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规范的文章标题，只是我随手记在纸片上的几个词，因其缺乏必要的关联，故用圆点隔开。缘起于我参加一次关于“传媒时代报纸副刊”的专题研讨会，与会者有许多报人、教授、作家、编辑。报人，顾名思义是办报
因为垄断经营的原因，境内的报业比起其它行业来说，经济效益要好一些，个人收入也要相对高一些。这不奇怪，18世纪的经济学家就说过：垄断导致利润最大化。按说报纸属于文化产业，原不该成为垄断行业，也没有谁说它是垄断行业，可事实就那样。这里说的还不是个人经济收入的问题，这是小事。由于行业垄断的缘故，如今的报人就有了几分牛气，任何单位或部门，但有大事小事，想见报就得找他们，纸质媒体在他们的手上，也只能在他们的手上。其实，有些事情本来就是纸质媒体应当关注的事，按照新闻传播常识，但凡有新闻价值，理应报人闻风而至，挖墙打洞地要把新闻弄到手。现在倒好，坐在家中被人延请，收了红包上一条消息。谁收红包收谁红包？业外人士得弄清楚了，不是采访者付被采访人费用，而是被采访人付采访者费用。一来二去，渐渐就形成了一种潜规则：有些新闻是有偿的。渐渐的，采访者与被采访者都懂了这新闻之外的“学问”。
当然，这里说的不是普遍现象，但也绝不个别。因为“潜规则”的存在，任何一个不按规则出牌的人，都会被游戏淘汰。故尔，这里基本上不存在个人方面的原因，就是说与个人道德修养什么的没关系，其实是一种体制缺陷，怨不得今天的报人。
大公报复刊的创始人之一张季鸾这样评价从清末到民初的中国报人：“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治，反干涉。”显然，这是张老先生对清末民初时期的报人的评价。当下不是清末民初，其“职业独立”想来已是过时的观念。
如果说今天的报纸除了偶尔来一点点有偿新闻，就无所作为，这一说法也未免以偏概全，经不起推敲。正如说报业垄断经营就没有竞争一样。今天的报业之间也有竞争，当然不是在“对政治敢言、对新闻争快”方面竞争，眼下报业竞争的着眼点，在于争取大众的眼球。也就是说着眼点在于报纸的发行量，毕竟发行量与广告经营额有关，而广告营业额则是任何一家报纸得以生存以及活得如何的硬指标。
为了这个硬指标，各家报纸使出十八般武艺，什么吸引眼球，就来什么。花边有读者，就来花边，追星有读者，就使劲去追星，奸情凶杀有受众，就来一些擦边的准色情货色的奸情与凶杀。某一天，信手打开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除了广告版面之外，几乎没有一版没有花花草草的俗事儿。要说俗，可算是俗到骨头眼里去。有人说这就是文化媚俗，其实，又何止是文化媚俗。正如一个与会的报人说的那样，现在报纸简直是全民庸俗培训中心，大众俗一分，报纸就先俗成三五分，到了大众的俗劲儿被培养到了三分，报纸就率先俗到七八分，真可谓领导庸俗新潮流。更有言辞激烈者，某资深报人，新近离开她供职20年的报纸，在博客上发布离职的理由之一：今天的大多数报纸，符合黄色新闻的一切特征。
这是否就是传媒时代的新的办报方略？我不是报人，不敢下结论。殊不知，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不同处，就在于它除了经济效益之外还有一个社会效益，而社会效益则又每每与经济效益不唱同一个调。如果报纸都这样办下去，为了所谓的大众化，专门鼓噪庸俗的声音，其实已经与污染自然环境的“三废”同样有害了，虽然它们倾倒在社会环境中的不是眼睛看得见的废渣、废气、废水，其危害程度一点不在“三废”之下，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恐怕这种危害花上几十年时间未必能够消除掉。所以，“节能减排”不仅适用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也适用于社会生态环境。而减少排放庸俗文化的垃圾，无疑是承载传播职能的媒体的重中之重。
当然我这样说下去，报人们大约要心里不快活，他们想必也有他们的难处，这难处局外人未必能体会得到。还是前面那个离职的报人，她在博客中说，在中国做一个报人是痛苦的。这种痛苦，局外人几乎无法想象。
某一天，一个报社老总请饭，这是多年的朋友，当年她才调进报社当编辑，我们就相识了，对她的了解不可谓不深，她刚受命去主办一份叫做《XX时报》之类的子报，饭桌上她和她的一帮筹办子报的骨干，侃办报方略，气氛热烈，归总的基本精神是：要与日报、晚报去竞争，就得往俗里去办报纸，要俗得不能再俗！我知道她非俗人，可是一办报就使劲往俗里钻，让人听了不受用，饭桌上我凭着老熟人的身份，很书生气地跟她抬了几句杠。她是这么回击我的：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让你来办报你也得这么办。这样一来，我无话可说了。回家后认真想了一下，报人的难处其实更令人可怕，因为一个俗字已经形成了大气候，今天当一个报人，就得不怕俗，俗不怕，怕不俗。
单从这层意义上，过去常把不看书，不读报，看成是一个缺陷。殊不知在今天去看某些书、读某些报可能是更大的缺陷。
有人会说，眼下的电视传媒媚俗的本领一点不比报纸差，这话说得无疑不错。而且，相对于纸质媒体，可视媒体是更通俗的媒体，毕竟纸质媒体对受众有个必须断文识字的起码要求，可视媒体的受众不识字也行，只要能听懂中国话就行。这也就是说，可视传媒的通俗性为其传播技术的特点所决定，报纸不应跟在后面邯郸学步，更不应当成为报纸趋俗媚俗的理由。
随着电视传播技术的进步以及家用电视机的普及，电视传媒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君不见，电视里易中天说说三国、于丹谈谈庄子，谈说之间，一下子成了最知名的教授，最畅销的作家。这是往好里说的效果。也有一些明星或名人作为特邀嘉宾，在荧屏内被主持人调度来，调度去，像耍狗熊一样，终于耍出一阵让人听了觉得心里难受的哄笑声。电视传媒为了收视率，拼命讨好低文化人群，把逗乐当作主要手段。
媒体的媚俗趋俗精神以及寄寓其中的享乐主义，显然是一种污染源，正在毁灭我们的精神的田园，“欲望被激起却得不到满足，这样一种被传媒强调的渴望，化解了正常的自我利益，犯罪变成另一种‘成功’的方式”。奸情凶杀这些有“看点”的犯罪报道，所带给人们的伤害，不仅仅是犯罪本身，更有一些延伸危害，比如，凶杀的细节成为青少年凶杀案件中的克隆对象，贪污行为造成的另一种危害是一些人去仿效，尤其当社会对贪污行为没有较为有效的监控和打击，当许多人因为不义之财而获得物质富有，并为人们所羡慕。
到了互联网传播技术和无线通讯技术得到普及应用的今天，报纸电视这样一些传媒已漏出旧相来，随着网络信息和手机短信加入到多媒体传播的行列，在全球范围内业已构成了一个新传媒时代。相对于“新传媒时代”，“传媒时代”似乎也成了半新不旧的概念。新媒体传播手段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它们可以采用“卡拉OK”式的自助形式匿名进入传播环节，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无厘头、恶作剧，从而淡化了它自身的影响力。而报纸与电视则是需要通过审稿、把关等种种限制，才能进入传播环节，其权威性应当大于网络传播，虽然后者在传播的即时性、互动性方面会强于前者。可我们的报纸却常常不明所以地学习网络信息传播中“无影造喜鹊”的做派，而且乐此不疲地从网络下载文章来填充版面，结果成了跨媒体互动的以讹传讹。而假货色多了，读者心目中，纸质媒体的诚信度、权威性则出现了大滑坡。
今天的传媒在宣扬娱乐、鼓吹庸俗方面，可以说不遗余力，是不是传媒时代或新传媒时代，就该让快餐文化与垃圾（文化）食品不受限制地充斥文化市场？当报纸传媒中透出的庸俗之气让人不堪卒读，当我在互联网，在手机短信中，不得不被动接受许多黄色信息，生气之余，常常想，是不是该有个谁来管一管，或者以法来治一治！
相比传媒时代、新传媒时代这样一些新概念，报纸副刊要算是老古董了。细细推算起来，中国报纸副刊今年已经111岁了。1897年11月24日，《字林沪报》创办了附报《消闲报》。第一张副刊名曰“消闲”，自此以后，娱乐消遣就成了各报创办副刊的宗旨。副刊登载的作品流于无聊和轻浮，趣味低下。这时的副刊受众不可谓不多，可是，副刊过分强调其娱乐消遣的功能，登载的作品无聊轻浮，趣味低下，引起了各界的不满，众多有识之士对报纸副刊提出严厉批评，他们要求副刊要抛弃无聊的低级趣味，因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报纸都对副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改革的路途中，值得一提的是以下几张报纸副刊的改革，《晨报・副镌》、《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等副刊开始聘请名作家担任编辑或主笔。新文学运动最为重要的作品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镌》上连载的。关注中国社会进程的鲁迅、茅盾、老舍、瞿秋白、巴金、叶圣陶等一大批进步文人的作品在《申报・自由谈》陆续刊出，而《大公报・文艺》则成了抗战文艺的重要阵地。不仅如此，今天我们在书店书架上看到的许多长销的文集文选、名篇名作，很大一部分都是当年的副刊文章。一点也不夸张说，当年，有许多文学工作者正是从读副刊文章、写副刊文章，走上文学之路的。
这是报纸副刊尤其是文学副刊100多年走过来的路。对照当今，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报纸副刊正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快速往回走，沿着上世纪初被批判的那种庸俗无聊和趣味低下的路子继续向后走。当年早就被否定的东西，现在反倒成了大家趋之若鹜的香饽饽。可笑的是这种历史的倒退，却被贴上理念“创新”的旗号，据说，“创新”的立足点又是建筑在扩大受众面的前提下，于是，扩大所谓的“受众”成了办报人的牛鼻子。
其实，报纸的不同版面如同不同的窗口，它们对不同的受众打开，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比如文学副刊的受众肯定不是热衷于看那些“老公老婆、情人恋人，针头线脑、鸡毛蒜皮”文字的受众，更不是喜看事涉“奸盗邪淫”的所谓纪实文字的受众。
打着“创新”的旗号，让文学副刊一味去扩大受众面，其结果是把文学副刊搞得不见了文学。据说，在改革创新的旗帜下，文学副刊版面越来越“消瘦”的原因，是报纸在做读者抽样调查时，发现文学副刊的读者最少，于是什么版面读者多，报纸就向什么版面倾斜，并且不断改造读者最少的文学副刊，比如从不刊登诗歌作品到不刊登小说作品，渐渐的，甚至也不怎么发表文学性强的散文随笔作品。那么，文学副刊到底刊发哪些“文学”作品呢？改革创新者拿出的“成功经验”是强调新闻性和贴近性，还有所谓的草根精神。
显然，这里有两个误区：一是文学副刊受众的抽样调查不应当在街头路边随机抽取，而是应当在一些常读文学副刊的人群中抽取，因为这里调查出来的多与少没有丝毫说服力，有时少未必就是真正的少。二是原来不读文学副刊的低文化人群，一旦都成了文学副刊作者与读者，而原来读写文学副刊文章的作家、作者，渐渐不写不读文学副刊文章，事情就有点不对头，这里也有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只不过，这里的多未必是真正的多。因为，文学副刊如果办成搞文学的人不看，喜欢文学的不看，应当定义为没有受众，而不是受众面在扩大。
这些年，文学被边缘化的说法时有所见，其实，在一个物质化倾向过于明显的现时社会中，不能与应用科技、与经济指标、与物质财富相提并论的文学，不被边缘化才是真正的怪事。文学之于人类，之于社会，或存在于无用无不用之间，其作用和意义更适宜远观而不能近视，事实上，生活在唐朝的人，都觉得有许多内容比写诗更重要，然而，当一切成为历史，当历史在你眼前摊开，人们会发现唐朝没有了李白杜甫会逊色许多，而那些当时比诗歌更重要的人和事，早已化作烟尘，且尘埃落定。翻开历史的章节，唐诗、宋词、元曲，几乎成为这些历史王朝的不可或缺的标签，当后人们打量这些历史时段，还真的不能从历史中抽去它们。那么，没有文学的当代行不行？今天说了没有用，明天又轮不到我们来说了，因为我们那时已不在这个世界上。然而，确凿的一点是，我们的后人一定会对一个没有文学的时代丢来白眼，并且鄙视我们。
也许，文学这个话题，我们不该在报纸文学副刊的会议上多说，可是，说了也不是全无意义。毕竟从报纸的传播特点来看，报纸副刊的受众面显然要大于纯文学媒体，也就是说报纸的文学副刊至少可以起到桥头堡的作用，起到文学启蒙的作用，起到培养文学受众的作用，甚至还可能影响到一代代文学青少年的成长。
话说回来，报纸撤了文学副刊也不打紧，怕只怕伪文学副刊。就是说，把一些所谓有读者缘的其实是文字垃圾的稿件，作为文学作品填充在文学副刊的版面中，其危害要远远大于没有文学副刊，因为它造成的后果，不仅是降低报纸自身品位，更在于误导了许多青少年，在那些喜爱文学却不怎么明了什么是文学的青少年那里，副刊上那些文理不通，语病百出的“文学作品”就成了他们仿效的对象。
也是在这个会议上，与会者七嘴八舌议论到这个问题，如何才能不让小孩在文学副刊上受到不良影响？以至于有人还说到了“救救孩子”！
救救孩子，在当下，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严峻问题，它体现在诸多方面，伪文学的侵蚀只是其中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然而，今天的父母们，处于多么困窘的弱势，有那么多不良的东西，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挤垮了父母设置的墙。
在这么沉重的社会现实面前，仅空泛议论一下报纸文学副刊，又是多么的苍白软弱无力呀！
（摘自《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