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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列席政治局会议

2008-08-01 17:58:00 来源:书摘 刘冰 我有话说

作者刘冰近影

作者刘冰和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四位同志在1975年因不满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的行为,通过邓小平上书毛主席。

1975年11月3日下午2点25分,迟群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到我的住宅叩门,我问:“有什么事?”他说:“下午3点钟在第二教室楼召开常委会,迟群让我告诉你。”这位年轻人,平时见面总是笑眯眯的,此刻,他面色沉重而又有些为难,表情很不自然地站在门口。从他的神态和吞吞吐吐的话语中,我意识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送走了年轻人,我立即打电话给惠宪钧,告诉他迟群办公室来人通知3点钟开常委会,我判断是有关我们信的问题,请通知老柳迅速到我办公室商量对策。我骑自行车赶到办公室已2点40分。惠、柳二人的判断和我一样。我们分析,既然常委会的召开是关于我们信的事,开会不和我们商量,搞突然袭击,证明毛主席支持迟群,而不支持我们。怎么办?我们三人紧张地商量着,认为我们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切按党的原则行事。既然是关于信的问题,很可能要我们在会上宣读,于是老惠跑步到他办公室取来信的底稿,然后我们三人快步走向第二教室楼,进了会议室刚好3点整。

满屋子都是人,黑压压一片。我们径直地走到按惯例常委会开会时书记们的席位就座。这时我才注意到,除了常委、各系党委书记、校级各部处负责人外,还有很多生面孔。后来发现有北大党委的人,我这才明白了那些生面孔都是北大的人。三点一刻,吴德同志在迟群、谢静宜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出于礼貌,我站起来同他握手,他冷冰冰地点点头,我已伸出的手只好收回来了。看到他与迟群、谢静宜肩挨肩、亲密交谈的样子,我感到失望。吴德从座位上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这一个时期,清华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刘冰、惠宪钧、柳一安三位副书记和常委吕方正四人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告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同志和我们的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他们的信作了批示,现在我把批示的主要精神给大家传达一下。”然后,他对主席的指示,隐而不露,用他自己的话说了一大篇。这些话里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他自己的,谁也分不清楚,但给人的印象是:刘冰等人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提示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这个是非要弄清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讨论,辩论认清问题的性质。”然后,他宣布:“这个会请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同志主持。”这时,迟群仰起头,神气十足地站起来说:“现在开会,先请刘冰他们把他们的信在这里念一念。”我站了起来,拉过话筒,开始念信。我想这是难得的好机会,要利用这个讲台揭露、控诉迟群、谢静宜的罪行。我放开嗓子,大声朗读,心想要让到会的每一个人,要让全清华所有的人都能听到迟群、谢静宜的条条罪状。迟群事先布置的喽们不断对我围攻,搞得没法念下去,我几次提出不念了,他们才不得不暂停围攻,让我把信念下去。

念完了信“帽子”、“棍子”一齐向我们打来。骂我们是“诬告”,是“恶人先告状”,是“欺骗毛主席”,是“用写信的办法反对毛主席”,等等。吴德同志插话说:“刘冰!你应该老老实实,把你们的活动拿到桌面上,不要在桌子底下活动。”也许吴德同志有什么难处,但这种时候,说出这样违背事实的话,迫使我不得不说:“我们没有搞桌子底下活动,我们完全是按照组织原则办的,给市委科教组汇报过,给吴德同志报告过。”吴德说:“你没有给我报告,你那是信。”我说:“信也算数吧!我们还两次请求你接见,要向你汇报,这是在桌子底下活动吗?”他哑口无言了。

已是6点钟了,迟群宣布散会,并要我和惠宪钧、柳一安留下,给我们宣布纪律:“不准相互串联,不准到校外,不准请假,要按时上下班,不准迟到早退。”从此,实际上我们已被专政,失去了自由。

第二天,二教楼会议室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最为显眼的是《走资派还在走》和《投降派确实有》这两张大字报。前者是对着我的,后者是对着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同志的。这两张大字报的内容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冠以不同的标题呢?似乎表明了他们“区别”对待、进行“分化”的策略。批判会一层一层地扩大,到了11月12日,扩大到全校支部书记以上党内外干部一千三百余人,主会场是二教楼,分会场安上了有线广播。每天像学生上课、工人做工那样,八小时开会批判斗争……

11月15日,对我们的批斗进入第13天。这天下午5点半散了会,6点钟我回到家里,6点半接到谢静宜的电话,要我7点钟在西南门上车到人民大会堂去。我问干什么,她说:“你到大会堂北门下车后,告诉哨兵,你是清华大学的刘冰,他会领你进去。”经过和妻子商量,我决定前往人民大会堂,但做好了被捕的准备。据我的记忆,是在东大厅。厅内有几个女服务员在摆放沙发和茶几。后来汪东兴同志来了,他问:“你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我答:“我是清华大学的,叫刘冰。”他说:“啊!你就是刘冰!过去没见过面。”这时谢静宜来了,她看着我恶狠狠地说:“你来了。”然后她和汪东兴一边走,一边小声说话。我怕影响人家保密,赶快走到一个较远的沙发前坐下,等待着。差五分8点。这时陆续进来了一些人,先是政治局委员们,接着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同志来了。大家都在摆成圆圈形的两排沙发前入座,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其他人都坐第二排。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靠近坐在一起。我看到这种情况,肯定这是政治局会议。于是我离开墙边的沙发走到会场内第二排座位挨着胡耀邦同志坐下。我的前面是纪登奎同志,他转过身子同我握手,我向他问好致谢。8点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邓副主席接着又传达了主席的其他一些指示后,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然后把记的两片纸放在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张春桥狂妄地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这种蛮横态度,对于中央副主席甚至主席都是不尊重的,我感到厌恶。邓副主席刚回到座位上,姚文元插话说:“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邓副主席没有理睬他,他却大声嚷嚷重复着刚才的话,并指着我们问:“你们听过没有?”我说:“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吴德立刻声明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邓副主席说:“那好吧!请毛远新给传达一下,远新你讲吧!”于是毛远新慢慢腾腾翻开笔记本念了毛主席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个传达,真如晴天霹雳!我靠在沙发上,脑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率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会场上什么人再说什么,我全没听到,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说我矛头对着他老人家,从何说起!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正是抱着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才向老人家报告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矛头是对着他的。我想不通,我怀疑。但这是毛远新传达的,白纸黑字,明白无误。现实是多么残酷!

我必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只听到邓副主席说:“讨论吧!”王洪文说话了,他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他列举了一些只言片语后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张春桥插话说:“都是右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姚文元跟着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你一言,我一语,讲个不停,时间几乎全被他们占了。江青时而坐在沙发上,时而离开座位在会场旁边走动,嘴里嘟囔着,有时猛然提高嗓门,阴阳怪气说几句什么,我听不清楚,但可以看出她是给王、张、姚打气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很少说话。叶剑英副主席除了偶尔喝点水或偶尔用毛巾擦擦脸,一直在默默地记笔记,什么话都没说。11点钟左右,邓副主席说:“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政治局委员陆续退席,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走在后面,步伐缓慢而坚定。从两位老人布有愁云而又严肃的面容上,我似乎感觉到他们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思虑。

走出大会堂,等人们都上车走了,我才从台阶上走下来,找到清华的车子。一路上我在想,主席说的“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含义是什么?想来想去觉得主席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在会议上作检查,在会议上接受批判。既然是这样,在明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我就该检查了。主席批示中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又点名要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毫无疑问,我对主席批示持何种态度,主席定会注意的。但如何检查呢?

1975年11月18日,迟群(右六)、谢静宜(右四)召开全校批斗刘冰等人大会,吴德(右五)在会上传达毛主席对刘冰等人信的批示。

午夜12点整回到家里,妻子苗既英惊喜我能回来,脸颊上滚淌着热泪。她问:“怎么回来了?”我说:“主席指名要我去参加政治局会。”她惊讶地问:“参加政治局会?怎么回事?”然后我把主席批示和指名我们参加会议的详细情况讲了一遍。“这真是冤枉呀!”她说出这句话后久久不语,一直用手绢擦眼泪。停了一会儿,她用怀疑的口气说:“老人家是不是真的糊涂了?他八十多岁了,人老了容易糊涂,这个批语不是颠三倒四吗?”我说:“不全是糊涂,而是听了毛远新、谢静宜一面之词。小平同志转个信是偏袒我,这不正常啊!现在只有检讨,争取留在党内,只要活着,过几年再说。反对毛主席的帽子现在已经给戴上了,我怕开除党籍,一旦开除党籍就不好办了。明天晚上政治局会议上,恐怕我们五个人要检查了,现在要想想如何检查。”她说:“一个是检查,一个是不检查。我们没错检查什么?”我说:“主席说矛头是对着他的,不检查行吗?不行!因为那样会给再戴上一顶对抗主席的帽子,岂不更冤枉。”她说:“你不能过细检讨,原则上表个态就行了,不能给自己戴帽子。”我说:“毛远新是要给主席汇报的,不戴帽子,主席通不过。”她坚决地说:“要给自己留个余地,将来好翻案。你再仔细想想怎么办好。明天你好好准备一下,现在该休息了,已是3点钟了。”我们都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仍然商量着在政治局会议上如何检查的问题,直到东方发亮。

我一整天待在办公室准备晚上的检查。我的思想从来没有这样紊乱过,矛盾重重理不出头绪。不检查,怕给我扣上反主席而又不认错的帽子,开除党籍,永远说不清楚;检查吧,检查什么?把没错说成错误,这不是对主席不忠吗!翻来覆去想呀,想呀,最后无可奈何地下了决心:作违心的检查,争取过关,将来再说。

我晚上7点50分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政治局委员们也陆续到来。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仍然挨近坐在会场的东边。晚8点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他说:“现在开会,先请毛远新同志传达主席指示。”他接着说:“远新,昨晚的会你向主席汇报后,主席有什么指示,你讲吧。”毛远新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本子,一边翻着,一边说:“昨晚的会,我向主席作了汇报。”随后他念着本子上的记录,他给主席说了什么,主席听后讲了些什么,一段一段地念了大约40分钟。我一边听,一边感到毛远新的汇报有明显的倾向性,实际上等于他出题目,主席来回答。毛远新传达完毕,邓副主席说:“你们五位同志,主席要你们参加会,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吧?”胡耀邦同志站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五位同志来参加会,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说我说了什么话,我都郑重表示,我没有那些问题,也没说过那些话,请求中央查证。我与刘冰在团中央一块共过事,他找到我要我给他转信,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他,但信要由他自己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我是科学院,他是清华大学,所以我不能帮他转信。”耀邦洪亮的声音在会场回荡。他发言后,好久没人说话,王洪文也无言以对。

过了一会儿,邓副主席说:“你们谁还说话呀?”我看看周围没人回应,待不住了,就说:“我发言。”我刚说话,邓副主席说:“刘冰同志,我耳朵背,你坐在我旁边讲,好不好?”我赶快走过去,坐在他老人家左边的座位上。我说:“主席对我作了严厉的批评,我在这里向主席、向中央作检查。”接着发言的是胡乔木、李昌、周荣鑫三同志。

乔木同志发言中讲到我的问题时,他说:“刘冰同志的第二封信是我送给小平同志的。”这时猛然从背后响起尖厉而有点沙哑的声音:“乔木!你反对毛主席呀!我现在才知道。”我扭头,看到是江青在说话,她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前,上面还摆着饭菜,据说她才吃晚饭。她猛然站起来追问:“你为什么给刘冰送信?”乔木说:“我不认识刘冰,也不认识迟群,只是听说过他们,我对刘冰印象好一些。”江青怒冲冲地用她那颤抖的声音说:“乔木呀!你反对毛主席呀!”“你是主席的秘书,你反对主席我没料到。”她歇斯底里的“棍子”加“帽子”的发言,使我感到厌恶。怎么送封这样的信就是反对了主席?合乎逻辑吗?还有真理吗?周荣鑫同志因为有外事活动来晚了,他最后发言。在他发言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这四人不断插话,实际上形成了对他的围攻。而从会上另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表情,可以看出对他们这样霸道是不满意的。时间已经11点多了,邓副主席宣布:“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开,另行通知。散会。”这天的政治局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政治局会议之后,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动作更来劲了。从11月19日开始,我和惠、柳、吕四人实际上被专了政。我的办公室的文件柜被贴上了封条,一些重要文件被抄走,每天上下班有人跟着。迟、谢们通过北京市的领导命令各单位来清华看大字报,并在各单位逐渐展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新的“高潮”又来了。

这些天,由于拉我到系里批斗,迟、谢们对于我去不去办公室似乎放松了,我待在家里的时间较前些天多了些。11月底的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听到有人叩门,我开了门,进来的是项南同志的女儿项小米。我感到惊奇和高兴。因为我是被监视的,我问她:“你怎么来的?门外附近有人吗?”她说:“乘我爸爸的车来的,门外没看到人。”我说:“小米,我是被监视和专政的,我怕有人看到你来这里。”她说:“我不怕,他们敢怎么样?”然后她告诉我,他们先到了北大,项南留在那里,让她来看我。她说:“我爸爸问候你并要你注意身体。”听了小米的话,我深受感动。我是戴着“反毛主席”的帽子,处在被批斗的逆境中,项南让他的女儿冒着风险来看我,这是比金子还珍贵的战友之情,我从心里深深地感谢他和他的女儿。我让她坐下,详细问了她外面的情况。她说:“现在就是清华、北大在批判你,其他单位和地方都还没有动作,但情况很紧张,很多人都知道了你给主席的信和主席的批示,一些老同志都不敢相互来往,有些人家里的电话有人监听。”她还说:“刘叔叔,你要特别提高警惕,江青、迟群他们会用各种办法整你的,他们会搞人监听你的电话,你不要再打电话了,他们抓住一点鸡毛蒜皮会大做文章来整你。”小米的一番话,使我感到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后代,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炼成熟起来了,顿时我脑海里燃起了希望之光。

(摘自《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4月版,定价:3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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