家，到杭州打拼十余年，甚至已经在杭州安家，仍有许多青年外来务工人员坚称自己“不算杭州人”。

由于工作、生活、社交方面的局限，青年民工对城市人的看法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如有的青年外来务工人员明确表示，杭州市民“排外、冷漠、看不起外地人”。这无形中让他们在心理层面对城市的适应性造成了障碍。此外，户口依然是务工人员与城市产生心理认同的一条“天堑”，他们戴着“农民户口”的帽子，游走在城市中，干着城市中最脏、苦、累、差的工作，无论是薪酬、医保都难以得到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正是这种在家乡、城市都找不到自己位置的边缘底层人心态，让他们很难找到城市归属感、安全感和主人意识。

务工青年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尽管他们目前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们总体文化素质不高，他们的法制意识不够，他们的生活充满艰辛，他们还是游离在城市角落的“边缘人”，但他们代表了整个中国未来农民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务工青年希望像“城市人那样”活着，成为被人尊重的独立的人，能够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价值，有个志同道合的对象和温馨的家庭。这样的希望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摘自《聚焦80后》，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版，定价：28.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