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华特殊机构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成立后，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构建过程中不仅具有外交沟通功能，而且这些外交官们通过中国领导人与美国访华团的会谈、阅读报刊以及与中国领导人的交谈等方式，对中国国内情况及外交政策进行判断，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分析报告，提出相应的建议。其最终目的是让美国政府

政局的平稳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稳固和连续性的重要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局不断出现波动，引起美国政府极大的关注，担心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急需了解中国的政治动向，以便及时调整对华政策。为此，美国联络处积极收集中国一些政治活动和政治事件的信息和资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作为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的参考。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对中国有关政策信息收集可谓处心积虑，渠道多种多样。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联络处的情报人员李洁明在其回忆录中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不管是哪位观察家、居民或外交官，我们联络处上上下下同仁都花精力了解他，我们送回华府的电报，源源不断把三十多年来首次从中国境内直接观察之心得报告传回国内。”联络处内设机构中有一个由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唐纳德・安德森领导的政治部，专门捕捉和分析研究微妙的中国政治情况。为了随时掌握中国的政治风云，安德森及其助手们寻找着中国领导人升降的蛛丝马迹。乔治・布什刚到任时，对安德森等人所进行的政治观察感叹不已：“在美国外交人员中，安德森所担负的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他受命搞清楚一个百年来习惯秘密统治的国家里政治形势是如何发展的。唐和他的助手们致力于搜寻关于中国领导人地位升降沉浮的极微小的线索。他们成了研究中国领导人活动情况的专家。例如，在关于中国某领导人的诞生地落成新建筑的新闻消息中是不是没有提到他？是不是某位中国部长没有被派出去出席一个国际会议，却派了他的副部长出席？为什么已经三个多月没听到关于某某人的消息？谁提升了？谁降职了？

后来安德森在被访问时也承认：“我们做了很多有关中国情况的观察，这包括阅读报纸、期刊，试图找出历史背景是什么，报纸上不时出现的不可思议的哲学讨论的弦外之音。走出去到大街上转一转，很难同老百姓讲话，不过偶尔也有人愿意谈谈。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贴大字报，一种中国人不时地被允许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会走出去毫不夸张地花上几个小时，仅仅是站在一堵墙前面读那些大字报。然后与西方新闻记者交换信息，他们出门也是做同样的事，并也用这种方式收集信息。那些记者能很容易地拍照，我们就做交易去弄到那些照片，然后就拜访一些过来的人士――西方商人和美籍华人学者，他们时常能有比我们更好的途径。我们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附身于某个重要的代表团，或者我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代表团。他们周游中国，我们就陪着他们一块儿去，观察他们想要我们看的东西。”

李洁明对观察中国政治所采用的方法也曾有所描述，他承认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联络处人员和中国人接触较少，“我们联络办事处必须观察追踪政治发展的同仁，只好发挥‘克里姆林宫’学伎俩――这是我们派驻苏联的同僚在别无他策之下，发明出来的观察方法。要想判断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议重要不重要，得记录有多少辆轿车停在大会堂前；要想评估某个国家和北京交情有多好，我们得注意其外宾的排名顺序”。

在中美交流相对封闭的形势下，对中国情报的收集，是美国联络处的重要职责，也是美国政府赋予联络处的重要使命。在美国联络处第三任主任托马斯・盖茨赴华前，1976年4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理查德・索洛蒙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起草与盖茨的会谈备忘录。他在谈及盖茨的使命时写道：“你在一个相当令人关注的时间去中国。因为周恩来的逝世与毛泽东病危，中国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当中，有许多期待着不久以后毛泽东逝世后接替他的领导地位的人。对政策立场争论的程度，我们知之甚少，尤其这些关系到中国与苏联的争端、中国与美国关系。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去保持告知你那些从华盛顿传来的对于形势的分析。但是，我们也希望你尽可能提供有关形势的信息和判断。”6月10日，索洛蒙在谈及新上任的联络处副主任戴维・迪安所扮演的角色时说：“我们仍然关注中国自己国内政治情况的发展，也希望在这种形势可能影响美中关系的时候继续对其进行评价……我们希望联络处对北京领导层的斗争做出自己的判断。我知道你从在香港和台北开始很多年都关心这些问题，但是我认为这在你结合自己的经历对北京的情况做出一些判断方面是特别有用的。我们渴望看到你的解释。”

1973年8月24 日至28 日，中共“十大”召开。在“十大”筹备期间，美国联络处就为报道这次大会做了精心细致的准备工作，并对会议的筹备情况和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了评估。布鲁斯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美国联络处在报道中共“十大”这个难以把握的事件上制订出一个合理的人力分配计划，将现场报道观察结果、氛围和北京对于事件的评论，并且从在这里看到的角度对这个有意义的事件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一些概要的评论。对于中共“十大”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明确，联络处在报告中认为国内事情是根本的原因。如对于林彪和陈伯达如何进行最后的政治处理，谁将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如何处理教育改革、经济的优先发展、科技资助、贸易、下乡青年、文化和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并且领导人中的“极左”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稳健派”的较量还在继续，需要作出一定的妥协。对于大会可能出现的后果，联络处认为，大会在对陈伯达和林彪事件做出一个正式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今紧密合作的领导人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新的党章也需要产生，将林彪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这一条废除。我们怀疑有人有这样的勇气让自己被提名为第二号人物。新的党章很可能像“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文件，而不像宣传显示的从“九大”的文件中产生出来。仍然会有狂热的赞颂，但是声调将会减弱。通过引用劳动者联盟来强调工人在政治实体中的重要性，作为党的成员的重要性可能会被强调。重新组织起来的青年和妇女组织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在评论中国同外国的关系方面，苏联将被挑出来作为主要的敌人，美国将会受到一些批评，这反映了中美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进。宣传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加强，并用和广大的敌人的关系更有灵活性这一点来证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敌人的立场将会得到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将会全面上演，但是在他们将怎样达到这一点上并没有固定的路线。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产生一个新的领导团体，一些有争议的高层领导得到批准复出，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官员的数量，对他们来说可以代表上层的权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地位在新的中央委员会有所下降。一个新的显要的人物，像上海的王洪文可能会得到认可。

1973年8月底，布鲁斯回国述职，并帮助即将上任的国务卿基辛格组建班子，在两人会谈的议题中，就有对中共十大的讨论。基辛格对中共十大感兴趣，因为会议所作出的人事调整和对外交政策的辩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对美政策，同时还影响到自己访华日期的确定。1974年10月，乔治・布什接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后，非常重视对中国内政的观察。布什自己亲自到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地方进行参观，尽可能多地与中国政府官员乃至普通人接触，了解中国的政治、社会状况。

1974年至l975年期间，中国政局的变动，周恩来等“稳健派”与江青为首的“激进派”进行的政治斗争，使得中国的政治形势更趋复杂化，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的对美政策。因此，布什领导下的美国联络处十分重视中国高层政治发展的事态。他定期组织美国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关于中美关系发展的问题。布什在其驻北京时期的日记中对此有着大量记载，比如说，他们讨论过中国政治层中出现的“上海帮”，说他们很极端，反对别的一切派系；讨论过关于中国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他们密切捕捉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重要人物的活动信息，对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等人政治地位上升和变化以及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十分关注，还密切关注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及其神秘的出行安排，并对毛泽东在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角色进行了分析。

1974年3月，根据美国联络处的报告，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政局变化及其对美中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华国锋这位默默无闻的人物成为中国的常务副总理，邓小平在1973年复出后一直受到“激进派”的抨击，北京目前发生的政治冲突造成的后果仍然难以确定，毛泽东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角色是模棱两可的，近几年来他对各个“激进派”领导人表示冷淡，他不会公开支持对邓小平的攻击。但是当他不能在政治局取得充分的支持时，他就可能撤回对邓小平的支持。他们分析认为，毛泽东已经开始支持华国锋，毛的身体状况正在不断削弱着他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的活力，他在未来一至两年内将可能去世，这无疑会使目前中国领导层的不稳定状态趋于复杂化。但是北京的政治波动还没有严重影响到其对外政策，尽管中国高层的政治冲突显然对外交政策的执行有着某种影响。中国仍然保持着对苏联的高度敌视，而决定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毛泽东对国内仍然强调中国对上海公报的承诺，即希望华盛顿奉行一种强烈的反苏外交政策。

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政坛上，1976年是多事之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辞世，中国政局动荡不安，美国政府迫切需要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美国联络处及时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1976年2月，美国联络处向国内报告，中国外交部新闻司2月7日晚些时候对路透社证实，政治局成员、副总理、公安部长华国锋已经被任命为中国代总理。联络处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消息，“因为大多数观察家猜测副总理邓小平应该接替周恩来担任总理职务。周在过去的三年里很明显地培养邓接管总理职务。邓没有被任命为总理的事实说明，如果不是永远地失去，至少也是一个挫折，中央委员会内部在周恩来的继任者问题上很可能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对这一点我们知道的太少，还不能肯定地估计邓的失败表现出来的政治含义。但是北京的一些观察家已经把这件事与近来《人民日报》文章明显尖刻的语调联系起来，这表明北京的政治风向可能已经向左转了”。

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系统纠正，在“四人帮”的推波助澜之下，毛泽东错误地发起对邓小平的批判，渐有起色的社会经济又重新变得动荡起来，长期积压在群众心中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出来，酿成了“天安门事件”，对这场政治风波，联络处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告。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4月7日，联络处向国内汇报了毛泽东对此事的处理结果。“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的建议下，一致同意：任命华国锋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解除邓小平的所有职务，但是允许他保持党籍‘以观后效’”。

华国锋任总理后，美国政府对他所知甚少，需要了解他的风格和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经过精心策划，让盖茨手持福特总统的信设法接触华国锋，在祝贺他就任之际，利用这个机会了解这位新总理。盖茨在与华国锋会谈后所写的报告中，对华国锋作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评价：“中国总理华国锋给我和参加会谈的美国联络处官员的印象是，一个聪明但缺少特点的人，他的特点是谨慎。他充分利用他手中的资源，却没有散发出活力或不寻常的智力或超凡的魅力。华是作为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走向前台的，他不可能在国内或者对外事务中有任何大的作为，也不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于华的机会是长期的还是一个短期的过渡这个问题，我们在美国联络处内有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华会像勃列日涅夫所做的那样把他的对手打倒。但是从那次会见来看，我对华是否有必要的洞察力和领导水平以便让过渡变成长期的任期表示怀疑。我希望有一个更有能力的领导人及时地取代他”。“基于我对华在会谈时的印象，与我的同事们相比，我对其否定更多。我怀疑他会成为真正的第一号人物。看不出他具备让一个存在这么多严重问题的国家正常运转或发展起来的必要的观察力和领导素质。因为急需提高经济和国防能力，我认为新的更有能力的领导人会在中央出现。没有生气的华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后，就会靠边站。”

1976年10月，在“四人帮”及其同伙被逮捕后，联络处及时向美国政府报告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同时汇报了听到或者观察到的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生的庆祝活动。在10月13日的电报中，美国联络处向国内描述了华国锋上台后开始清洗极端分子的过程。报告中说，“l0月7日，北京大学的一个外国留学生告诉记者说，据传华国锋的警卫部队已经包围了政治极端分子的住处。另外一个外国留学生向记者描述了自己亲眼看到军队已经在l0月l2日进驻北京大学，包围了‘梁效’(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的谐音)写作班子的工作区，并逮捕了所有成员。军队同时也进入了清华大学，逮捕了‘梁效’在该校的同伙。另外还有许多逮捕‘四人帮’其他团伙的传言”。这些报告使美国政府及时了解到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变化状况。

华国锋上任后，虽然将“四人帮”集团清除出中国政治舞台，但他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推行个人崇拜和冒进的路线，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生机。在叶剑英、陈云、王震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努力下，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积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逐步实现中共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

1978年l2月正值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再次作出评估，充分论证中美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美国联络处对中国政治形势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联络处在报告中，对华国锋的地位不予认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氛围和邓小平的地位给予了肯定。“在政策问题上，由于邓小平具有了似乎适合中国经济技术条件的构想，同时根据报导，大多数中国高级领导人也觉察到了客观现实，他从而得以成功地掌握了主动权……邓小平具有凤凰涅般的神奇能力，能够受益于过去经历，从而实现东山再起”。

美国联络处的所有这些报告，为美国政府及时了解中国的政治及发展状况，对中国对美政策的变化作出及时的评估，采取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对策，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情报站的作用。

（摘自《特殊机构》，重庆出版社出版 ，定价：35.00元）