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卫生处和团结中西医
1952年我从清华大学分配到中宣部，我所在的是科学卫生处，处长是赵。他是一位音乐家，后调到文化部当办公厅主任去了。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胡乔木，暂时管
在科学卫生处时代之末、科学处时代之初，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抓了一件大事，就是贯彻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批评否定中医（说中医是封建医）也否定西医（说西医是资本主义医）的错误思想。这样的观点，是卫生部门的一位领导同志提出来，写成文章，作为文件，供医药卫生工作者学习的。分派我执笔，为中宣部的内部刊物《宣传通讯》的“宣传工作者注意”栏写了一篇思想评论，没有署名，1954年发表。1955年作了修改，用李佩珊和我的名字在8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篇思想评论，理论的立足点就是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
陆定一对这个批评肯定印象深刻，这从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个批评，认为它是提出百家争鸣方针的由来之一，可以看得出来。但他在我们写这篇文章时有过什么交代，我却记不起来了。苏联关于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的讨论，我的印象倒是很深，我们那时还编了一本把若干篇苏联论文汇集在一起的《科学问题论文集》，1955年由学习出版社出版。
把自然科学当作有阶级性的东西，背景和影响来自苏联；开始纠正这种偏向，背景和影响也来自苏联。这大概是现在许多同志不大了解的。
陆定一不当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49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1955年进一步设四个学部（数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且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聘任学部委员。
这是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来，向中央提出的建议。这次访苏，中宣部科学卫生处也跟着去了一名工作人员，就是早我一年分配来的同学何祚庥。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制度不是选举，而是请国内比较著名的科学家推荐或向他们征求意见，由郭沫若院长聘任；不称院士，而称学部委员。同时，这个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旧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的继承。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上的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基本上都被聘为学部委员，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多数也被聘为学部委员。这就是事实上的继承性。
一个继承性，一个变化性。变化性，最显著地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增加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只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那就是郭沫若，他是以考古学成就入选的（还有一位马寅初，以经济学家身份入选，当时他已转到亲共的立场）。
但是，哪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可以和应该聘任为学部委员呢？
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的张稼夫的回忆是这样说的：
这一工作搞起来，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地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杨尚昆1955年4月2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
今天下午三时，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为：①科学院的工作检查报告、学部委员名单……
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
聘任学部委员的事，具体操办的，是中国科学院；上面拍板的是党中央；代表中央来指导此事的，是中央当时联系科学工作的部门――中宣部。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六十一人中，在中宣部任职的共有五人：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这五位分别是中宣部的副部长或处长。
是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者这五人官大，要管科学，就让他们当学部委员呢？
中宣部的部长是陆定一，陆定一是中宣部里最大的官，而且是建立学部委员制度这项工作的实际指导者，但陆定一并没有当学部委员。
中宣部里这五位，是因为他们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方面有造诣，有贡献。那么，陆定一是不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平心而论，应该说是。他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时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反对“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的说法，强调政治性比起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如果颠倒了这个关系，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我以为，这篇论文，应该视为中国唯物论新闻学的奠基之作。但是，不管他如何有学问，他在人们的印象中，首先是高官，而不是学者。他这位有学问的高官都不当学部委员，别的行政性质的或者学问没有那么大的高官，就都无从提起无从争起了。
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是中宣部长陆定一执行了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还是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反映了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观点，或者是个双向的相互影响的过程，现在无从考证了。但是，无论如何，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件有意义的、值得称道的事。
双百方针的提出
如果要问，在中宣部长这个岗位上，陆定一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我想，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共产党外，回答恐怕会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立和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著追求。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为党对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完整方针，并且得到中央的正式确认和郑重宣布，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最先提出“百花齐放”，是在1951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推陈出新”这四个字，毛泽东在延安就为平剧研究院题过。“百花齐放”这四个字，是这次新增的。毛泽东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次决策会议上叙说过这个过程：“‘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当时座中有人说，是周扬提出来的。据说，周扬对人说，“百花齐放”是戏曲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认为很好，向毛泽东报告了。
“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则是在1953年。那一年，中央决定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当时，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两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当时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陈向这个委员会传达了，第二年创办《历史研究》杂志，也以这个作为办刊的方针。这件事，历史学界几位党内主要领导人大概是知道的，在历史学界外、在整个学术界一般还不知道。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次会议以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和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而载入史册。在这次会上，陆定一作了一个重要发言。他说：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不要做“瞎子”，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
这段话，还没有用“百家争鸣”这四个字来概括这样的政策思想，但“百家争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给包括陆定一在内的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原由是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陪同人员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关方面向中央反映这个情况。毛泽东在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把学术界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的政策思想，进一步推广到在学术问题上学者和党的领导人之间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自由争论。
接着就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在讨论这个报告的过程中，4月27日陆定一发言。这篇发言从对苏联专家批判中国植物学家胡先问题的处理，说到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宣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从苏联过去反对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后来又不反了，说到中国科学院一位同志的法宝是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不知道这样一来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从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干涉最多，说到中国关于写新人物和旧人物、写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争论，说到昆曲旧戏《十五贯》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陆定一发言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气氛十分活跃。“百家争鸣”四字，不仅呼之欲出，事实上已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诸多方面初步展开了。
在4月28日的讨论中，陈伯达发言，讲到毛泽东“百花齐放”题词所起的作用和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情况，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贯彻这两个口号。
这样，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讨论总结，才接着陈伯达的话，讲了“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那样一番话。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发言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又讲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番话。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这是中宣部长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是最初的、比较系统地阐明这个方针的报告，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篇报告。
1956年党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从而使这个方针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最高领导机关的决策。
关于中宣部不要为学术问题做结论
陆定一双百报告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在学术问题的争论中，党不要作结论，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要让学术界自由研究，自由讨论。
党需要做什么呢？要做很多工作，归根到底，就是要为发展和繁荣学术，以利于人民的事业，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好的指导。党介入学术争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用党和政权的力量，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结果一定是阻碍了学术的发展，毁坏了党和政权的威信，毁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陆定一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要编写一部中国史教材，他们知道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古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致，这两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究竟应采用谁的观点呢？他们拿不定主意，于是向中宣部请示。陆定一说，这是学术问题，应当由地下发掘的资料，由专家研究来确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陆定一把这件事情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很风趣地回答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中宣部如果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来当部长，恩格斯来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
不知道《陆定一传》的这段话，是陆对传记的作者讲的，还是从档案记载里引来的。时间的记载有误差，因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55年才成立，而这事肯定在这以前。但基本的事实是可靠的。我作为中宣部的干部，当时就听说过这件事，并且印象很深。
我很想为这个说法找一个更加正式的出处。曾经请教了好几位研究毛泽东的专家：逄先知、冯蕙、陈晋，都没有解决问题。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当中宣部长、恩格斯列宁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问题的说法，表达方式是风趣的、调侃的，所含意义却是极其深刻的。不单是因为学术问题繁多，管不胜管，而且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从遵循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上说，这样的学术问题的对错是非，中宣部就不应该管。
如果把这个调侃再引申一下，副部长再加两个，一个斯大林，一个毛泽东。他们在所有的学术问题上都能够达到统一吗？列宁与斯大林时有分歧，斯大林批评恩格斯晚年关于俄罗斯的观点，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哲学和理论也有诸多不同意见，他们如果在一个宣传部里任职，有可能在各种学术问题上都形成一致的意见吗？有必要在各种学术问题上都形成权威的结论，让大家一致遵守吗？
（摘自《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45.00元。原文标题为《我所知道的陆定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