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魏县漳河南边的秦庄村，是我生长的家乡，1947年秋解放。解放初期，我的家乡一度划为平原省漳南县。在土地制度改革（简称“土改”）中，我家被划为破产地主。后来，我对照有关政策规定，认为我的家庭成分属于错划，曾数次提出申诉，要求改正。
解放前后我的家境
我的童年，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小时候，我和当时北方任何一家的贫苦孩子一样，下地剜野菜，上树捋树叶，当地凡是能吃的野菜和树叶，我都吃过，诸如锯齿菜、马神菜、醋酸菜、灰灰菜、柳芽、榆叶、榆钱、槐树叶、洋槐花，等等，红白萝卜叶子在那时就是好菜了。即使这样，也是饥一顿饱一顿，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从十岁左右开始，就经常抬水、拾柴、推磨、推碾子。家里烧火做饭和取暖的能源，主要是靠我拾的柴禾，麦天铲一垛麦茬，秋天拾一垛玉米秸茬根，刮风下雨跑出去捡树枝，冬天用筢子搂树叶和干野草，去地里拾大雁屎。我家一度穷困到讨饭的边缘。有一次，我们村东头有一家办喜事，宴请亲友摆酒席，母亲和姐姐不好意思出面去讨要，就想叫我这个男孩子去。因为嫌丢人，我也不愿去。当时母子、姐弟僵持了好一会儿，那种无奈难过的心情，难以名状。最后，我还是坚持不去讨要。那时我还跟着大孩子卖过烟卷，和小伙伴们一起卖过甜瓜。
解放前夕，母亲把地根悉数卖掉，赎回十四亩典当地。此时全家四口人，母亲病弱，大姐已出嫁，二姐十二三岁，我和弟弟年岁更小，家中无劳动力，就让邻居代耕，收获了粮食对半分。那时产量很低，还要纳税捐，生活仍然相当艰苦。母亲的精神支柱，就是盼望我和弟弟快些长大成人。
1947年秋，家乡解放，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成立农会、妇女会、姐妹团、儿童团。那年我十二岁，参加了儿童团。我们唱的第一首歌就是：
一九四七年，成立儿童团，
站岗放哨，盒子（枪）手里掂……
1948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家乡开展“土改”运动。1949年春季，村里划分农村阶级成分，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办法。我叔叔把他家报成破产地主（当时通俗叫法是破落地主），同时把我家也报成了破产地主。当时，我不满十四岁，正在离我村八里远的回隆镇住校读高小。我和有病的母亲都不懂得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政策界限。就这样，我家就定成了破产地主，也就成了我的家庭出身。土改时，我家不但没有被斗受损，反而还得到益处。按平均分配土地和房屋的政策，还分得两间房、一亩多地。全家四口人，四间房，十五亩多地，生活开始逐渐好转。
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
家乡解放后，我在本村上初小，读新课本，学算术，同时，老师还教我们读《孟子》，学《尺牍》，背诵《古文观止》。
建国初期，小学是四二制，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二年，简称初小和高小。如果一个学校既有初小又有高小，称为完全小学，简称完小。1949年春节后，我考上县立回隆镇高小的插班生，跳过一年级，直接到第一班读二年级。严格意义上，这是我上了正式的新学校，国文、算术、地理、自然等课程，都由专职老师讲授，住校过集体生活，唱革命歌曲。
1950年初，我领取了高小“毕业证书”，面临升学考试。我本想去安阳考中学，可是路远，约一百里地，还要交生活费和学杂费，只好去上师范。我本不想学师范，当地人有“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小学教师）”的说法，可是当时家里经济困难，而魏县师范吃饭不要钱，不交学杂费，离家又近（五六十里地），最后还是决定去考师范。
1950年农历正月十五，我“金榜题名”，考上魏县初级师范学校。魏县师范于1949年夏建校，招收了第一届学生，我属于第二届，每届只有一个班，共一百名左右学生。入学时，我不满十五周岁，是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魏县师范三年，我吃的是公家饭（比家里生活还好），受党的教育，学习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身体也长成中等偏高的个子。当地著名的开明绅士申济舟，是参加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时任魏县副县长，兼任魏县师范校长（后为名誉校长），给我们班讲过中国历史课。他对我说：“你这三年长高了一头，这一头高是吃公家饭长的，你要为公家办事，为人民服务！”他的话对我教育很大，印象很深，至今未忘。
魏县师范毕业后，1953年3月，我被分配到县立郝村完小任教。当时我不满十八岁，是该校最年轻的教师。
我于1953年初参加工作到1956年上大学，每年都涨工资。我从亲身经历中，深切感到，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我个人得到了益处，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党风正，干部廉洁奉公，社会风气好，我感到处处都是明媚阳光，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过1955年夏至1956年夏一年的“肃反”工作，于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前夕，按七大党章规定，我没经过党支部大会讨论，由中共魏县县委直接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对要求入党人员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审查，还是相当严格的。但是，我入团入党、读师范、上大学、当学生干部，并没有因为破产地主家庭出身而受影响，所以在那段时间内，我丝毫没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
家庭出身的包袱越来越重
弟弟的故事
自从弟弟祝俊坡被错误开除团籍，被迫回乡劳动，我开始感觉到了“家庭出身”的包袱。
我弟弟在魏县初中学习时，曾任少先队大队长，1956年初中毕业，各科成绩都是A，因品学兼优，被保送到省立邯郸中学（后为邯郸第四中学）。反“右派”后，1958年，弟弟在学校黑板报上写了一首讽喻小诗，其中写道：“他姗姗来迟，走向队伍，真像阅兵的军官一样……”学校团委书记看了，对号入座，认为这是讽刺他的。于是借整团之机，说我弟弟俊坡出身地主，思想反动，并诬陷其参加过所谓的“反革命小组”，将俊坡开除团籍。所谓“反革命小组”的实际情况是，学校的一名老师想成立一个学习小组，让我弟弟参加，学习小组尚未成立，那名教师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于是这个未成立的学习小组，就被认定为“反革命小组”。1959年弟弟高中毕业，第一次参加高考，志愿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时高校招生，先看政审结论，后看考试分数。政审时因“政治思想不合格”，“不宜录取”，弟弟被迫回农村劳动。在那个年代，因家庭出身不好、“政治思想不合格”而“不宜录取”的青年学生不知道有多少。
1962年，邯郸第四中学给俊坡来信说，经审查，参加所谓“反革命小组”问题是不存在的，是错案，予以甄别平反，恢复团籍。“文革”后，恢复高考，在农村劳动了将近二十年的弟弟，于1978年第二次参加高考，成绩出人意料，全县两千多名考生中，他竟是第八名，达到了河北师范大学本科录取线。我考虑到他年龄大，家庭困难，为及早就业，就请邯郸师专录取了他。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错误开除团籍，当年他就有很大可能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在某一方面会做出较大贡献的。
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1962年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和谁斗呢？外斗帝修反，内斗封资修，还有地富反坏右，再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同时批判臭老九。在这一系列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实际上都被打入了另册。我的家庭包袱也就随之越来越沉重。
“文革”初期，唯成分论、血统论盛行。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没资格参加革命群众组织，开会发言先报出身，取消了发言权后，只能靠边站。动不动就查阶级出身和阶级根源，就连陆定一也不例外。陆定一是参加红军长征的老党员，担任中宣部部长二十二年，在打倒他的时候，中央发了一个文件，把他祖宗三代的照片都印出来了，其中一条罪状，就说陆定一“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地主的孝子贤孙”。陆定一说：“成分论、血统论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以上两句引文，均见《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第2～6页，李锐：《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可见当时从上到下，普遍认为，家庭出身不好，本身就是与生俱来的原罪。
我也受到怀疑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给党总支书记贴大字报，说祝伟坡出身地主（“破产”二字早已省略），却被重用为政治辅导员，是阶级路线问题。1969年，党的九大前后，进行整党，恢复党的组织活动，成立党小组时，有几个多年党龄的党员，因家庭出身不好，都不能当小组长，而指定一个出身好的预备党员当小组长。可是党章明文规定，预备党员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更痛心的，是这位预备党员小组长当面对我说，出身好的党员和出身不好的党员，对党的思想感情是不一样的。这种阶级偏见，给我留下一道难忘的伤痕。
1969年冬，我们河北师大响应中央军委“一号命令”，战备疏散到束鹿县（现为辛集市）。为加强战备，从师生中挑选骨干分子组织基干民兵。一些出身好的非党员编入了基干民兵；我是党员，身体和年龄都符合条件，却未编入。可见，关键时刻出身不好的党员，还不如出身好的非党员受到信任。
殃及儿子
更加重我的家庭出身包袱的，是两个孩子也因此受到连累。
1968年7月，我妻子到妇产科医院生第二个儿子时，医院让填登记表，要写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医生和护士一看是“富农”，就冷眼相待。我拿着孩子的出生证，到派出所去上户口，那个工作人员在户口本上，把孩子的家庭出身填写成“地主”，把“破产”二字省略掉了。我说我参加革命工作和加入中国共产党都十多年了，共产党员怎么能生出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儿子？那个工作人员回答很干脆，而且理直气壮：
“不填写地主，以后还有地主吗？！”
我听了，当时就觉得很荒唐，也很生气，但又很无奈！按照她这种逻辑，以后我的子子孙孙都是“地主”了，这就更加重了我的思想包袱。
“文革”期间，我的大儿子先后上了小学和初中，开始懂事了。同学们一说“黑五类”、“地主狗崽子”，他就低头不吭声了，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低人一等的阴影。他刚上初中时，有一次因一件事，我带着情绪批评他，他气冲冲地说：“你别来地主这一套作风！”我一听，情不自禁，怒火中烧，举手打了他一巴掌，他毫不示弱，动手反抗，在家里（仅一间屋），父子武斗爆发了。幸亏他妈妈尽力劝阻，才制止了。事后我非常后悔，想想儿子在外边一定因家庭出身受到歧视和欺侮，忍着一肚子冤气，只好对我发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场父子武斗的根源，就是因为我出身破产地主家庭。
出身不好，找对象也难
2006年1月8日《中国青年报》有一篇时评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庭出身’像一把政治枷锁，束缚了不少年轻人。出身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入团入党、当兵提干、找对象，统统受到牵连。不论你多优秀，只要‘出身’不好就很难重用你。”因家庭出身不好，我弟弟不仅在政治上受到迫害，而且也找不上对象，这又是我的一个家庭思想包袱。他是正式高中毕业生，忠厚老实，长相和身体条件也不错，被迫回农村劳动后，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对方一打听家庭出身不好，就告吹了。直到“文革”后期，弟弟已经三十大几了，有人给他介绍本村一个贫农家的姑娘，那姑娘是个文盲，而且长得也不漂亮。论起来，弟弟各方面条件都比她好得多，只因家庭出身问题，女方就是不同意。后来，弟弟产生了过独身的想法。他曾对我说：“因家庭出身问题，我遭迫害，受歧视，何必结婚，生了孩子，让下一代再受歧视遭罪受呢！？”我听了，感到震惊，不禁一阵心酸难过。有句老话：“有父从父，无父从兄。”父亲不幸中年病逝，我为兄长，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弟弟结婚成家，不然，他到晚年孤苦伶仃，怎么办？可是因家庭出身，又是一个无奈，只有叹息和不尽的忧虑。
申诉与改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拨乱反正，提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政策，不仅要求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而且要纠正“文革”以前的，包括反右派和土改中的冤假错案。
在此形势下，1979年，我先后向本村、公社和县各级领导机关提出过要求改正家庭成分的申诉。要求改正我家“破产地主”成分的政策依据，主要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8月再行公布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见《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版）。中央文件规定，“构成地主成分的时间标准，以当地解放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过地主生活满三年者，即构成地主成分。”（同上，第15页）什么是破产地主呢？中央文件规定：“在解放前，地主已经全部或最大部分失掉了他在土地财产上的剥削，有劳动力但仍不从事劳动，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叫做破产地主。”（同上，第33页）这就非常明确，构成破产地主成分，除了已经全部或最大部分失掉了他在土地财产上的剥削以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有劳动力仍不从事劳动；第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如果不具备上述这三个条件，就构不成破产地主成分。
我家解放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我的家乡是1947年秋解放。解放前三年，即1944至1946年，我家四口人，地十四亩两分，房两间，占有的土地比一般中农户还少，早已完全失掉了在土地财产上的剥削；在劳动方面，父亲于1940年病故，母亲有病不能劳动，姐姐十二三岁，我和弟弟年岁更小，十多亩地，因无劳动力而让邻居代耕，这不属于剥削；生活状况呢，确实比普通中农户低得多。构成破产地主的三个条件，我家没有一条是具备的。显然，把我家划为破产地主，属于错划。
1980年6月下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所任教的河北师大马列教学部，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当众宣读了《关于改正祝伟坡同志家庭成分问题的证明信》及魏县革委会的决定，将我家破产地主成分改为中农成分。我听了，内心感到非常轻松，多年的沉重家庭包袱终于放下了，无形的政治枷锁终于解除了。
（摘自《温故》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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