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讲所全称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后更名为鲁迅文学院），是中国作家协会培养作家的高等学府，被誉为文学界的“黄埔军校”。
1980年3月20日，一份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入学通知，由湖北省作家协会转到我所在的单位――蕲春县文化馆，点名要我进京学习，时间
作者当年在文讲所的合影，后排左五为作者
3月30日下午，我按规定的时间到文讲所――北京东直门外左家庄朝阳区委党校报到。那地方当时比较偏，是3××路公汽的终点站，在左家庄商场门口下车后，沿一家工厂的外墙拐个弯，才到一处挂着“朝阳区委党校”木牌的大门。进门是院子，两排一前一后的平房，后面是一个能容百余人的大厅，既是教室也是进餐的饭堂。平房与大厅间甬道的屋顶相连，房屋的格局像一个“土”字。房屋的质量很好，大厅地面铺的是木地板。后院较大，空地栽了树，是一处幽静的林子。我和同学们都喜欢到林子里读书和散步。大约是党校平时活动不多房子闲置，便租给了“文革”后才恢复的文讲所培训学员。
我们那一期共三十三名学员，住八间房，男的四人一间，五位女学员住走廊尽头的那一间，很挤。每人一张单人床、一张翻面单屉桌、一只方凳，各人带去的行李帆布包只能放在自己的床铺底下。同室的李占恒是部队作家，来自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组，他带来一纸箱瓶装酒，也只能放在床铺底下。同室的还有贾大山和韩石山，贾大山的《取经》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我读过，没想到在文讲所与他同居一室。贾大山那年三十七岁，中等个头，寸板头，着对襟布扣便装，紫红的脸膛长满了疙瘩。韩石山也是第一次见面，他长我一岁，时年三十三岁，一开口满嘴焦黄的牙齿，只有一颗牙齿是白牙。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山西的水含氟浓度高，山西人多都是黄牙齿，那颗白牙是假牙。
我们那一期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职业不同，文化程度各异。戈悟觉、韩石山、王萌鲜三人是大学本科生，叶辛、张抗抗、王祖玲（竹林）、孔捷生等是老三届的知青作家。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写小说的作家（作者）。如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发行上百万册。黑龙江作家刘亚舟出版了长篇小说《男婚女嫁》，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孔捷生、艾克拜尔・米吉提、刘富道、关庚寅、陈国凯、陈世旭、莫伸、贾大山、蒋子龙是上年（1979年）度，即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的获奖者。当然像我这种没有什么名气的作者也有十几人。
4月1日上午，文讲所正式开学，会场没有主席台，也没有挂横幅，工作人员把条桌围成一个正方形，来宾和学员们围坐着，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或放鞭炮，一点儿也不隆重。我近距离地打量着那些来参加开学典礼的、当代文坛赫赫有名的大家，冯牧、陈荒煤、沙汀、严文井、刘宾雁等。冯牧是个高个子，面如满月，身着银灰色的西服，风度翩翩。陈荒煤谢了顶，沉静斯文，是大学者的模样。刘宾雁满头灰白头发，大鹰钩鼻子，坚定的下巴，谈笑风生。沙汀的名作《其香居茶馆》我早就拜读过，见到其人后觉得他太平凡了，小个子，干瘦，头戴一顶旧黑呢帽，拿着一根黑手杖，很像一个乡村老教员。
二
开学后，所里给每人发一本《文学学习参考书目》，列了近两百本书，有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文艺论著，有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名著，有西方经典文学名著。实话讲，所列的书目我大约只读过十分之一，读过的名著多为浏览，谈不上精读。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又有老师授课，我便认认真真按老师的布置读书。如老师讲《史记》，我就提前几天读《史记》，是临时抱佛脚。
在我们入学之前，文讲所就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请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为学员讲课。所请的人大体上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文艺界的领导，如丁玲、陈荒煤、冯牧等；二是大学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如吴组缃、冯其庸、王朝闻、季镇淮、李何林、林非、吴元迈等；三是各界名家，如请苏绍智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请苏星讲文艺作品与经济学，请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讲文艺作品与科学，请音乐家廖乃雄讲流行音乐；第四才是请作家谈创作，萧军、公木、秦兆阳、玛拉沁夫、聂华苓都莅临学校讲课。当时所请的都是老作家或大家，几乎没有请走红的中年作家，如王蒙当时虽然红，文讲所就没有请他讲课。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文革”前就以《野百合花》享誉文坛，“文革”后复出写了《剪辑错了的故事》获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当属名家。她访问欧洲归来，到文讲所看女儿，文讲所领导只安排在大教室里把桌子围成一圈，让她谈谈访欧的见闻和对当前文学创作的一些看法，没有让她上讲台，是临时安排带礼节性的。由于来授课的都是大家名家，旁听的人很多，都是京城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年轻编辑，如后来任《青年文学》主编的陈浩增、任《北京文学》主编的陈世崇都多次来听课。课前或午休间，他们就在我们学员宿舍坐坐，次数多彼此就熟悉了。
文讲所课程内容丰富，有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西方现代文学，既讲文学概况又有作品赏析，重点是名著。如《红楼梦》就安排吴组缃、冯其庸、陈毓罴三位名家讲四次课，每次都是一个上午或下午，中间休息一下。朱靖华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讲的是“失街亭”和“智取生辰纲”艺术赏析。蔡其矫讲《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笔调及其他。这些名著虽然我们都读过，情节人物熟悉，但经老师们一讲仍有大开眼界的感觉。老师们讲名著的创作手法，如“草蛇灰线”、“犯中有避”、“横云断岭”等，让我们耳目一新。吴组缃讲，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孙子板儿在园中遇到凤姐的女儿巧姐，巧姐手里抱着柚子玩，见板儿手里拿着一个佛手，俩个孩子交换了手中的物件。后来贾府衰亡，人各西东，落难的巧姐做了板儿的媳妇，这就是“草蛇灰线”的笔法。他还讲了《三国演义》的几次大仗，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都是火攻，一“犯”再“犯”，为什么读者不厌其烦且很有兴趣呢，是因为罗贯中成功地使用了“避”，虽是火攻，战场的形势不同，主将不同，季节不同，这就是小说创作的常见手法“犯中有避”。类似的创作手法老师们还讲了很多。
在文讲所听了几十堂课，印象最深的是吴组缃、王朝闻、冯其庸三位。不是他们的名气大，是他们的学问折服了大家。他们三位讲课都没有讲稿，连一张纸也不带，面前只放一个麦克风。冯其庸还在黑板上板书重点，而吴组缃、王朝闻坐着讲，侃侃而谈，生动幽默，课堂里不时爆发出笑声。吴组缃那时有七十多岁，头戴一顶罗宋帽，身着对襟中式夹袄，猛一看像电视里的旧社会店铺的老板，如果他在街上走，跟北京胡同里的老大爷没什么两样。可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他的学问大。他讲《红楼梦》，讲到高兴的时候就背诵一大段，口若悬河，有声有色，一字不差。因为我和许多同学面前都放着一本《红楼梦》，他说哪一回，我就翻开哪一回对照看，仅此绝招就把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课间休息，有的同学上前问他的秘诀，他说是年轻时读的，忘不了。还说当年他和茅盾、胡愈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时，下班后到酒馆喝酒，带上一本《红楼梦》，让酒店的伙计当裁判，三人比赛背诵，谁背错了或者噎住了罚谁喝酒。我们听了连声感叹老先生的记性好，吴组缃摇头说，我的记性不如茅盾，茅盾连《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都能背。茅盾说他比不上鲁迅，鲁迅读过的很多书都能背诵。鲁迅说康有为的学问更大，屋子里四面墙都是书，抽出一本只要他看过的书，他都记得，是过目不忘。听老先生这么一说，我们这些新锐作家都感到自己的智商太低。
冯其庸也是我见过的高智商大学问家。他当时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全国红学研究会会长，主编《红楼梦研究》。他给我们讲《红楼梦》考证和曹雪芹家世。他讲曹雪芹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一直将曹雪芹的家族追溯到宋代，如数家珍。不是简单地罗列，每一项史料都有出处，或考古发掘，或文献家谱记载。当时我只知道冯先生是红学家，后来读报才知冯先生还是诗人、画家、书法家、音乐家，出过诗集，有关部门办过冯先生的书画展和小提琴音乐会。据说冯先生年轻的时候还是北京大学篮球队员。他是我见到的最多才多艺的人之一。
王朝闻是大美学家，毛泽东侧面头像的设计者，中央艺术研究院的名教授。他个头不高，头顶微秃，眉眼灵活，一口四川话生动幽默。他自称只是文艺研究中先天不足的票友，一开口课堂里就大笑：“我今天不是像江青那样‘同志们……我代表……祝贺你们’”，把江青的口气腔调学得很像。王朝闻是那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人，他谈自己读书的体会，看戏的体会，不直接讲美学而又是在谈审美，真正是大师风范。他说：“我有一次到外地开会，发现宾馆卫生间的马桶盖花纹非常美，便找宾馆经理要买下来。宾馆不肯卖，我在临走前把那马桶盖卸下来，放在大挂包里偷回去，当然我给宾馆留下了配马桶盖的钱。这只马桶盖还在我的工作室里摆放着，我还经常欣赏，多么美啊！”这就是王朝闻，一个爱美爱得近乎疯狂的大教授。
来给我们讲课的还有不少作家，丁玲、萧军、秦兆阳、蔡其矫、韦君宜，中年作家只请了玛拉沁夫、刘宾雁。聂华苓是和丈夫安格尔一起来的。徐怀中的课是我们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听的。萧军时年七十三岁，是和女儿萧耘一起来的。老头身体壮硕，红光满面，蓄着漂亮的短唇须，气度不凡。他是行武出身，握手劲大，讲话嗓音洪亮，自称是“出土文物”。他讲课也没有讲稿。他说自己进入写作状态后，自己的笔就是“王”，生杀予夺全在手中。那种目空一切的气魄实在少见。但他也很细腻，讲写人物时以《节妇吟》为例：“君知妾有夫，赠妾夜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裙。妾家高楼连院起，良人执戟明光里。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下课后，同室的李占恒向萧军请教，萧军回去后将《节妇吟》写成条幅盖上印章，让来文讲所旁听的萧耘赠给李占恒。李占恒喜出望外，当宝贝收藏了。
在写本文时，我翻阅了文讲所授课老师的讲稿，是文讲所工作人员根据录音整理、打印和油印的，厚厚的共四大本。那时无授课费，所里招待老师也就是在食堂吃顿便饭，连酒也没有。老师们讲课完全是奉献，且以能到文讲所讲课为荣。那时的高级知识分子真是任劳任怨、不计名利，现在想来真是对不住他们。
三
2007年5月，我到山西旅游，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请我吃饭，席间忆起我们当年在文讲所学习时，韩石山说：“那一批人，都是些人尖子。”我接话：“当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就有蒋子龙、叶辛、王安忆、张抗抗四人，省级作协主席、副主席出了十几个，这在以后的几期及现在的鲁迅文学院绝无仅有。”
贾大山是学员公认最聪明的人，他和我同寝室住了几个月，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当时是河北省正定县文化馆创作员，写戏的，能背一百多出戏的台词，口才极好但不善长篇大论，属于出语就惊人的那种人。一次，一位女同学来我们寝室串门，指着膀子上被蚊子叮的红疙瘩对贾大山撒娇：“大山，你看北京的蚊子多利害？”贾大山愣愣地看一眼，一本正经地说：“那说明你还有点人味！”
贾大山还有一绝，会即兴编“最高指示”。当时文讲所星期六晚上办舞会，他即兴编一段：“文讲所习舞不习文，港台音乐每周两次，此风不可长也。看来我在1964年的两个批示还未过时。所长徐刚何许人，请查明告我。”因我是湖北人，他叫我“九头鸟”，也编了一段最高指示：“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九头鸟’有什么不好？中国有七亿人口，如果都成了‘九头鸟’，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他把毛泽东的口气摹仿得惟妙惟肖。平日里，他喜欢背靠墙坐在床铺上，两眼直愣愣地看着窗外，不说话，像个傻子。他是在想事，或者进入创作构思。有一天晚上，他对我、韩石山、李占恒说：“我一篇小说有两种构思，你们替我参谋一下哪种构思好？”我们说要得。他就一字一句地背诵，我们静静地听，听完后我们都觉得第二种构思好。他说：“按你们的意见写。”第二天，他铺开稿纸，一个格一个字地填字，字迹工整一丝不苟，像是写参展的书法作品，稿纸干干净净，不见一个墨砣，写完后寄出去便发表了。他的小说每篇只有二三千字，属于少而精的作家。一次，贾大山让我看一篇别人寄给他的稿子，作者名铁凝，小说名《灶火的故事》，我看后认为小说写得不错。哪知大山说：“你说不错就不错。”刚好有一家刊物编辑来文讲所组稿，大山便把《灶火的故事》给了那位编辑，后来小说发表了，还被《小说月报》转载。
叶辛、王安忆、张抗抗、古华是大家公认的写小说快手。叶辛到文讲所学习前，已发表《火娃》、《高高的苗岭》等几部长篇小说，还有《风凛冽》、《蹉跎岁月》等长篇小说已被列入出版计划。一次，他和我一起上街照像，他说今年可得六千元稿费，还说今生最大的愿望是设立“叶辛文学奖”。我听他的话大吃一惊，因为我当时的月工资不过五十一元，他一年的稿费相当于我十年的工资，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奖金每篇也仅三百元。叶辛是大家公认的首富，不少同学向他借过钱，他的屉子里有一个包，里面总装着厚厚的一摞拾元票子。我向他借钱时，他不说二话，只问要几张，我说一个数，他就潇洒地数给我。除了上课，叶辛总在北京城里跑，看足球、看演出、看名胜古迹。他有一个大家都没法学的本领，随时随地可以写小说，如外出开会或参观前车未到，他可以坐在屋檐的台阶上，拿出一个硬纸板夹子，放在膝盖上就写起来。你跟他讲话他停笔，没人跟他讲话他很快接上思路又写个不停，且写的是长篇小说。他写长篇小说不作大的修改，一遍成功，写完初稿找人誊正就给出版社出版。蒋子龙跟叶辛同寝室，曾对我们说：“我写一个两万字的小中篇，要日不安、夜不眠地折腾半个月，弄得死去活来，稿子改得一塌糊涂。叶辛写作那么轻快，跟他比自己是白活了。”蒋子龙当时的名声最大，来文讲所讲课的老师多次提到他的《乔厂长上任记》，他都那么羡慕叶辛，我们更觉得叶辛是码字怪杰，虽然我不怎么喜欢读他写的小说。
王安忆入文讲所时二十六岁，当时是上海《儿童时代》的编辑。张抗抗时年三十岁，是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她俩都有下乡当知青的经历。那么多知青作家后来都销声匿迹，她俩却成为文坛的常青树，这与她们的家庭文化底蕴有关。王安忆的父亲是导演，母亲是作家，丈夫是音乐指挥家，她自己除写作外，还会演奏多种乐器、会画画。张抗抗的父亲是报纸主编，母亲也是知识分子，家里藏书多，有人辅导，且自己极有悟性。当时我们是边学习边写作，寝室里有人串门闲聊不安静，有人想写稿没地方，文讲所领导便向党校借用一间乒乓球室，愿意开夜工写稿的人到那儿写，想写多晚都行，只要出门关灯。王安忆和张抗抗常到乒乓球室写稿。我也去那儿开过夜工，我们围着一张乒乓球台坐，抬头就相见。王安忆和张抗抗写作时很少抬头，钢笔在纸上沙沙沙，一会儿翻一页纸，一晚上写五六千字是常事。而我很多时候都是在抽烟、喝茶、冥思苦想，因为我一天最多只能写三千字，还没有成功的把握。这种差距拉大后，她们就成为文坛名家，而我只能是普通作者。我得承认自己少年时期的家教、自己的天分不如他们。干写作这一行，光凭勤奋和汗水是不行的。
韩石山来文讲所时，是山西汾西中学教师，他大学毕业后教书十余年，练就极佳的口才。所里经常有学习讨论，小组选代表发言大家总选他，他成了代表大家发言的专业户。韩石山发言博引旁征，侃侃而谈，俨然大家。例如谈爱情，他可以信口说出许多中外名人谈爱情的名言，并讲出引文的出处，如数家珍。有的名言大家知道，更多的是大家不知道。石山说父亲是个乡间知识分子，他读中学时，父亲就让他背唐诗宋词、背《古文观止》，至今他仍能背诵很多古典诗词、散文名篇。他有一篇小说《北京文学》说留用，但还没有登出来，文讲所放假时，他打算把在农村的妻儿接到北京玩几天，因为有地方住。他没有钱，便别出心裁给《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写封信，还给我看，说“身为鬻文之人，常怀空囊之羞”。那封信把李清泉打动了，特支给他九十元稿费。他便圆了接妻儿到北京的愿。韩石山后来没写小说，改写评论和名人传记，出了三十多本书。
写这篇文章时，我翻阅了当年在文讲所记的日记、笔记、照片，忆起了很多往事。蒋子龙当时的名声最大，是天津重型机器厂的车间主任，时年三十九岁，大家都叫他老蒋。子龙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一次我们去山海关参观，下车时带队的人讲：“现在自由活动，四点钟到停车处集中。”大家三三两两到处逛，玩得高兴忘了集中的时间，或许没怎么把带队人说的集中时间当回事。只有蒋子龙一人准时来到车上等着，人到齐时比规定集中的时间迟了个把小时。蒋子龙气得脸色铁青，吼道：“文讲所没纪律！”一句话说得满车的人都不作声。
孔捷生是广东来的青年作家，女朋友是北京幼儿园的一位老师，6月1日在文讲所举行婚礼。为了布置婚礼现场，叶文玲、刘树华、王祖玲几位女同学扎纸花剪喜字，用彩灯纸花把大教室布置得喜庆热烈，连日本记者也到婚礼现场采访。叶文玲还别出心裁将孔捷生的作品联成对联：“‘在小河那边’何须苦‘追求’；‘因为有了她’才成好‘姻缘’[1]。”叶文玲来文讲所时还是郑州一工厂的工人，回去后就成了河南省文联的专业作家。后来她调回老家浙江，被选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张林来时是齐齐哈尔铁路机务段客运处党支部书记，手下管了五列客车，是个不小的官。他是我们学员班班长，组织能力强。我因母亲身患癌症提前二十多天结束学习，临行前，张林悄悄交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一百四十元钱，说：“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请你务必收下。”我虽然不富裕，得知由他组织、让每位同学捐了五元钱后，坚辞不收。当时的五元钱相当于在文讲所十天的生活费。张林说：“成启，你我同学一场，你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就算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对自己的母亲尽一份孝心好吗？”一番话说得我泪流满面。后来我母亲病情好转，我给每位同学买了一斤茶叶寄去，以表谢忱。
一晃二十八年，在文讲所学习的日子成了我一生珍贵的回忆。记得聂华苓和丈夫安格尔来文讲所讲课，她拿出一个精美的本子，要我们参加学习的三十三人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我不解其意，她说是想保留一份珍贵。当时，我和同学们朝夕相处，如让他们在本子上签名易如反掌，可我没有那个想法。现在，郭玉道、乔典运、贾大山、刘亚舟已去世，古华、高尔品、孔捷生出国了，再相聚已不可能。这大约就是人们所说的眼光吧！
注释：
〔1〕单引号里的文字即小说篇名。
（摘自《书屋》200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