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收藏签名书后，我就把开国战将的签名书作为一大类别，用心搜罗，久而久之，便也蔚然大观。捧读这些战将的签名盖章书，我常有灵犀相通于心之感。因为从这些书中，我能看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创业史。
躲飞机是写作的最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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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的《浴血罗霄》及印章 |
当时萧克已经98岁高龄。怕萧克的秘书为难，朱国荣又说：“盖章书也行。熊副总长收藏的元帅、大将的书，大都是盖章的。”
萧克的秘书爽快地答应了。没过几天，盖章书送来了，不是一本，而是三本，全部是荣获1984-1988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
开国将帅中，除了都有赫赫战功外，另有专才的也大有人在，有的擅长诗词，有的擅长书画，但能够上马指挥千军万马，下马提笔洋洋数十万言，写出长篇小说的，恐怕只有萧克将军一人了。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就是《浴血罗霄》。
我得到的三本《浴血罗霄》，除了自己收藏外，还有一本送给了我的朋友曹彭龄。我想，萧克将军如果知道此事，一定会欣慰的，因为曹彭龄的父亲曹靖华，就是著名苏联小说《铁流》的译者，而萧克写小说的初衷，就是期望《浴血罗霄》能够成为“中国的《铁流》”。
一本小说从落笔到出版，历经51年；其作者则从29岁的青年变成80岁的老人，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都罕有他例。萧克能够在戎马生涯之余挥洒文采，这看似突兀，实际上与他的家庭背景和兴趣爱好有很大关系。萧克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几代都有人以读书、教书为业，投笔从戎之前，他也在师范学院读书。即使在投笔从戎后，他仍然喜爱文学作品，不但自己读，而且为报刊写了不少白话诗、散文、小故事等。西安事变后，萧克率部从甘肃镇原进军陕西三原，在此期间，第一次读到曹靖华翻译的《铁流》，激动不已。此后不久，在同一位作家谈到《铁流》时，萧克感慨地说：“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史诗。”
没想到，那位作家惋惜地说：“可惜现在中国缺少一部《铁流》。”
想到自己经历的战争，比《铁流》描绘的更加丰富、生动，萧克于是萌生了写一部类似小说的想法。不久，他将这部构思中的小说命名为《罗霄军》。
“躲飞机是写作的最佳时间。”回忆《罗霄军》写作过程的时候，萧克乐观而幽默地说。创作这部40多万字长篇小说的初稿，前后花了萧克两年多业余时间。国家危亡之际，戎马倥偬之余，萧克的业余时间是很紧张的。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一般都在夜晚写作，而在白天，日军设在北平的航空学校，常常前来侦察轰炸，这时候，萧克就搬个小凳子，在村外山坡上一坐，平心静气地开始写作。任凭敌机轰炸，我自岿然不动。
初稿写成后，萧克又几次修改，稿纸攒成厚厚一摞。战争年代纸张匮乏，萧克只能有时用办公纸，有时用书信纸。直到1985年，萧克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才抽出时间，再次修改这部小说。他广泛听取意见，甚至包括当年批判这部小说时的一些善意、合理的意见。1988年，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这部经历51年漫长创作过程，充满传奇色彩的小说，终于以《浴血罗霄》之名问世。
对剑与书法情有独钟
《张爱萍军事文选》及签名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光楷同志吗？”电话那边，一个亲切而略显苍老的声音问。在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对方自报家门：“我是张爱萍。”
“首长，您好！”听说是张爱萍，我非常激动。虽然不时在报刊上还看到张爱萍的消息，但我已经很久没有直接聆听他的声音了。离开领导岗位之前，张爱萍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等职，急切之间，我一时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才好。
“光楷同志，我想请你办一件事。”张爱萍说。原来，张爱萍熟悉的一位老同志在我分管的部门，遇到了一件有争议的事，张爱萍希望我主持公道，妥善处理。
“你们不要因为我打了招呼，就草率地作出决定。希望你们认真调查一下，切实按照客观历史事实，给他一个公平对待，”张爱萍最后说，“如果有了结论，希望你能告诉我一声。”
挂了电话，余音袅袅。张爱萍的谦和与负责让我很受感动。我立即要求有关部门对张爱萍提到的事情进行调查。不久，我将调查和处理结果向张爱萍作了汇报，张爱萍谦和而客气地表示了感谢。
张爱萍爱剑，这是众所周知的。投身革命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爱萍”，这里的萍，指的就是青萍宝剑。张爱萍在他的诗中写道：“千滩万险出夔门，壮怀青萍走天涯。”今天，人们普遍将火箭、导弹喻为长剑、神剑，据说始作俑者就是张爱萍。甚至国防科工委的文学社和文学杂志，也被他分别命名为神剑文学会、神剑杂志。
张爱萍的秘书贺茂之，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他以东方鹤的笔名，撰写了一部90万字卷帙浩繁的《张爱萍传》。据说，最初设想的书名就是《神剑将军》，后来考虑到张爱萍不务虚名、专注实事的个性，才定名为《张爱萍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我收藏的签名本《张爱萍军事文选》（长征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就是通过张爱萍的秘书获得的。后来，我专门给张爱萍打电话致谢。
作为一员著名的儒将，张爱萍的摄影、书法都常常为人称道。外出活动时，他常常胸挂相机，被人称为将军摄影家。张爱萍的书法，尤其是行草，如龙蛇起舞，酣畅淋漓，自成一体，广为人知。在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会客厅里，就悬挂着一幅张爱萍的《陋室铭》，每当我在这里会见外宾，都会看到这幅《陋室铭》，并且还不时吟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词名。
2003年，张爱萍以93岁高龄驾鹤西去。我到八宝山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与其他葬礼不同，他的遗像是一张彩色立像，葬礼上播放的也不是一般的哀乐，而是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从他生命的最后告别，也能看出他的高雅情趣和不凡艺术追求。
百岁将军不觉老
吕彤岩是我很熟悉的一个朋友。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曾经透露，吕彤岩是她的婚姻介绍人。“文革”期间，刚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吕彤岩，分配到陕北一个公社的卫生院当医生，恰好距离邓榕居住的村子5里路。她们早在北京时就熟悉，此次异乡相遇，自然经常来往。有一次，聊着她们在北京的熟人时，吕彤岩说她认识一个叫贺平的人，一定和邓榕合得来。在吕彤岩的“生拉硬扯”之下，贺平和邓榕通上了信，并最终喜结连理。
作者收藏的两本签名本《吕正操回忆录》，第二本签名时吕正操正好百岁。
1996年，我托吕彤岩办一件事：请她的父亲在其著作上为我签名留念。她的父亲就是开国上将吕正操。不久，吕彤岩回过话来：签名可以，但要上门来取，不但要上门来取，还要“交费”。
“交什么费？”我好奇地问。
“当然是书费，”吕彤岩先卖个关子，然后说，“父亲想让你来和他谈谈国际形势。”
这一年6月份的一天，我应邀来到吕正操的家中。此时的吕正操已经年过90，但他还是亲自起身迎我。之后，他半倚在沙发上，开门见山地说：“先说说国际形势吧。”
接下来，我先介绍了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之后又介绍了台海局势，吕正操听得很仔细。最后，吕正操说：“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但绝不承诺放弃武力。”整个过程中，虽然是我主要说，他主要听，但我们的交谈既不像上级考下级那样严肃，也不像论文答辩一样宏论滔滔，倒更像是忘年之交的娓娓闲谈。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吕正操说：“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你满足了我的要求，现在该我满足你的要求了。”说着，他在一本《吕正操回忆录》上签了名。
这次接触，使我对吕正操从仰慕变成相识。此后，我还数次登门拜访，特别是近年来，差不多每年夏天我都会到北戴河看望他老人家。他虽然已经年过百岁，但仍然头脑清晰，和我们打招呼，并不时闲谈几句。
2005年1月4日，是吕正操的百岁华诞。共和国开国上将共有57人（其中两人分别是1956、1958年授上将的），吕正操是第一个百岁上将。为纪念吕正操的百岁华诞，解放军出版社将《吕正操回忆录》重新再版。与旧版相比，新版增加了建国后的部分。吕正操曾经说他一辈子做了三件事：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新版《吕正操回忆录》就用了两章篇幅，记述吕正操主管铁路工作的往事。至于我，更感兴趣的还是新版《吕正操回忆录》最后一章：重会张学良。
众所周知，吕正操是张学良的旧部，曾经担任张学良秘书，关系笃厚。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南京，曾对吕正操等人说“三天就回来”，谁也没料到，这一去竟长达半个多世纪。1991年3月，张学良和赵一荻夫妇得以赴美，与吕正操重会的机会逐渐成熟。
1991年5月23日，带着党中央对张学良的问候，吕正操以私人身份踏上了赴美的航班。1991年5月29日，吕正操终于见到了张学良，细算下来，他们分别了恰好54年5个月零4天，双“五四”。当天谈了一上午，第二天下午又谈了3个多小时。第二次交谈时，只有张学良和吕正操两个人。此时，吕正操拿出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信中，邓颖超受邓小平委托，热诚欢迎张学良方便时候回家乡看看。由于眼花，张学良几乎把眼睛贴在信上，一字一句地认真看完了全信，他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不久，张学良亲笔复信邓颖超，其中写道：
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遗憾的是，直到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将军以101岁高龄在美国病逝，他最终没能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张学良曾经引用“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来表达他的还乡心愿，但为什么最终没能成行呢？作家方小宁在《天行健：百岁开国上将吕正操》一书中透露，张学良曾对吕正操提到，李登辉准许他到美国时，要求他绝不能借此机会跑回大陆，要回大陆必须李登辉同意。张学良接受了这个条件。也许，这就是张学良最终没能还巢圆梦的原因吧。
当然，我也得到了新版《吕正操回忆录》的签名本。特别珍贵的是，吕正操的签名时间是2005年元月，而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1905年1月（清光绪30年冬），我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在我的所有藏书中，这是唯一一本百岁老人在百岁之际的亲笔签名本。
（摘自《藏书・记事・忆人》，新华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