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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怎样培养了侯宝林

2008-09-01 18:25:00 来源:书摘 侯? 我有话说

父亲23岁那年和当时已经40岁的师叔郭启儒,应燕乐戏园邀请搭档来到天津,那一年是1940年。他俩首日登台是在端午节前的6月7日,白天的节目是《空城计》,晚上是《改行》。《空城计》那时不叫《空城计》,叫《跑龙套》,前半段是《挂票》,后半段才是《空城计》;《改行》那时叫《八大改行》,《八大改行》原本不止八

个回合。每个演员在表演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个人条件选择其中的三至四段。每说一段,都要先把被模仿的艺人所唱的段子唱上一遍。那天晚上,正好赶上天津电台在燕乐戏园实况转播,因为是“打泡”戏(天津方言,剧团到一个地方演出头三天的剧目叫“打泡”戏),又是实况转播,父亲和郭先生演得格外认真。再加上他们的段子都经过精心修改,与众不同,一出台,观众就“好”声不断,一下子,许多的天津人都知道从北京新来了一场相声。

侯宝林

几天后,有数家报纸发表文章:《侯郭相声惊人》、《侯郭相声可观》、《侯宝林一鸣惊人》等等,称赞二人为“幽默隽材”。文章说:“……侯宝林、郭启儒,业于日昨登台,首日以《八大改行》、《跑龙套》二节打泡,居然一鸣惊人。座上周郎莫不报以彩声,赞为奇才。盖侯口技出色当行,脱类凡俗。”尤其对家父表演风格的独特新颖给以充分肯定。“……今番宝林以口齿清楚,词藻新颖,推陈翻新,不拾前人牙慧,遇事讽谏,倍觉有味,妙语横生,足以解颐……”在历数侯郭的优点之后,一位评论家语重心长地寄语:“宝林正在青年有为之时,万勿沾染嗜好,如xxx之嗜好累人,可为前车之鉴。”一语道出天津观众对他们心中偶像所给予的深情,他们不愿意一次次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喜爱的艺人,在成名之后染上毒瘾或其他不良嗜好,一颗颗“明星”冉冉升起,然后又迅速地陨落。他们对此往往爱恨交织。因此,当侯宝林出现时,意识到了这是一棵好苗子,要先给他一个提示,要先给他打防预针,他们盼望他能快点长成一棵参天的大树。

因此,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既肯定他们的优点又指出不足:“侯宝林、郭启儒在燕乐登台以来,人缘极佳。使活时口齿清晰,抖出的包袱没有不响的。虽是一段平常玩意,也说得天花乱坠,令人捧腹。最可贵者,侯宝林喉咙甚佳,唱时毫无勉强之处。评戏大鼓等学来惟妙惟肖,诚可谓多才多艺。惟二人面上时带笑容是其小疵,每入活时,虽然一气呵成,有时说得太紧,而将‘相’字失没……”

对于各种表扬和批评,父亲和郭先生都能以审慎谦和的态度欣然接受。父亲自幼是个孤儿,师父们对其管教甚严,尤其是教京戏的颜泽甫师父,打骂乃平常事。现在,刚一到天津,就得到如此众多听众的厚爱,父亲内心对师父们充满感激之情。

1943年10月,著名的剧评家娱园老人戴愚庵在杂志上著文,指出戴少甫、侯宝林演唱的“叫马童你与爷忙把路引……”这段吹腔中有错误,应该去掉其中的“忙”字。显然,从字面上讲,去掉“忙”字,或是将“忙”字改为“快”字似乎更通顺,但是演员有时为了就合唱腔,就会忽略用词的准确性。为了同一句唱词,一名普通的“检场”、一位知名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方式,直抒己见表达他们对艺术的执着,热心地扶植一个普通的演员。几十年后,父亲回忆起这些往事深情地说:“我这个演员是天津培养起来的!”

天津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天津人生性外露,为人豪爽,敢爱敢恨。天津又是“杂耍之乡”,行家里手比比皆是。经常有人在报刊发表文章对各行演员及其作品发表评论,意见中肯,每每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进步很快。

不久,父亲发现有人在报上连续发表措辞严厉的文章,批评相声艺人在台上使用“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儿子孙子兔崽子……”一类的调笑语;对这种“爸爸妈妈”式的谩骂以及用扇子敲击对方光头的噱头表示极大的愤慨。还有人抨击撂地的相声艺人使用“脏口”,说他们“满嘴喷粪信口胡云”,是“下三滥的玩意儿”等等。父亲心中很难过,他明白,说相声的之所以社会地位低下,遭人鄙视,正缘于此。因此暗下决心,一定不能犯同样的错误。然而,两个月后,立秋的前几天,他还是遇到了他来天津后的第一个“黑色星期五”。这天,他在台上学大姑娘要女婿,突然,台下一位女观众高呼:“损根子,积点德吧!”第二天8月3日,此事见报,众说纷纭。这是父亲在天津第一次受挫。

这种情形在相声场子里原本并不稀奇,说相声的“嘴损”,似乎是不争的事实。有人甚至认为,说相声的晚景凄凉,就是造了“口孽”、遭了报应。有心人还将不少相声前辈艺人的“下场”公之于众。在报上列举相声大王“万人迷”,“八德”之一的卢伯三(卢德俊),父亲的师父常宝臣、师叔焦少海等十多位相声艺人的不幸辞世,用以佐证因果关系之说,看了叫人不寒而栗。其实,这一切原本应该归咎于那个病态的社会和那个令人堕落的年代。相声前辈们的“身后萧条”完全是件令人同情的事情。但它却让父亲从中悟出了另一个道理:不说“荤口”、“脏口”,仅仅是相声艺德的底限。他应该而且必须有更高的追求。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一位爱国的观众,以“公开信”的方式谆谆告诫:“我们都是中国人,在社会上讨生活,都应该互相亲爱才对,谁也不要轻视谁,哪一行算高?哪一行又算低?难道你们每天拿父母妻子开玩笑算是至高无上吗?你们的损人同样的算是‘自相残杀’。”显然,这已经不仅仅是观众与演员之间的批评与被批评了,这是置身于外来侵略者屠刀之下的有良知的国人的呐喊。虽然,这些并不都是针对父亲个人的,但每一次对他的触动都很大。相声到底应该说什么?说相声的人到底应该怎样说?父亲不禁感到茫然,因为此时的侯宝林还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只懂得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讨生活养家糊口的年轻艺人。

父亲自幼学习京剧,嗓子好,模仿能力强,因此,父亲极力发挥自己的个人优势。除了表现京剧唱功的段子外,人们开始关注他突出“学”的段子,如《卖布头》、《卖估衣》等。说他的《卖布头》:“声音洪亮、咬字清脆,演来异常精彩,真相声中之杰才也!”说他的《卖估衣》:“维肖维妙,最难得者,全身各部分总动员,手拍手,脚跺台板,口似悬河,利落悦耳,较比真‘喝估衣’者有过之无不及。更佐以郭启儒之‘捧哏’得法,无漏可寻,诚谓红花绿叶相得益彰,致博得全场掌声雷动云。”但是,也有人评论说:“侯宝林的《戏迷杂学》(后改名《戏剧杂谈》)(仅)占了一个‘唱’字。”说他“对于昆曲、吹腔、各派平戏――学老生小生皆有独到处。……而美中不足的就是戏路窄,假若能将张寿臣的《切糕架子》、《洋药方》、《挑春》、《训徒》等学会,将来誉满平津不难”。

父亲认为,这是观众对他提出的新要求。诚然,观众喜欢他的唱,却又不能仅仅满足于听唱,他们还要他能“说”。为此,父亲开始悉心研究他的同行们了。先是把马三爷“端着碗片儿汤进剧场”的精彩情节,吸纳进《空城计》;看到媒体上评论戴少甫的“刘备摔孩子”(双手过膝),是“洞若观火,滑稽而有见地”,就将这一创意和正在流行的著名演员赵丹演唱的电影插曲《春天里来好风光》一起编进了他的《甭批三国》;还通过收音机学习了当时最走红的相声艺人常宝的段子。演出余暇就去鸟市、三不管那些六七十人的小场子里“偷学”。几年的工夫下来,技艺在不断增进,表演的场次也从开始的前半场,渐渐提升至倒三、倒二。

1942年,杂耍乃至整个演艺界的“大反串”,给了父亲施展全部才能的机会。他的“生、旦、净、丑”皆能,和“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不挡,使得那些原本只以为他不过是有条好嗓子的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观众中有人说:“侯宝林初来津时,欣赏其艺,觉得除嗓音外别无他长,以后始对其艺有真正的认识。他的玩意实胜于戴少甫,不让小蘑菇。一条天赋的好喉咙,心思敏捷,口齿利落。每一上台,即以‘方才……’巨声一振,顿时压住台下噪杂之声,然后表演下去,故男女老幼无不欢迎之至。《戏曲大全》、《卖布头》等,是其得意杰作。皮黄大戏伊亦能之,生、旦、净、丑歌来妙肖。燕乐每次反串,伊均饰重要角色,如《打渔杀家》之教师爷、《翠屏山》之潘老丈、《鸿鸾禧》之金松等。最难能者,厥为《四郎探母》,伊竟能饰两个不同工的角色(前太后后宗保)尤属不易。宝林年仅25岁,即有如此成绩,以后对于技艺苟能努力不懈,故不难得相当之地位。”

父亲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更没有辜负那些对他寄予厚望的观众、听众。他知道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艺能。于是,他又拜师学习单弦,潜心研究不同种类、不同流派的大鼓,下决心挽救一些濒临失传的曲种。他的努力得到当时著名戏评家――戴愚庵(娱园老人)的充分肯定。“相声名家侯宝林专擅杂学,有皮黄杂学、鼓书杂学、昆弋杂学。今又从某曲词家学得时调杂学,内容有新鸳鸯调、东乡调、靠山调等,集时调之大成,不久将露演云”(娱园按:时调已成广陵散,不绝如缕者,只靠山调一种耳,宝林能集大成,藉以流传久远,歌场之功臣也)。1943年,他还于广播电台现场播音时,反串过河南坠子。此外,拆唱八角鼓、莲花落、双簧、三人相声、四人相声、话剧,父亲都一一亲身实践了。1944年4月《游艺画刊》上说:“侯宝林国剧、评剧、鼓书、岔曲……无所不精,所唱莲花落之《锯大缸》尤为清脆可听云。”父亲曾说,他在天津这五年,就是边演边学,边学边改,是一个自学的过程。这五年,他从开场第六,一直成长到“大轴”(最后一个节目)。还被观众冠以“相声革命家”的称号。

父亲非常重视“舆论的监督”,对于善意的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父亲都会认真采纳。但对那些过于陈腐的观念,父亲也会置之不理。譬如:有位自称“眼镜先生”的观众说:“侯宝林上电台有时穿西服,此处似效法张傻子,然张已失败,望该艺员戒之!”另有:“侯宝林自年前忽然留起长发,油光的上台,好像某公司的职员,给观众的印象不如秃头秃脑的有意思。”对于个别观众的这类指责,父亲认为可以“不予理睬”。对于观众一贯的喜欢给艺人起“绰号”这一点,父亲更是不敢苟同。尽管在当时,演员一上台,观众齐呼该艺人的绰号,被当作是一种时尚。我曾留意过,当时知名的艺人几乎无一幸免,都被冠以各式各样的外号、绰号。一些娱乐报刊的记者,对于收集此类信息更是乐此不疲。除了艺人们的绰号,还有艺人们的生日、艺人们的爱好、用艺人艺事编的俏皮话等等,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当然,父亲明白,对于“衣食父母”是不可以有怨言的,于是,父亲编了一段“垫话儿”,表达了他的“心情”:“某某先生一天晚上与友人打牌,起一把清一色条子,和一四条满贯。霎时,对门打下一张一条,他老先生以为满贯和了,偏巧上家也和一四条。他把牌推倒,上家也把牌推倒。结果挨了个截和,急得脑筋迸跳。打了一夜牌,白天到燕乐看玩意,到厢里就睡着了。可是心里仍撂不下那把牌,睡着睡着撒呓障,就喊出――好‘幺鸡’!这时候我正上台,诸位先生以为喊我呢,就把‘幺鸡’这个头衔赐与我啦!您说多倒霉!”父亲用他的智慧表达了自己对旧社会这种不尊重艺人的陋习的不满。

1947年,天津有家报纸举办相声首席、副席的活动。结果,父亲荣膺首席。天津观众对父亲的偏爱,使他在短短数年间,赢得了一个相声演员前所未有的巨大荣誉。但即使如此,观众在表达他们爱心的同时,也还是铁面无私地指出他表演中的瑕疵:侯宝林是相声中的佼佼者,而且是最进步者,(但是)《妓女打电话》、《逛城隍庙》俗而讨厌,此类玩意则可不要……侯宝林说《玉宝钏洗澡》中以山西人抓哏,谓山西人语后恒加“咕嘟嘟”,未免似是而非。盖“咕嘟啷”乃打醋声。每以山西人作题材,但恐惹出意外……相声家既可恨又复可爱。我现在难以想象,父亲当年听到天津观众对他说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当我读到这些尘封已久的资料时,感激之情难于言表。我知道,没有这样的观众、听众,是不会有侯宝林的。

(摘自《七嘴八舌侯家事儿》,中华出局2008年1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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