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报纸发表了作家张炜的《拒绝宽容》的文章。（张炜告诉我，他并无一篇这样的文章，是编者从他的另一长文中选了这么一段，并命名后发出。）我很奇怪，哪里会有中国的作家拒绝宽容要求严刑峻法的？“文革”的噩梦才脱
这其实是驴唇不对马嘴，我的宽容是讲政策，讲领导的肚量，讲文艺“战线”与整个国家的气氛。而诸小友的绝不宽容，是指他们的嫉恶如仇，是讲社会上冒头的污浊与黑暗，是讲他们自身的正义性道德性或者应该说是先进性。
有些精英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话语权，道德审判权，真善美的制高点，还有思想者的桂冠，因此他们考虑的根本不是自身能否得到宽容对待，自身的精神空间，而是他们能否原谅那些卑鄙者、粗俗者、形而下者、无思想者、浑浑噩噩者、拜金者、行尸走肉者，目前还要加上犯有过错者的问题。
记得此前一个场合，好像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讨论会上，我所最最欣赏和喜爱亲近的中年作家之一韩少功就提出，参加争鸣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得够格，得够得上六十分。当时立即有人提问，谁来打分呢？少功可能认为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良知，例如他自己这样的人物有打分的责任与把握。可惜，他的“打分说”恐怕只能受到另一类人物的欢迎。
须知，打分说到了另一类人物那里，他或她首先认为你韩少功就不够六十分。怎么办？
其实我早在1987年发表于《红旗》的谈百家争鸣的文章中，就谈过一个观点：言论的放开必然导致言论的贬值，黯淡了一言兴邦的前景，也淡薄了一言丧邦的警觉。百家争鸣的立竿见影的结果不是出现一百家或九十家真理，而是出现了许多胡说八道。许多言过其实，许多人云亦云，许多片面偏激，许多迎合媚俗，更多的愚者千虑之一得，智者千虑之一失，都会随着言论言路的开放而易于涌现。与此同时也创造了有利于出现创见的空间，发明创造的空间，想象力与精神飞跃的空间。同时言路的放宽能使种种谬论彼此制衡，不至于出现一言丧邦的大祸。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不能适应这样的不理想状况，害怕自己的伟大深邃的声音湮没在众声喧哗里，尤其是世俗苍白的市场叫卖里，要求提高言论“入局”的门槛，就先别叫嚷开放，更不要侈谈言论自由。还是先请出一个打分的领导（这很可能）或者干脆由你去打分（这很少可能），搞精英小圈子以及政治上够格者内部开放更让人踏实放心。
类似的问题还出在我对于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说的看法。张同样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和友人。但是作为对于文艺工作的一个号召或一个规范，这样一提，我当时也不知怎么了，立刻想到了清理、清污、清算、清除、清洗这么一大堆与“清”有关的词儿。一朝被蛇咬，终生怕草绳，这就是我的心态。我们的文学，我们的精神生态，在这样一个大国，我以为首先需要的是丰富、平衡、多样、健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胆创造，尽情发挥，互相补充，互相激荡，双赢共赢，协奏交响，而不是带有排他性的“清洁”。
无论如何，我是太看重“类文革”的思路和说法了，噩梦并未远去，整肃随时可能。我防之甚严，生怕再来一次“文革”。我又是太把文艺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来“保护”来支持了。其实文艺不一定是一个整体，种种不同的追求，不同的侧重，门户之分，地域之分，雅俗之分，学院与江湖之分，亲疏远近之分以及高低善恶之分是无法弥合的。你俨然以文艺文学的整体的从业人、思考人、爱护人、策划人自居，其实，却伤害了你最最欣赏也最最对你有所期待的某些同行，例如前面提到的张炜、韩少功、张承志。说得严重一点，你开始制造着对你自己众叛亲离、失望摇头的局面，令不怀好意者快而亲者痛的局面。
作为对于整个文艺的指导，清洁的指标未必可以列在首位，肮脏则必须遏制――我没有说消除，因为洁与不洁的有些判断并非易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洁还是不洁？《尤利西斯》洁还是不洁？当年它们都被认为极其不洁。有些作品人们认为显然不洁，不洁当如何？有些作品极洁，极洁又如何？作为张承志的感受与呼吁，他的清洁说其实十分敏锐与感人，现在，在某些人眼里，文坛、网络，甚至还包括许多电视节目尤其是广告，几乎快成了垃圾场的代名词，也许张当年的呼吁还真显出了预见性。
1994年（或1995年）初夏，《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谢泳与丁东的两篇文章，丁文似乎还是两说着，说明王某的贡献与局限。谢文的题目是“内心恐惧……”什么什么，大意是王某的特点是被极左吓破了胆，什么东西都用极左来对比，只要不是极左，他都接受，从而混淆了是非，变成了糊涂虫。这些都不是原话，我现在找不到此文了，只根据记忆写成，如有不实，我自己负责，并请谢先生原谅。
你猜怎么着，他说得有点道理，我此阶段就是以防“文革”的重现为第一要务来着。
同时，年轻人竟然这样小瞧极左的曾经肆虐，这样小瞧人们为反极左付出的鲜血与生命的代价，不能不令我伤心伤感。我想起了一篇小说的题名：昨天已经古老。是的，昨天已经古老，记忆无法保存，我们生活在日新月异、天地翻覆的中国，我们希望的是向前看，淡化往事，古老的昨天谁还有兴趣回顾？
谢泳更有兴趣的倒是前天而不是昨天。他津津有味地回顾例如蒋怎样礼遇胡适之类的轶事，艳羡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为什么就不再想一想，为什么蒋失败了，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九十（如果舒乙先生之说可以成立的话）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呢？前天，人民革命难道是阻挡得住的吗？而革命的激进主义，完成了历史的宏图大业，催生了新中国，才使我们包括谢泳有了今天，以后一直发展到“文革”，难道不是有迹可寻的吗？
再说，他毕竟没有在蒋家统治下生活的经验，我有。我知道什么叫暗杀闻一多李公朴，我知道什么叫镇压学运，我知道什么叫特种刑事法庭，我也知道有多少左翼作家在雨花台等地被枪决。他不会不知道吧？
作为政治运动，你可以全面否定，彻底推翻，审“四人帮”，揪“三种人”，在中国的情势下，没有什么人提反对意见也没有讨论争辩的必要与可能。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或反传统，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包含着二律悖反的正题与反题，玩着命批自己的传统，包含了自我卸载、自我爆破、自我糟朽的预置，正像中国文化有自我更新、自我救赎、自我调整的能力一样。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带有变异性乃至破坏性的传统，中国那么多改朝换代，有几个朝代不否定前朝的文化呢？）文化现象，思维模式，红卫兵的影响将长期存在。高调主义，零和模式，唯意志论，精神至上，斗争哲学，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拉之下马，悲情主义，煽情主义，极端主义，永不妥协、永不和解，自命鲁迅，所谓只身与全中国作战，到咽气那一刻也是一个也不原谅……这些红卫兵精神，在多少人身上仍然存活！包括不同的政治选择的人，进入截然对立的营垒的人，其心态与方式竟然如此相近！
无怪乎2006年，海外出版的一些媒体上，刊载的谈“文革”四十周年的文章的主调是说“文革”的好话。越避讳就越要说好话。
青少年时期的一切终身难忘。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青春万岁。红卫兵们的红卫兵运动，就正是他们的青春万岁呀。避讳更加成全了他们的对于红卫兵运动精神的怀念与梦幻化诗情化的补充发展，这样的怀念补充我应该理解，这样的怀念正像我的怀念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只不过他们不走运，青春竟然万岁到千夫所指的红卫兵运动上了。
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说得好听点，历史给了我们目标、动力，成就了我们也充实锻炼了我们。说得怨毒一点，我们都被历史所劫持。人渴望自由，这只是人的一方面。人也渴望有个主宰，渴望被劫持，否则，他活一辈子干什么去呢？他需要的主人可以是人格神，可以是观念神，可以是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可以是社会集团更可能是历史和时代。
历史和时代向人提出了使命、内容和意义。摆脱历史是不可能的，就像帆船躲不掉风。无非是走顺风船还是走逆风船或者先顺风再翻船或者先逆风再顺风或者时顺时逆时危时安的不同。
问题在于你对历史的感情。对不起，这有点像奴隶对主人的感情。但我无意像我们批判奴隶主一样地批判历史、与历史为敌，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像奴隶推翻奴隶主阶级一样地推翻客观的先于任何个人存在的历史。它主宰了你，这是客观实际，是时间与空间的存在形式，而不是压迫或者剥削的结果。曾经的红卫兵难以割舍他们的恋红情绪，这有点像斯德哥尔摩情结：被劫持者对劫持者产生了感情。当然西方心理学家病理学家是以怪诞与变态的精神病理作参照乃至是作前提来谈这一情结的，而且，在文明社会中，劫持人质无疑是一种犯罪。这一点，历史与人的关系完全不同。但它也说明，被劫持者对于劫持者即对于（一度的）主宰者是能产生感情的，宗教感情与政治乃至家族家庭感情都能说明类似的情结。请允许我们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情结，而不是从价值的绝对信条的角度来急忙忙地想当然地否定。所以我早就指出《红楼梦》中的丫头们有“不奴隶，毋宁死”的现象：晴雯、金钏都是这样死的。我也借此机会想到了那些大谈无怨无悔的红卫兵――知识青年朋友们。你无法打破他们的在这一点上与你同样的对于青春万岁的记忆与怀念，他们永远会依依于那段强有力的历史的劫持。就像我现在唱起苏联国歌与《斯大林颂》仍然感动于它的气势饱满，情绪涨潮，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至今仍然坚持斯大林主义。
我相信，见解归见解，真正做文学的朋友，真正懂文学的朋友，只要不是那种出口伤人的新出炉的哲学博士，绝对不会因为个别问题上的见仁见智而反目成仇，恩（双方的、互相的）将仇报。我与张承志有歧见，但他还是公开地表达了他的友好与谦让心意，我请他来家里谈（我更多地去过他家多次），请他到新疆风味的阿凡提餐厅用饭。我参加了一家文化公司为他颁发的爱文文学奖活动并致了贺词，他也参加了给我颁发同样奖项的聚会并致了祝词。
夏天在烟台，张炜多次来看我，谈文论书，交谈甚欢，颇多共识。也有一点作品他表示看不太懂，想是婉转地表示保留的意思吧。我去海南签名售书，见到韩少功，更是多有交谊。当地人称他为“韩主席”，他称我为“王蒙老师”。
顺便在这里说一下，文学这个“行子”（犹言东西，是河北活），牵情带绪，各有见解，亲爹亲妈，也有相悖看法。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谈文学我得罪的人多了去了，但是我没有恶意，我不可能由于友谊放弃见解，我也不会因为见解而记仇任何人。说实话，不能免俗的是，我会因为私人情面而对某某说一点溢美的好话。但是绝对没有因了个人的情绪作文学的批评责难。越是好友我越要真实地告诉他或她，我对于他或她的某些作品的见解。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同时相信我的直言忠言诤言终将得到作者与读者的理解。虽然现在是一个做恶人和俗人才显得真实可信的时代。
连年的动荡，我们的人也许有着太多的急躁和浮夸，太多的恶毒和凶猛，太多的排他与野蛮，太多的情绪化和意气用事，太多的零和模式。同时，太少的温良恭俭让，太少的绅士风度，太少的通情达理，太少的双赢与共赢，太少的人际文明。特别是在思想理论问题与文艺问题上，我们动不动用恶骂代替说理，用滥情代替理性，用粗粗一看代替分析思索，用远远一瞥代替透视镜与显微镜，用性恶论的想当然代替对于不同观点者的尊重与体察理解。用咒骂、牢骚、埋怨、抹黑和各式粗话脏话下流话……代替深度的与善意的考量，用歇斯底里的念念有词代替从善如流的倾听和吸纳。我们的学风文风有时候可真是够呛！
还有一个特点，我们的学人一张口就是涵盖全局的大范畴，不是讨论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使命，要不就是坚守或者抵抗，要不就是反现代性，要不就是与时代同步或者反时代的潮流（反潮流，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愤老儿愤青儿请不要以为是自己的发明）。日本有学者研究从维熙作品里的花，王某作品里的颜色与海。然而，我们自己的学者倒少有这样的研究者。中国文化是本质主义、概念主义的文化，概念是越大越重要，越大越显水平，又好吹又好辩又好斗。上纲上线上到最后，凡人文知识分子都成了舵手、旗手和精神领袖啦。
请问，您有没有旗手情结？
有时候我还想，对不起，此话一出一定也会出现哗然效应。是不是我们的文学太多了？全国那么多靠政府补贴过日子的纯文学刊物，那么多文学机关团体（有好几个作家向我抱怨，他或她们那里，真正有影响的作家超不过三名五名、――王按，全国各省市都是这样，多数一两个，少数三四个，极少数有五至六人――但号称为他们服务的其实是指导他们的人士，倒有了一大堆），那么多报纸文艺副刊。那么多文学博士硕士教授副教授讲师，课不多，气不小。那么多专门的文学出版机构。那么大的文学队伍。全世界再无第二号。规模越大文学越少，会员越多好作品越少。争论越多见解（更不要说什么创见了）越少。声浪越大，价值越小。文坛越热闹离文学越远。大佬越多，经典越少。就这样还满腹牢骚地抱怨自己的文学事业从中心滑到了边缘，您到底要怎么个不边缘法？或者用艾青老的一句名言吧，著名作家与官员越多，著名作品越少。会不会是这样的呢？
我确实已经记不清，是陆文夫或是张贤亮，我想他们二人都会这样看并对别人讲过：一批盛年与青年作家，敏感而且自视甚高，少招惹他们！
我想可能他们是对的。
（摘自《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版，定价：3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