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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芳为何死在佛门

2008-09-01 18:51:00 来源:书摘 陈风编著 我有话说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日本炮兵在沈阳的奉天公园向北大营发起突袭,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辽宁省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形势异常紧张,孙传芳一家在大连,虽然没遭受惊吓,但事后总觉东北不是久栖之地,迟早还会有麻烦,于是,在事变一星期后,全家迁到了天津定居。

本来,孙传芳下台以后一直雄心未

泯,总希望有朝一日他还能重秉兵柄,恢复旧山河,但是,形势的发展远非所愿。

孙传芳被刺前的照片

1930年中原大战以后,他的旧部都被蒋介石收兼,而且成为蒋介石的中坚力量。孙传芳东山再起的美梦被现实打破了。重执兵柄、收复旧山河不可能,给日本人当傀儡他又不敢干,孙传芳陷入苦闷、惆怅之中,终日无以自拔。

“九・一八”事变以后,天津下野军阀中不少人因精神空虚,以潜心禅悦为乐趣。皖系军阀段祺瑞、吴光新、靳云鹏都以皈佛诵经为生活乐事。

正当孙传芳的愁绪难以解脱之时,靳云鹏劝他不要再受尘世名利干扰,赶紧皈依佛门。孙对靳的劝说颇有所悟,感到念佛韬晦是摆脱苦闷的惟一好办法,当即欣然接受。

1933年起,孙传芳和其他寓公一样,也开始了他的礼佛诵经生涯,结果,一开始,他就大有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决心。

这一年天津市的富绅李颂臣将坐落在东南角一带的草厂庵清修禅院让予靳云鹏、孙传芳合办天津佛教居士林。

靳、孙联合李颂臣创办佛教居士林,居士林成立后,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该林理事长。由于靳、孙的影响,居士林自开办以来,非常吸引人,参加者大多是社会上的达官贵人,一时入林者达到一二千人。

孙传芳自皈依佛门即潜心参禅,整日里打坐念佛,排除杂念,也许是他悟了其中道理,所以逢人便劝入教拜佛。有一次他碰到了原直隶省议长边洁清便说:“洁清,你家居无事,不感觉无聊吗?何不到居士林念念佛呢?”

可是,边洁清很风趣地回绝了他,说:“你是5省联军大元帅,连年征战,官兵捐躯者不可胜数,一将成名万骨枯,今日念经祈祷理所当然。我乃文人,没有打仗杀人,不皈依,恐怕如来佛也不会怪的。”

说罢,两人大笑。

孙传芳自信佛以后,据说确有积德行善之事。每到夏日,孙宅大院门外常备绿豆汤供过往行人饮用消暑。

1933年的一个秋天,盗贼夜入孙家公馆行窃,当场被孙家佣人抓获,押到孙传芳的面前听候发落,不想孙传芳非但没有责罚,反而命人赏米周济。天津《立时报》载:“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孙传芳的乐善好施传开以后,不少的人都说孙联帅如今不知怎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但是,尽管孙传芳对菩萨礼敬得不得了,但是,菩萨却并不保佑他,就在他潜心佛事的时候,他的末日也渐渐来临了。

祸根源自1925年孙传芳在反奉之战中轻率处决了奉军被俘的将领施丛滨。

施丛滨安徽省桐城人,保定将弁学堂毕业。当时,孙传芳处决施丛滨后,不仅枭首示众,而且又将他暴尸多日,不准施家收尸。孙传芳杀施后暴尸引起当地红十字会不满,后由当地红十字会出面将施尸草草收殓,施丛滨的女儿施谷兰恳求三叔冒着生命危险,以同乡名义将施丛滨尸首运回安徽桐城埋葬。自此之后,施女谷兰就立下宏誓伟愿,要日后以牙还牙,为父报仇。

施家是一个军人之家,施谷兰的伯、父、兄、弟多人都是学军事的,她的伯父施丛云是清代末年滦州就义的有名的革命烈士,她的堂兄施中诚――施丛滨之养子也在军中任职。施谷兰因自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不便出头亲报父仇,就把希望寄托于堂兄施中诚,施中诚也曾鸣誓答应。

1928年,施谷兰和母亲董氏夫人在张宗昌的山东军务督办公署领取了施丛滨的抚恤金后,当面请求张宗昌寻机提拔堂兄升职,并培养他成才,张宗昌答以照办。不久董氏母女寄居天津,施中诚果然被升任烟台警备司令。施谷兰要求堂兄践言为其父报仇,但是,堂兄给她的答复是“报仇时机未到,恁可轻抛生命”。

施谷兰见堂兄如此求荣贪生忘恩负义,随即立志日后要亲报父仇。

1929年施谷兰赴太原,与第三集团总司令阎锡山的谍报股股长施靖公结婚,婚前施谷兰对施靖公提出日后寻机替父报仇的条件,施靖公答允。但是,转瞬6年过去了,1935年施靖公已升任旅长,依然没有履行诺言迹象。为此施谷兰再次请夫履约,不想施靖公以“家庭所系,儿女情长”为由推延践约时间。

施谷兰一眼看穿丈夫施靖公是个“自食其言,出尔反尔”的伪君子,于是,决定自己去报父仇。

不久,施谷兰在太原已通过郭宗玢将军打听到孙传芳下野后居住在天津,于是亲自到天津,开始寻访仇人行踪。

但是,在一个大城市里寻找一个毫无线索的人是相当困难的,施谷兰一连数月遍查报纸,希望发现孙传芳的名字或行踪,结果连蛛丝马迹的线索也没找到。

在施谷兰暗中察访孙传芳的时候,孙传芳已潜心禅悦,终日参禅诵经,很少到社会上活动,但是有些军阀、官僚、政客依然十分活跃。这些人当中有齐燮元、王揖唐、白坚武、孙润宇、陈觉生等人。孙传芳的部属沈同午、刘玉书、吴赞周也到社会上竞相奔走,希望在即将成立的华北各级伪政府里弄个一官半职。

孙传芳和这些人不同,在日本人日益得势的年代,他没有明显投靠日本军方。他的老上司吴佩孚为了拒绝齐燮元等人劝请出山,在北平市的什锦花园里大搞“陈棺言志”,以示坚定决心,使他不敢轻易表态出山主政。

1933年5月7日,北洋皖系军人张敬尧因与白坚武勾结,企图亲日反蒋建立华北伪政权被国民党军统局的特务处秘密暗杀在北平六国饭店,使他心惊胆寒。

这两件事使他不敢公开靠拢日本军方。孙传芳以遁入空门、清心寡欲、每日坚持打坐念佛为借口,拒绝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孙传芳的隐匿,无形之中给正追寻他的仇家女造成很大麻烦。

施谷兰报仇心切,做完放足手术后,便到天津各家书局购买名人照片,希望看到仇人面目,结果一无所获。一次施谷兰偶然遛到天祥市场二楼“铁算盘道人”的算命卦摊处,发现了孙传芳的照片,第一次认识仇人的面孔。

为父仇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

施谷兰的儿子施大利在法租界培才小学幼稚园部上学,她每天接送儿子,得知一个叫孙家敏的小女孩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大军阀,经过探询,她证实孙家敏的父亲就是孙传芳。之后,她又顺藤摸瓜得知孙家公馆在法租界32号路。

施谷兰密访成功后,即准备动手。为此,她把自己改名为“施剑翘”,以示自己要用剑杀死仇家的决心。

施剑翘行刺前,专程到南京与弟弟施中杰研究了行刺方式,施中杰向她提供了勃朗宁手枪1支,子弹20发。之后,施剑翘又返回天津,到了10月3日,这是施丛滨的遇难十周年祭期。

这一天,施剑翘在日租界观音寺为其父超渡亡魂,特请了居士林佛教会主持富明法师为其父主祭。在祭礼仪式后,施剑翘向富明法师询问许多宗教问题,然后,又问“孙联帅”在居士林佛教会担任何种职务,什么时候到林活动。

富明法师一一作答,施剑翘立即提出参加居士林佛教会。在富明法师答允下,施剑翘就算入会了。

施剑翘入会以后,又进一步与两个兄弟施中杰、施中达计划了行刺孙传芳方案和准备工作。施剑翘决定刺孙后向在场的居士散发传单和“告国人书”,为此,她又购买了一台油印机,印刷了大量传单,留作日后派上用场。

传单内容是:

各位先生注意:

一、今天施剑翘(原名施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丛滨报仇。

二、详细情况请看我的“告国人书”。

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

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各位先生、道长表示歉意。

报仇女,施剑翘。

1935年10月以后,佛教居士林经常可以看到一位新入会的“董慧”(施剑翘)女士出入其间,她虽然是新入会的“信徒”,却是每场必到,从不缺席。

1935年11月30日又是一个讲经日,这一天林长靳云鹏、理事长孙传芳照例皆应到林“领拜”。孙传芳本来准备和夫人周氏一起同赴居士林听经。可是,外面下着蒙蒙细雨,道路泥泞,孙夫人周氏表示不愿冒雨外出,极力劝阻孙当日不必到林。但是“孙因事先与靳约好在林见面”,不便爽约,只得只身冒雨赶赴居士林佛教会。

施剑翘自从参加居士林听经以来,虽然和孙传芳见过几回面,但每次都因听经的居士太多,恐怕伤及众人一直没有下手。11月13日的下午两点多钟,施剑翘和往常一样按时到林听经,但施心想今日天气不好,雨下得这么急,也许孙传芳不一定来。谁知正当她与佛友交谈的时候,瞥见孙传芳的汽车到了居士林的门前,而且孙下车后便进入后院。施剑翘认为机会来了,今天听经的人不多,便于动手,于是就不再犹豫了,按原计划行事,准备好行刺用的手枪和印刷宣传品,待机而行。

当时,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礼佛听经,按男东女西分坐两旁,男居士行列之首座照便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孙传芳。这一天,孙传芳内着青马褂、青袍,外套一件道袍坐在女居士行列之首,聚精会神地听富明法师讲经。

施剑翘坐在女居士的第三排,“乃三时一刻阖堂正在虔诚诵经之际,孙身后座诵经之女徒一人(施剑翘)突抽出手枪,向孙后脑狙击。”“该弹由前额射出,脑髓溅流,孙当场倒地,施又射一弹,由右太阳穴射入,左额穿出,第三弹射腰部前胸透出,孙立时身死,该女凶(施剑翘)于众人惊骇之际,狂呼‘不要怕,我是为我父亲报仇。’”

施剑翘一面喊一面跑到院外,从身边抽出印刷好的传单和一摞“告国人书”扬手四散,宣布已替父报了宿仇,然后,她面向还没来得及散尽的佛友历述其父当年被孙杀害以及孙的其他方面罪状,说完之后,向僧人性慧大喊“快去报警”,并说明自己要去自首。

当她转身奔向电话房,欲打电话自首的时候,居士林警区值勤的岗警王化南已闻枪声赶来。施剑翘见警察来了,于是把手中凶器勃朗宁手枪和3发子弹交给王,并对他说:“我杀了人,你带我去自首。”

一代枭雄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摘自《八大军阀秘闻》,团结出版社2008年5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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