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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恩怨录

2008-09-01 18:25:00 来源:书摘 张昌华 我有话说

晚年的施蛰存

千禧之际,世纪老人像出土的文物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日前,衔《人物》之命,拜访了施蛰存(1905―2003)先生。

这是一间“多功能厅”,客厅、饭厅兼书房。先生的书桌蛰于墙隅靠南的一扇窗下。椅子后的书架上和桌前的地下,堆的都是书,多为泛黄发脆之族。案头的稿笺、文具和什物略嫌杂乱,显然,那是他刚刚笔耕过留下的痕迹。近年来他的《北山谈艺灵》、《唐碑百选》和《云间录小语》等新著迭出。施老午睡刚起,脸色红润,精神蛮爽,满头翘立的白发,抖擞出老而弥坚的神采。他身着一袭蓝色睡袍,袍带潇洒地系在腰间,自然、随意。寒暄后,我们坐下,不敢贸然敬烟。他老倒忍不住摸出一支又黑又精的雪茄来,先向我们示意,后自个儿有滋有味地抽起来。他左耳失聪,塞上助听器与我们交谈。尽管如此,双方说话声仍较高,他的方言又重,有时不得不借助于笔谈。而他的手写字已抖,只能将关键的意思写上一两句。他说他一生“开了四扇窗户: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则是碑版整理”。我根据与施老谈话的零珠散玉和相关的资料,仅就他与中国现代文坛上的风云人物的恩怨沧桑为切口,以年齿为序,谨整理于兹。

与鲁迅:十年一觉文坛梦

施蛰存与鲁迅(1881-1936)有过愉快交往的回忆,也有过瞠目怒对交锋的历史。

1929年年底,施蛰存和戴望舒等经营一水沫书店,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想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理论,将书从英、法、日不同版本翻译过来,丛书名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后易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大家商请鲁迅来领导,由冯雪峰出面与鲁迅联系。鲁迅欣然应诺,并拟定十二种选目。鲁迅亲自承担其中四本书的译事。后因时局形势恶化,《论丛》遭禁,没有出齐,但同人们合作还算愉快。

三年后,左联以柔石为代表的五位革命作家遭国民党杀害,鲁迅拍案而起,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此文即发表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第二卷第六期上。以往鲁迅给《现代》的稿子,都由冯雪峰径交或由内山书店转送,这次来得蹊跷。一日,施蛰存上班时发现桌上鲁迅的稿子,不知何人送来。从文末写作日期看,已有十多天了。原来此文已经两家杂志编辑部之手,大家都怕惹祸,辗转到《现代》杂志社。施蛰存看了,也犹豫不决,奉书局老板张静庐定夺,张老板也沉吟难断。斟酌了三天后,施蛰存“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同时觉得“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毅然拍板刊用了。为增强宣传效果,施蛰存还向鲁迅索来柔石的照片、手迹,另配上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同时加上鲁迅的近照,精心编成一页《文艺画报》,与文章一并隆重刊出,社会反响强烈。

令施蛰存毕生难以忘却的是:鲁迅与他打笔墨官司时,斥他为“洋场恶少”。盖当时《大晚报》辟一栏目“介绍给青年的书”,请一些社会名流推荐书目。施蛰存在推荐表格上填了《庄子》和《文选》,并附加一句“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鲁迅读后,不以为然,在《重三感旧》一文中,将之和“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等现象相提并论,批评为“光绪初年的雅人”。施蛰存年少气盛,觉得有点委屈,他此举只不过提倡“古为今用”而已,何必大惊小怪,遂撰《〈庄子〉与〈文选〉》一文,“替自己作一个解释”,并说“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这样好”。铆上劲后,鲁迅又写《〈感旧〉以后》等系列文章批驳;施蛰存不服气,据理力争,以《推荐者的立场》、《突围》等辩白应战。双方寸土不让,金戈铁马,使论战升级,“君子交绝,不出恶声”那是神话。以善战著称的鲁迅,在《扑空》的结尾犀利地写道:“……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跟着渺渺茫茫,到底现出本相:明明白的的变成‘洋场恶少’了。”施蛰存此前对鲁迅是尊敬的,尽管在文字上闹过点小意气,仍执礼甚恭,但现在对方骂自己是“洋场恶少”,他只能赤膊上阵以恶相恶了。拳击场上,两个不同量级的运动员对垒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洋场恶少”的阴影,笼罩了施蛰存大半生。他本名施德普,一气之下易名为施蛰存――“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势,以存身也。”

与郭沫若:相逢一笑泯恩仇

施蛰存主操《现代》杂志时,曾得到鲁迅、茅盾、老舍等襄助。时郭沫若(1892―1978)远在日本,遂请叶灵凤代为相约,未果。施蛰存只得冒昧写信,盛情相邀郭沫若为《现代》写创造社的史料,仍没得到郭沫若的回复。他又与《现代》另一主编杜衡联名写信,始求得郭的散文《离沪之前》,适巧,同期发表周作人一篇散文,施蛰存在编排目录时,将郭排在周之后,许是叶灵凤见了,将此无意或有意之中函告郭沫若。旋即,郭沫若来函,以《离沪之前》将印单行本之由,拒在《现代》上发表。信来得很突然,文章已发排,迫于无奈,施蛰存在文末缀一行小字,申明本文将印单行本,下期不再连载。施蛰存又恳请叶灵凤斡旋,言明郭著的正文中排在周文之前。疏通之后始得郭的谅解,并允《现代》可继续连载。本说不再连载,现在又出尔反尔,不能自圆其说,施蛰存不得不在“编后记”中说明“现承好多读者纷纷来函要求继续刊登”而续载第二部分,欺骗读者之违心之举,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施蛰存又担心该文最后一部分连载再出问题,那真不好办了。礼多人不怪。他和杜衡又联名致郭沫若信,措词“非常宛转、非常恭敬,使郭先生的不愉快涣然冰释”。算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1935年孔另境编《现代中国作家书信》时,孔另境顾及多方影响,没有将郭沫若这封复信编入。将近半个世纪后,施蛰存获得此信,戏冠以《郭沫若的争座位帖》为名,辑录在他的《〈现代〉杂记》一文内。

这封信的全文是:

大札奉悉,前致灵凤函,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仆虽庸鲁,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所非安耳。大致如此,请笑笑可也。专复,即颂撰安

杜衡

施蛰存 二先生

郭沫若一月十日

与冯雪峰:最后一个老朋友

冯雪峰(1903-1976)被施蛰存称为“最后一个老朋友”,实际上也是他的人生之旅中一个最亲密的老朋友。

冯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就是发在施蛰存主编的《无轨列车》创刊号上。刊物出了六期,即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罪名封杀。后来策划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出版,也是通过冯雪峰与鲁迅联系取得支持的。

施蛰存、戴望舒和杜衡三人,1925年在震旦大学读书时便加入共青团。1927年“四・一二”后组织关系中断,冯雪峰曾希望他们能恢复。左联成立大会,冯雪峰曾邀请他们三人参加。戴、杜出席,施蛰存因回老家未去。残酷的斗争使施蛰存他们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行动,三个人都是独子,尚有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同时,在文艺活动方面,他们也希望有自己的自由空间,不想受过多的政治束约。冯雪峰理解他们,并以进步的思想不断地影响他们。冯雪峰一直把他们当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人朋友。自关于“第三种人”(施蛰存认为是:不受理论家瞎指挥的创作家)论辩开始后,冯雪峰的处境比较尴尬,宁肯自己多受些委屈,也尽可能给他们以呵护。尽管杜衡最后投奔国民党,令冯雪峰很失望,但友谊还维系着。因此党内批评家认为冯雪峰是“认敌为友”,不断遭到批评。

“知我者,鲍子也。”

已期颐之年的施蛰存在回忆老友冯雪峰时仍很动容。“雪峰是一个笃于友谊的人,一个明辨是非的人,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是“热情团结党外人士的好党员”。

施蛰存还记得他们三人合伙搭救冯雪峰和窑姐儿的故事。

1928年年初,冯雪峰在北京发给松江施蛰存一封信。信中说,他已决定南归,不过有个窑姐儿与他要好,要同时回浙,他急需一笔钱帮她赎身,请求帮助四百元,望立即汇去,并暗示他在北京呆不住。接到信后,戴望舒大为惊讶。因为他刚去北京找过冯雪峰,不见他和什么窑姐儿有往来。施蛰存想大家都是浪漫青年,看上一个茶花女什么的也不足怪。他们三人立即汇了四百元,并写了一封快信。可是,许久收不到冯雪峰的回信,大家怀疑准是那个窑姐儿把钱骗到手跑了,冯雪峰不好意思回来了。

过些时日,冯雪峰从上海来信,说他到上海四五天了,要到松江来,让望舒去接。施蛰存急了,他生在一个封建家庭,朋友带个窑姐儿来住,是进不了门的,忙着张罗找住处。当天下午戴望舒接回冯雪峰,带回的根本不是窑姐儿,而是一个陌生男人。大家相顾一笑。后来冯雪峰才说明,他为了筹款帮助几个革命朋友离京,才编撰了一个携窑姐儿私奔的浪漫故事。

当年他们一伙年轻人编的《现代》,虽然成为“过去”,但仍被图书馆收藏着,并且永远会有人去研究它;而那些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朋友们呢?连“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也于1976年撒手人寰,惟他孑然一人存世,“真感到非常寂寞”。

施蛰存慨叹:书比人寿长。

与丁玲:巾帼不屑顾须眉

1924年,施蛰存在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与丁玲(1904-1986)、戴望舒、孔另境(茅盾内弟)等同学。当时女子上大学在上海还是新生事物,班上只有三五个女生。每堂课上课时,女士优先。总是男生先进教室,从第三排坐起,将前两排留给女生。待男生坐定了,女生们才鱼贯而入,那时还比较封建,女生见到男生头一低,眼皮一垂,算是打招呼,相互不搭腔。施蛰存与戴望舒座位正好在丁玲的后面,同班许久,施蛰存见到的只是丁玲的背影。只有在老师发讲义,让第一排的女生往后传时,才有机会打个照面,点个头作罢。

“傲气”是丁玲在回忆录中自己说的。施蛰存回想起来,丁玲倒也真有点“巾帼不屑顾须眉”的味道。他记得有一次,戴望舒有件急事要通知女生,冒冒失失闯进女生宿舍,讲话时,在丁玲的床上坐了一下。丁玲把脸拉得很长,戴望舒前脚刚出门,丁玲后脚就把被褥全部换掉了。在意识形态上,丁玲有点“傲气”,自负自己有反叛精神,是个解放了的新女性。当时上海大学有个教授叫施存统,他以一篇《非孝》赢得暴名,一时名驾瞿秋白之上。丁玲将此人奉为反封建的偶像,她常往施教授那儿去玩,而瞿秋白在丁玲眼中只是一个“觉得还可以与之聊天的”而已。后来,瞿秋白上社会学课异常出色,声名大振,远在施存统之上;加之丁玲的好友王剑虹与瞿秋白结婚了,这才改变丁玲对瞿秋白的态度。

1928年后的三年间,丁玲、胡也频同住上海淡水路,与沈从文合办《红与黑》月刊,施蛰存住北四川路办水沫书店,夫妇常去聊天、喝茶,过从较多。施蛰存的书店还为胡也频出过集子。次年,施蛰存回松江老家结婚,丁玲、胡也频伙同文艺界的朋友专程到松江参加他们的婚礼。施蛰存还特地嘱承办宴席的菜馆,为上海客人加一样时鲜:四腮鲈鱼……

施蛰存对丁玲还是怀有好感的。“文革”中,上海谣传丁玲已逝世,施信以为真。后知其仍健在,并获知她有续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壮志,欣喜之余,感旧作《怀丁玲诗四首》,其一曰:

丁玲不死真奇迹,弱骨珊珊大耐寒。

幽谷春回恩怨泯,好扶健笔写桑干。

(摘自《曾经风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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